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2006年开始的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社保体系的基础性建设是其中最值得鼓励、最有价值的改革，社保体系的改革目标在于建立统一的国内劳动力市场，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保障体制。

　　第一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务工者是悲惨的一代，二十年之后他们面临养老难题，虽然在城市工作了一辈子，却不得不回到农村接受低水准的农村新农保。社保制度是束缚中国劳动力转移的最后绳索，我国现有的户籍制度，人为地将劳动者按照身份划分成农村与城市两部分，就算是城市也划分成大中小城市，原因是不同的城市之间社会保障水平参差不齐。按照身份而不是按照能力决定个人的收入、养老是野蛮与不公的旧体制存留。

　　不合理的制度有了破冰曙光，第二代打工者有望摆脱现行不公平社保体制束缚下的“下等人”标签。

　　12月2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2010年1月1日起施行《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实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跨省转接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保机构信息库和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信息查询服务系统，发行全国通用的社会保障卡。参保人员在各地的缴费年限合并计算，个人账户储存额累计计算，对农民工一视同仁。

　　以往工薪阶层在跨地区就业时，只能带走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却带不走原单位为其缴纳的养老保险，由于农民工流动性大只能要求退保，有研究表明，广东省农民工退保率长期维持在95%以上，单位缴纳的养老金就沉淀在流出地，不知所终。

　　由此，社保资金入不敷出与低效浪费奇妙地集于一身：一方面各级财政政府补贴社保，2007年各级财政对养老制度补贴的总额高达1100亿元，全国社保基金缺口8000亿以上，必须通过国有资产变现与股市投资弥补资金缺口；另一方面却是养老基金巨额沉淀，2007年全国养老基金沉淀7000多亿元，作为外来务工人员聚集的广东一地，就有1300亿元。加上2008、2009年两年，初步估计我国养老基金沉淀资金在万亿元以上。

　　不仅如此，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待遇天悬地隔，距离越来越远。1990年企业单位人均离退休费是1664元，事业单位是1889元，机关是2006元；但到2005年，企业是8803元，事业单位是1.6万元，机关是1.8万元，事业单位和机关分别比企业高出87%和110%。成为典型的逆向激励机制。

　　如此不公、低效与浪费的社保体制必须改革。

　　虽然制度上正在改进，却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应该坦白地对流动性较强的务工人员说，社会保险全国通存通兑目前还不可能达成，将期望拔得过高，有可能在他们久经歧视的伤口上撒盐。

　　第一个问题是，社会保险还不可能实现全国通存通兑，社会保险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五大类，新制度中除了基本养老保险外，其他医疗失业等保险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即便是基本养老保险的通存通兑也存在极大的障碍，目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部分地区实现省级统筹，大多数地区只实现了县级统筹，彻底的小区域画地为牢的保障方式，这意味着多数人劳动关系转出县外就存在很大的障碍。

　　在全国范围内转移，需要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保机构信息库和基本养老保险缴费信息查询服务系统，也需要缴费、年限等相关计算细则，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基本养老基金的跨地区转移，还取决于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地方政府积极性高，则可以减少计算时间，如果地方政府积极性不高，完全可以用种种技术借口敷衍塞责。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和民众积极性不可能高，中西部的一些省份养老基金缺口很大，年年要向中央财政申请补助；而在广东，2006年全省养老基金滚存结余1361亿元，如果统筹意味着东部地区的养老保障水平下降，普通民众首先会表示不满。

　　为了提升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在今年2月征求意见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草案中，转移养老金时规定的是按“实际缴费工资基数的12%转移”，并不是把企业替职工缴纳的20%全部转移过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对地方政府的“绥靖”，让地方政府继续使用部分沉淀资金的余地。

　　公平并不意味着实行一刀切的共产方式，在各地养老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下，对各个地区的养老保障水平强求一律毫无意义，关键是建立账随人走的体制，政府保证每个人所缴纳的保障金，以及单位为特定个人缴纳的保障金能够用到这个人身上，个人的钱为个人所用，而不是让农民工的养老金被莫名其妙的第三者所用，为政府所用，这是对于个人产权的最大保护，也是最大的公平。满足这一前提，再根据财政收支考虑养老金的基本标准也不迟。(作者系每日经济新闻首席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