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1日，第22个世界艾滋病日，这也是张林琦从事艾滋病研究的第22个年头。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一定要好好吃药，决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健康人群则一定要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关键是知识和行为相配合，采取有效的保护手段，既为自己，也是为别人。”

　　这是一个研究者与艾滋病病毒交锋20多年后，给人们的忠告：“预防预防再预防，因为现在的疫苗和药物还不能根治艾滋病。”张林琦说。

　　一个令人敬畏的对手

　　直径只有100纳米的艾滋病毒，“杀”入人体复杂而庞大的免疫体统，就像一个人冲入千军万马一般，但一番厮杀后，胜利的仍然是它。难怪张林琦将艾滋病病毒形容为微观世界中的“superman(超人)”，必须承认“这是一个令人敬畏的对手”。

　　随着艾滋病在全球的加速蔓延，研发有效的疫苗，已成为人类面临的最严峻的科学挑战之一。三年前，张林琦从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分子机理研究，转向了疫苗的研发。“要想从根本上控制艾滋病的蔓延，没有疫苗是不行的。”长期的基础研究，让他更清楚疫苗这项研究的挑战和意义。

　　“这个领域里有个说法，艾滋病疫苗的研究是‘博士后的坟墓’。”张林琦说，“意思是做疫苗就意味着出不了好的结果，发不了文章，没有科研基金——你死定了。”虽然是一句玩笑，但笑过之后，疫苗研发的难度昭然若揭。包括张林琦在内，这条路上的研究者们每迈出一步都付出了更多的努力。

　　张林琦曾经用“望山跑死马”来形容他现在所做的事情，“虽然方向清楚，但路有多远，谁也不知道。”不过，在他看来，能做艾滋病疫苗的研发也是一件幸事，“做科学的人，本身就愿意选择有挑战性的东西去做，我们这些人能有精力、有能力来做自己认为很有意义事，是非常运气的。”

　　一项令人激动的实验结果

　　张林琦的“运气”的确不错，今年9月，在他的合作伙伴，中科院广州生命与健康研究院陈凌教授的实验室里，产生了一项令人激动的实验结果。

　　“实验动物接种了我们的疫苗，其中一组的观测结果非常好。”张林琦解释说，这次进行的动物实验，采用的是创新型艾滋病粘膜疫苗，实验动物是十六只恒河猴，分为四组，其中的“最佳组合”——三只猴子体内在攻毒6周之后检测不到艾滋病病毒，另外一只的病毒水平不足对照组的百分之一。

　　“在生物学的实验中，出现这样明显的差异，是很不容易的，我们非常激动。”张林琦下一步的目标是扩大动物实验的规模，进一步验证实验结果。“下一阶段的实验，我们将使用三十到四十只猴子，猴子入选已经基本完成。”张林琦说。

　　创新型艾滋病粘膜疫苗是一支完全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疫苗，并且所采取的疫苗策略也是独树一帜。全国流行病调查数据显示，我国的艾滋病流行趋势已开始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扩散，而这种扩散主要就是通过性接触，即粘膜途径感染。

　　“如果我们的疫苗能在粘膜表面诱导出很好的免疫反应，那就是为抵抗艾滋病毒进入人体筑起了坚固的第一道防线。”为了这个目标，张林琦和他的合作者们“铆足了劲儿”，希望利用基础病毒学和免疫学的最新研究成果，通过对粘膜抗原、粘膜载体、粘膜佐剂和免疫策略的设计与优化，研发能够诱导出粘膜免疫功能的疫苗，从而阻断艾滋病的性传播渠道。“研究还发现，这种疫苗在血液里也能诱导出高强度和持续性的免疫反应，这也令我们激动不已。”张林琦说。

　　一道棘手的“非科学难题”

　　艾滋病疫苗研究，在实验室内的难题不言而喻，而对于国内的研究者来说，实验室外的难题更加棘手。

　　“我最担心的是在疫苗可以进行临床试验时，没有适合的现场。”张林琦所说的“现场”指的是进行疫苗人体试验的地点。“国内公众对疫苗临床试验的理解有着很大的误区，有人认为参与试验就是为科学献身了，这种想法太片面。”

　　在张林琦看来，参与试验并不是件坏事。在整个过程中，受试者是来去自由的，可以随时退出。并且“试验的过程中，会有很多对身体的检查，对健康状况的随访，并且能够让你更清楚地了解艾滋病知识及如何有效保护自己不被病毒感染。”张林琦表示，如果自己符合条件，他愿意参加艾滋病疫苗的临床试验。

