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越共的十届十中全会,原计划提出‘公民社会’。不过最后因为担心敏感,暂时搁置了。”但越共已基本肯定“公民社会”的建设方向。

　　10月下旬,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主办了第一届中越马克思主义论坛,两国学者对中越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问题进行交流。策划者将其称为“北京模式”与“河内模式”的碰撞。2008年以来,越共开始从地方尝试党政职务一把手由一人兼任,目前已经进行到部级单位。

　　□本报记者沈亮发自北京

　　中国的“好学生”越南,正选择一条和中国不尽相同的革新路径,而路径的差异还将进一步扩大。

　　此间专家说,越共中央的理论智囊们,正在为2011年的越共“十一大”做理论准备。越共高层认为,当下使用的“1991年纲领”已制约了越南的改革现实,亟需被补充和完善。“越共‘十一大’会有标志性意义。今后越南的政治体制改革将与中国的差别越来越明显。”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外社会主义实践研究室主任潘金娥说。作为社科院唯一专门研究越南问题的学者,她曾在去年和今年各访越三次,与越共中央的理论智囊有过深入的交流。

　　修改“1991年纲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越南对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判断将要变化。“越南理论家透露:‘过渡时期’在纲领的题目中估计要去掉,这是因为根据列宁的观点,‘过渡时期’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为最重要特点,但越南目前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潘金娥介绍说。

　　在越共此前的“十大”报告中,已用“民族大团结是社会发展前进的动力”,取代了此前的“阶级斗争是社会前进的动力”的表述。

　　当然,越共依然坚持1991年纲领的基本精神: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今年10月下旬,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主办了第一届中越马克思主义论坛,两国学者对中越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问题进行交流。作为论坛策划者之一,潘金娥将此次会议称为“北京模式”与“河内模式”的碰撞。

　　推“公民社会”

　　现在,“公民社会”的概念,正被越共的理论界热烈讨论,计划在国家与市场“两只手”之外,再加入社会的力量。“这将是一个新突破。在今年越共的十届十中全会上,原本已有提出‘公民社会’的打算。不过最后因为担心敏感,暂时搁置了。”潘金娥说,但越共已能基本肯定“公民社会”的建设方向。

　　从三四年前开始,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的专家们就已在讨论这一问题。这个委员会由来自总理顾问小组成员、中宣部、越南社科院、越共中央等越南权威机构的三十多位理论专家组成,是越共的“智囊团”。

　　今年10月份,建设“公民社会”的方案已经基本得到理论界的认同,并将按此操作。一个针对于此的国家级的课题也已撰写完毕,只是尚未对外公开。一般来说,建设“公民社会”被认为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步骤,以期提高公民和社会组织说话的分量,提高公民、社会对政府监督和质询的能力。“越共认为,更加公开、民主的社会,对越共本身的廉洁奉公也是有利的。”潘金娥说。

　　自越南革新之后,政府对社会团体的审批一直相对宽松。潘金娥曾向越共的一位高层人士提问说:是否会有失控的担心?“‘我们也在一边做一边看。现在看来并不会失控。’对方说。”她说,那位高层人士还举例认为:越南在“九大”、“十大”时,曾将党的政治报告散发给全民讨论,并且推行国会(类似于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全国直选,不仅没有对政治秩序造成影响,反而受到国内外的好评。

　　反“和平演变”

　　在第一届马克思主义论坛上,来自越南社科院哲学所的阮玉河认为:与越南革新前比,党的领导方式发生了很多积极的变化。比如,以前国会主要是按照国家法律程序把党的文件规范化,现在的许多问题,政治局并不事先决定,而是提出方向,让国会来决定。

　　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所不同,越共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权国家”。“他们认为法律是至上的,政府总理签署的文件都要交国会讨论和表决,国会有时也会对文件提出修改意见。”潘金娥说。

　　不过,越共亦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相当警惕,这也明示了其对坚持共产党执政的信念。

　　今年8月,越南的《人民军队报》———《人民报》之外的第二大官方报纸———曾发表大系列文章:挫败西方和平演变的阴谋。越共理论家的判断是,当前,“和平演变”的攻势没有减弱,而是更加强烈了。

　　例如,曾于上世纪80年代宣布解散的越南民主党,已重新在海外组党,国内也有要求开放党禁的声音。“越共看来,所谓的民主党主张的自由、民主都是对的,这和越共的主张没有冲突,问题在于他们想利用这个幌子,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而不是真正地为了人民的自由和民主。”潘金娥说。

　　在越南,越共领袖胡志明的遗体也被保存下来,供民众瞻仰。胡志明的主席陵由前苏联专家设计,建筑风格是列宁陵与越南民族风格的结合。

　　每天都有大量瞻仰者在巴亭广场等待的队伍中挪动前行。胡志明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一样是构建越共理论的基石。

　　基于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越共提出的应对方式之一是,加强党自身的建设,建设节约廉洁的政治队伍,也一直关注着中国共产党的党建工作。

　　越共“十一大”还将修改党章,“新的纲领可能会对讨论多年的党员经商问题给出明确答案,其他具体内容尚不明确。但今后越共依旧会强调:越南共产党是全民的党。”潘金娥判断说。

　　一个社会主义,两条不同道路

　　虽然中越启动改革的时间有先后之别,但实质内容却表现出诸多的相似之处。比如,选择了重点突破与稳步推进的渐进发展模式、通过改革逐渐改变传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传统经济模式下所形成的公有制经济进行重大改革等。

　　在越南,“十一大”的代表、党委委员选举要在全国各省市的20%的地区推行直选,并且实行比例不少于15%的差额选举。

　　越南的政治体制革新以行政改革为突破口,革新以来曾推行党政分开的模式。但是,行政效率低、贪腐严重等问题一直未能解决。此间专家说,2008年以来,越共开始从地方尝试党政职务一把手由一人兼任的方式,目前已经进行到部级单位。而国家主席和越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是否也要由一人兼任,将在“十一大”召开前最终决定。

　　在经济领域,“十大”之后,私营经济的地位有明显提升,出台了保护性的措施,亦有政策倾斜。“越南正在淡化‘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导’,转而强调党和国家对经济,尤其是资金的实际控制力,以保证推行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潘金娥说。“越南对中国选择经济改革先行的道路也很尊重。”潘金娥说,“他们看来,无所谓先后快慢,改革基于的现实不同,路径自然会有差别。”事实上,两国在理论创新方面,也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现实相结合的出发点。“‘结合’是一个双向性的‘发现’过程,即不断发现马克思主义中的中国性因素和不断发现中国现实历史中的世界性因素。”在论坛上,中国社科院马列研究院党委书记侯惠勤发言说。这样的概括,对越南也同样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