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张智丰

　　人“性本善”还是“性本恶”，这是数千年来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社会心理学家们也以他们出色的工作为我们提供了独特的解读视角。

　　二战中的普通杀手

　　在讲述社会心理学家们的工作之前，作为引子，让我们先来看一部电影。2008年热映的影片《朗读者》描述了一个亲历大屠杀的普通德国人，这位看似平淡无奇名叫Hanna的女主人公，在二战时曾是纳粹集中营里的一名看守。要知道，在二战中总计共有600万犹太人被杀害，仅靠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党以及德国的军队，是无法完成这样浩大的“工作”的。许多犹太人需要先被抓起来，送到集中营关押，被挑选和押运，最后被屠杀。中间这种种环节，必定有千千万万普通德国民众的参与方能完成。而《朗读者》中的主人公Hanna，是这个庞大的杀人机器系统中的一颗小小的螺丝钉。

　　影片中的Hanna在战后被集中营中幸存的犹太人指认了出来：她受命拣选女囚犯，把她们押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受死。在一次押运的中途，她们在一座教堂里暂时歇脚。当时教堂突然起火，有数百名犹太人被关在里面。她和其他几个女看守选择不去打开门让囚犯们逃命，结果除1人以外，其他人都被活活地烧死了。而当法庭上，法官情绪激动地质问Hanna为什么要这样做时，她说她只是在do her job，“如果开了门，秩序就乱了，囚犯们就会逃跑”。

　　相信看到此处的观众无不大跌眼镜：这还是影片前半部分那个Hanna么？那个有爱心的、美丽动人的、情感丰富的Hanna？那个把素不相识的生病男孩送回家，那个在听教堂女孩们合唱喜悦而泪流满面的有血有肉的女子，怎么会是如此冷漠无情，宁愿维护秩序而眼睁睁地看着如此多的生命死去的杀人机器呢？这是同一个人么？

　　心理学家与观众有着同样的困惑：屠杀犹太人的德国人，不论他们是士兵还是集中营的看守，曾几何时，他们也只是普通人，并不掌握别人的生杀大权，也并不是杀人如麻的亡命徒。然而屠杀实实在在发生了，由这些看似普通的人执行。到底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样的行为，使得纳粹权威的意志得以贯彻？而这样的行为到底是偶然，还是其中蕴含了某些全人类普适的规律？

　　监狱实验

　　为了解答上述困惑，美国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Stanley Milgram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凑巧的是，第一项实验开始于1961年7月，距德国著名纳粹战犯Adolf Eichmann的审讯只有3个月的时间。研究通过广告招募被试。广告里说是要邀请人们参与一项耶鲁大学的学习与记忆的研究。当被试来到实验室时会遇到另外一名被试，他是一个40来岁的中年男子，举止温和，笑眯眯的很讨人喜欢。其实，这名被试是组织实验的研究者——“主试”的同盟，事先经过特别的培训。主试告诉两个被试，这个研究要考察惩罚在记忆中的作用，以往关于惩罚方面的研究很少，所以想做这样一个研究。两位被试将通过抽签来决定，一人扮演教师，一人扮演学生，扮演教师者负责在实验过程中监督学生学习一张词汇表，考察记忆情况。实际上，抽签被做过手脚，以确保每次作为主试同盟的被试都抽到学生的角色。

　　主试是一名生物学教师，身穿白色实验服，表情非常严肃。抽签结束后，学生被绑在电椅上，手腕上搁置电极。主试向扮演教师的被试发命令，当学生没有正确回答记忆项目时，就按电击发生器上的一个开关，对其施加电击，电击幅度随错误次数依次增加，从15伏一直到450伏，并清楚地标明“轻微电击”、“中等电击”、“强电击”、“特强电击”共4档。虽然学生并不会真的受到电击，但实验开始前，还是要让扮演老师的真正被试感受一个轻微的电击，以便让他们相信发生器不是骗人的摆设。当作为学生的被试询问电击要不要紧时，主试会回答说：尽管电击可能非常疼痛，但不会造成永久性组织损伤。

　　实验开始后，可以想象，学生不断犯错，电击量持续增加。实验中扮演教师的被试看不到学生，但能听到他的声音，声音其实是事先录在磁带中的标准化反应，例如到75伏时，学生开始呻吟，150伏时要求退出实验，180伏时叫喊疼痛不可忍受，300伏时尖叫起来，说他什么也记不住了。这时，所有扮演教师的被试都表现得非常紧张、沮丧，不停询问主试下一步该怎么做。每当扮演教师的被试不想再继续时，主试就会说些增加命令力度的话要他服从。开始时，命令非常温柔：“请继续”；接着是“实验需要你继续”；更进一步是“显然，你有必要继续下去”；最后，主试说“你别无选择必须继续”。

