问：这一次的情形也是如此吗？

    汪同三：这一次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海外重新再把那个故事演说一遍。只是这次提出这个问题的，不仅仅是个别的经济学家了，它是一个国际机构——国际能源署。国际能源署的经济分析学家又炒了一次罗斯基的“冷饭”，但这次的水平不高。

    总之，这种质疑是正常的，因为受到危机冲击，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必然会出现经济增长速度和用电量之间的背离。在经济复苏后，这种背离也会逐步恢复正常。

　　质疑之声值得我们思考

    问：统计部门要消除海外质疑，需做哪些工作？

    汪同三：需要改进的方面很多，比如要增强统计科学性，从业部门和人员要有责任心，要敬业，不要搞垄断。还有一个问题是地方数据的总和加起来比全国的数值要大。这个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而且愈演愈烈，值得统计部门深思。

    统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特别是中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体制和环境在不断变化，不像一些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体制那么稳定，大大增加了统计工作的难度。但是，还是希望统计部门尽快提高工作水平，提高工作水平的速度应该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

    对于国内外提出的问题，统计部门应该认真思考，好好总结经验教训，加强自己的工作。统计部门已经认识到这点并进行了改进，但是现在的工作还不能完全满足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需要，因而还需做出更大的努力。

    国外对于我们统计工作提出的问题和批评，绝大多数是善意的、实事求是的。虽然不排除极个别别有用心的人、有一定政治色彩背景的人的恶意攻击，但总体来说，国外提出的质疑值得我们思考。

    统计方法需加快转变

　　问：我们的统计工作如何与国际接轨？

    汪同三：比起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在与国际接轨方面已经大大改进了。原来我们用MPS体系，现在是SNA体系，比过去科学了。

    但即使是SNA这样一种统计体系，又分为不同的方法，比如GDP就有3种计算方法，一种是生产法，一种是支出法，还有一种是收入法。这3种方法得出的GDP肯定是存在差异的。统计部门的工作质量就是要使不同方法得出的GDP的差距能够最小。

    西方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采用的主要方法是支出法；而中国主要是生产法，但也有按投资和消费计算的GDP，这二者的差距显然比西方的差距要大。

    问：在统计方法上该怎样改进？

    汪同三：比如对于职工工资上涨的统计质疑，统计部门的解释是他们统计的范围狭小，没有把所有典型职工包括进去，而只统计了国有企业职工，这就需要以后做一个全口径的统计。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数据的延续性。比如，以前没有全口径的职工工资，这时就需要创造一个新的数据指标；而一般研究人员还是需要用历史时间序列来做分析，这就要沿用旧的比较有局限性的口径数据。所以，统计部门需要讲清楚，让大家知道是基于什么样的基础。比如我们讲CPI，是要和去年相比的。

    问：为什么要创造一个全口径的职工工资数据？

    汪同三：现在的数据主要是国有企业职工工资，但职工工资涉及到全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市场经济发展过程。过去，国有经济是大头，统计部门只要统计国有企业职工工资基本就可以了；而现在发生变化了，国有企业的比重在变小，其他类型的企业比重在增加，如果还局限于统计国有企业职工工资就不能代表社会的整体水平了。这种旧方法大约从计划经济时就开始使用了，但统计方法的转变落后于经济结构的转变，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路倩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