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简介

　　郭巍青，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担任《中国公共政策评论》主编，《中国公共政策年卷》编委。

　　本报讯　(记者张艳芬)知名学者郭巍青昨日上午做客岭南大讲坛畅谈《民工荒与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他认为“80后”农民工被媒体和社会妖魔化，“他们应该自己站出来表述自我”。

　　新生代农民工看重朋友圈子

　　“民工荒”成了2010春节后最热门的话题，很多企业主和媒体将其原因归因于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的转变。

　　历时半年，郭巍青连同本报及数名专家做了1500份农民工问卷调查，其中56.9%是“80后”新生代农民工。郭巍青的调查结果是三个“相去甚远”：第一，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工的生存状况，与“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分享改革成果”的理想目标相距甚远。第二，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与“转化为城市居民、融入城市生活”的理想目标相距甚远。第三，农民工能享受到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与国家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应有能力以及制度目标相距甚远。

　　郭巍青说，参与调查的中山大学同学反馈，不少接受调查的“80后”新生代农民工有一些共同点：他们不愿意加班、不愿意“包吃包住”困在一个小空间工作、甚至不太在乎工资是多几百元还是少几百元，他们更看重朋友圈子和未来发展前途等等，但是，并不能因此就说他们是“娇生惯养”。

　　社会描述存在因果关系颠倒

　　郭巍青认为公众话语系统中，文化、经济、社会方面都对新生代农民工作了“妖魔化”解读，而他们自己——— 近2亿的“80后”农民工，站出来表述自我的可谓寥寥可数。

　　郭巍青认为，社会描述中含有冷酷的因果关系颠倒与个人心理归咎，留守儿童或者跟随父母在不同的城市里流动，不能接受很好的教育，这本来是国家政策、制度、城乡二元分割的一个巨大的制度缺陷，现在将这个缺陷作为一个背景隐藏到后面去了，突出显示出个人的心理扭曲和行为错位，于是留守儿童的问题就转化为家庭没有正确的教育；无根漂泊与读书难问题转化为“内心失去善恶标准”。

　　郭巍青指出，至于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三高一低(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但是工作耐受力低)”直接导致民工荒的说法更是隐藏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普通工人标准的视觉大背景下提出来的。

　　郭巍青更愿意把80后农民工称为“底层青年”，他希望这些“底层青年”都能向开博客的新生代农民工万小刀学习，勇于表达自身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