　　实验一路进行，最终出现了令人惊异的结果：作为教师的被试中没有人在300伏以前停止电击，而65%的人完全服从实验者的命令，将电击强度一直加到了450伏。在整个实验过程中，虽然学生受电击之苦是假，但作为教师的真被试们所经受的心理压力却是实实在在的，许多人大汗淋漓、瑟瑟发抖，颤抖、口吃、神经质的发笑。然而，他们却还是服从了主试继续下去的要求，大部分人都将实验进行到了最后。

　　这个实验的结果实在令人困惑。实际上，主试的权威性并不高，除了那几句具有命令色彩的话语，主试对于被试并没有多大权力可言。如果被试选择中止实验，主试什么都做不了，也不会发生任何让被试“吃不了兜着走”的事情。然而大部分人还是选择了服从命令，违心地做出伤害他人的事情。当然，其中可能的一个因素是，实验是以著名学府耶鲁大学的名义招募的，这种名声本身可能具有一定的权威影响力，这使人们相信这里的研究者并不会真的做出伤害别人的行为。为了排除这种因素的干扰，Milgram又在1965年报告了另一项研究的结果，新研究和之前的研究在大部分条件上都是相似的，只是把研究地点选在了康涅狄格州的布里奇伯特，位于一个脏乱不堪的地区的一座老办公楼中，并告诉被试这是由布里奇伯特公司(研究者虚设的)赞助的一项研究。结果最终执行最大电击量的被试比例降至了48%，但在统计显著性上没有差异，被试依旧显示了很高比例的服从行为。

　　Milgram的研究结果提示我们，人们对于权威的服从程度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似乎，服从权威是我们一种自然而然的反应。这就好像羊群里会有“领头羊”一样，一群羊会跟着领头的羊走。放牧的人掌握了这个规律，当放羊的时候控制头羊的行动，头羊去吃草或者头羊回羊圈，其他羊也会自然而然地跟随。有了头羊的带领，就能使得羊群更快地寻找到食物或者庇护之所。同样的，许多时候遵从权威的意见和领导，也会使群体中的每个成员获益。然而这种跟随权威的机制并非全无漏洞，事实上，每当要宰杀羊群的时候，也是由头羊带领进入屠宰房间的。而人在服从权威意志的同时，似乎也很难辨别出这种服从对自己、对他人潜在的危害，有时这种服从很是盲目，不辨善恶。

　　这种对权威的服从似乎具有很强的跨时间稳定性。时隔40多年，在世界范围内的多位研究者都试图重复Milgram的实验程序。最终，他们都得到了与Milgram实验类似的研究结果。例如Burger和Jerry发表在2008年《美国心理学家》杂志的研究显示出与Milgram在1961～1962年研究相同的服从比率，并且他们的研究符合当前知情同意的伦理规范，其中包括事先告知被试可以随时中止、退出研究。此外，服从比率在性别上也没有差异。

　　如何打破僵局？

　　让我们再来重新审视一下《朗读者》的女主人公Hanna吧。现在看起来她的行为也许并没有那么不容易理解了，也许她只是单纯服从于他人的命令，作为一个普通人，你、我可能都会在这样的情境下做出类似的反应。社会心理学家还可能为我们提供其他一些替代性的解释，比如服从命令过程中的责任分散，即我服从命令就代表不需要我承担后果和责任。除了不需要承担后果，服从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社会角色的力量也不容忽视，例如Philip Zimbardo教授主持的著名斯坦福监狱实验发现，当把原本都是健康男大学生的一群被试放在模拟监狱的环境中分别扮演“犯人”和“看守”时，随时间地推移，两组人都“入戏”越来越深：犯人不断暴动，看守想尽一切招数镇压。事后当事人都如大梦初醒一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真的像“对待牲口一样对待扮演囚犯角色的同学”。

　　回到善与恶的争论，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方面，而特定的环境(小到实验情境，大到社会历史环境)会催发出人身上特定的方面。就像在电影《朗读者》最后，当Hanna的遗物被转交给作为幸存者的一位女士时，她说：“许多人问我在集中营的日子学到了些什么，集中营不是大学，我们不是来学习的……集中营里什么也没有，什么也学不到”。确实，在恶劣的、人们普遍遭受危险痛苦的环境下，让我们每个普通人学到善良，保持人性中光明和美好的方面几乎是不可能的。了解了这一人性的规律，也许我们会更懂得安全美好、光明温暖的社会环境是多么的重要，多么的可贵。

　　然而如同“鸡生蛋，蛋生鸡”，环境会影响人，人同样可以影响环境。Milgram的另一研究结果发现，当实际是主试同盟者的扮演学生的被试坚持拒绝继续实验时，真被试服从命令的比例显著降低了：个体的人同样影响了实验的情境。因此，也不能忽略每个人在影响社会环境过程中所肩负的责任。努力培养独立思考和判断事物的能力，不盲目听信权威就显得尤为重要。虽然这并不容易，但却是我们每个人需要努力的方向。

　　(责任编辑/李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