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钱炜

　　“国家出版基金2007年设立，主要扶持公益性的社会科学类出版项目，去年预算是2个亿。但有了钱，却一直苦于找不到好的作品。”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出版管理司选题备案处处长王然在16日的科普创作出版研讨会上这样表示。

　　王然的苦恼，并不是个别现象。北京市科协有一个已持续实施10年的“科普创作出版专项资金”。人民邮电出版社前总编辑、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陈芳烈已参与了好几届该项资金的评审工作，并担任终审评委组的组长。他告诉记者：“我们现在缺乏科普力作。每次终审，在十几个作品中令人眼睛一亮的寥寥无几，有的甚至写得像学术论文一样。”

　　在谈到科普出版业的发展状况时，王然用“悲伤”形容——英国物理学家霍金的《时间简史》1993年开始在中国发行，至今已经卖了100多万册，插图版的也卖了40多万册，至今还保持着不错的销售状况，而国产的科普读物，这两年卖得最好的也只有5万多册。

　　如此诱人的市场和充足的经费支持，为何却换不来好的科普作品？王然说，科普是整个出版业的一个弱项。我国每年新出科普读物品种很少，数量在600—1000种之间。在整个科普出版业中，进口图书占到65%，国内的占35%，而这其中属于原创的不超过10%。同时，国内科普读物的质量与国外相比，也有着很大差距。

　　创作理念是显见的差距之一。王然指出，在创作理念上，国外的科普读物已经越来越细化。比如，有人会专门著书论述苍蝇是如何交流的。而我国的科普作家的创作理念还停留在比较初级的阶段，很多人以为，科普就等同于把知识通俗化。“科技与人文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优秀的科普作品应折射出人文关怀，同时也要有很强的可读性。”

　　根本的问题，是科普作品创作队伍的问题。“这就跟拍电影一样，电影业繁荣的先决条件，是要有好剧本。”陈芳烈表示，目前我国的科普创作者素养与国外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现在国内的部分科普作家由于年龄大了，知识也老化了，知识结构已跟不上当今科技的发展。”

　　尽管如此，陈芳烈指出，目前国内专职于科普写作的人，数量也是微乎其微的。“大多数都是兼职的，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业余兴趣爱好者。其实很多著名科普作家同时也是科学家，像霍金就是物理学家，但国内的大环境却不利于科学家们从事科普作品创作。”

　　王然的一位朋友是“长江学者”，同时也很有文学天赋，但每次王然动员他写科普文章，都被他拒绝了。“他说我是搞科研的，去干这事还不让圈子里的人笑话？再说，写科普文章对于评职称拿项目也没有用处。”

　　陈芳烈说：“现在流行一种观念：除非你在科研上不能有什么大作为了，才会去写科普文章。这种错误的观念和激励机制应当转变。”

　　(本报北京12月2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