　　疫苗的一期临床试验首先就是安全性的检测，“所谓的安全性检测并不是检测疫苗的保护能力，而是检测疫苗对人体的副作用。”第二期是在安全性的基础上，评估疫苗是否能诱导出相应的抗体或细胞免疫反应。第三期才是检测疫苗的保护性能，“这要到现场进行上千甚至上万人的实验，采取双盲的方式，一段时间后，进行解盲，看看接种疫苗和没接种疫苗的个体中，在防止感染和降低病毒复制能力等方面，是否有显著的差别。”张林琦解释说。

　　“但对于疫苗临床试验的整个过程和参与试验的利弊关系，人们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了解。”面对这种情况，张林琦觉得要与潜在参与试验的人群和社区多沟通，“要设计个性化的方案，组织专门的辅助团队，进行一对第一的辅导，来解决受试者的顾虑与担心。”

　　同时，张林琦和他的团队也准备了另一套方案。“从开始做疫苗时，我们就要精诚合作，不仅中国人自己合作，还要和别的国家的人合作。”张林琦希望这只疫苗能在全世界范围内找到现场和志愿者进行试验，“这等于是在世界性的平台上选择一个检测我们疫苗的最佳场所。”

　　一个稳固的“金三角”

　　北京、广州、香港，张林琦、陈凌、陈志伟。三个人，三个地方，为了同一个目标组成了一个“金三角”。

　　“我们是‘自由恋爱’。”说起这个研究组合，张林琦很是得意。在美国工作时，他与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前任院长陈凌教授，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艾滋病研究所的陈志伟教授就是“老相识”。

　　2008年，由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香港大学、清华大学联合申请的国家“十一五”“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创新型艾滋病粘膜疫苗的研发”让这三个人有了更加亲密的接触。

　　“我们三个人在国外的背景很相似，能够优势互补。”张林琦说，“现在的生命科学领域中，个人英雄主义是完全行不通的，所以合作精神在我们的脑子里根深蒂固。”在他看来，“三个人只要撤出一个，这事干不成。”

　　合作的非常融洽，但要说没有摩擦也不可能。张林琦说：“比如一个实验应该如何设计，大家就会有不同的意见。” 最终的共识也是通过反复的讨论达到的，“一旦达成共识，无论采用了谁的思路，大家都非常高兴，因为这里面凝聚了大家的智慧。”

　　目前，这个“自由恋爱”的组合正全力以赴，孕育着他们“爱情的果实”。

　　人物链接

　　他是艾滋病防治领域的一面旗帜

　　作为多年的同事和合作伙伴，张林琦眼中的何大一博士“是一个令我们非常敬仰的偶像、前辈，是艾滋病防治领域的旗帜性人物”。

　　何大一，美国纽约洛克菲勒大学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1981年，在洛杉矶Cedars-Sinai医学中心当见习医生时，他接触到了最早发现的一批艾滋病病例，1994年开始研究“鸡尾酒”疗法治疗艾滋病。1999年，他和同事又发现艾滋病病毒可以逃逸药物治疗而持续性地在体内复制。2000年，研发出C型艾滋病疫苗，目前已进入临床实验阶段。

　　“何博士非常聪明，在科学上看问题很准。”张林琦说，他经常能够抓住关键问题，并通过非常巧妙的方法解决问题。在工作上，何大一也是超乎常人的努力，“我们在中心工作的时候，他肯定是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经常是下了飞机，提着包就进实验室了。”

　　张林琦对何大一的另一个印象是谦和。“作为‘老板’，对我们非常照顾，给了我们很大的空间，希望我们能提出自己的想法，如果你能在科学上超过他，他还会非常高兴。”

　　——人物档案——

　　张林琦

　　清华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5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1992年获英国爱丁堡大学遗传学系博士学位，主要研究艾滋病病毒遗传学与免疫应答的分子机制。1993年—1997年，在美国纽约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1997年—2007年，任美国洛克菲勒大学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副教授、研究员。2003年获“海外杰出青年基金”，2007年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并受聘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中担任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生物学和免疫学应答机制研究”项目首席科学家，及国家“十一五”传染病重大专项——创新型艾滋病粘膜疫苗研发的首席科学家。

　　他曾在世界上首先报道了艾滋病病毒与人体免疫系统相互作用的动力学特点，为抗艾滋病药物和疫苗的研发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得到国际同行的高度重视和积极评价。近一年多来，在探索研发创新型艾滋病疫苗等方面取得了一项有重要意义的研究结果，在巴黎刚刚结束的2009世界艾滋病疫苗大会上得以报告，并引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