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6月7日电 (记者卫敏丽 吴晶晶) “院士不是生活在世外桃源。”在7日下午举行的中国科学院全体院士大会上，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主任陈宜瑜在向大会作报告时表示，社会上一些不正之风、浮躁之风对院士队伍的影响不容忽视，广大院士要保持高度警觉和重视，共同维护院士荣誉称号。

　　近年来，个别院士科学道德失范的现象不同程度发生，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对于社会普遍关注的院士兼职、参加社会活动等问题，陈宜瑜在报告中重申：坚决反对兼职过多，徒挂虚名和领取不当报酬。同时，要避免参加各种与自己专业无关的答辩、评议、鉴定、评审、咨询和评奖等活动，确属自己专长又有余力参与的才参加，在对有关问题公开做出评价时需谨慎和客观，尽量减少礼仪性和庆典性的社会活动。

　　中国科学院院士郑时龄认为，和普通人一样，院士的精力和时间也是有限的，如果社会兼职和参加社会活动过多，必然会影响到科研和教学等工作，所以必须坚决反对。

　　“需要注意的是，院士除了科研和教学，还应当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比如有些院士在各自领域内的一些学会兼职，参与政府组织的一些重大事件的咨询等，也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对社会作贡献，不能一概否定。”郑时龄院士说。

　　在正确处理兼职问题和妥善对待社会活动上，中国科学院院士蔡睿贤也是旗帜鲜明：“我们应该坚决反对与所研究专业无关的社会兼职，反对领取不当报酬的社会兼职。”

　　其实，对于科技工作者中的优秀分子来讲，科学道德既是每一位院士应该做到的最低要求，又是应该一生追求的最高要求。院士们普遍认为，院士不仅要在弘扬科学精神、维护科学尊严等方面做出努力和贡献，在做人做事做学问等方面也应该为全社会树立典范。

　　记者了解到，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成立以来，制定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科学道德自律准则》《中国科学院院士违背科学道德行为处理办法》《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工作中院士行为规范》《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关于院士兼职问题的几点建议》等文件，已初步形成学部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的规范体系。

　　陈宜瑜介绍说，目前道德委员会已经完成对《中国科学院院士违背科学道德行为处理办法》的修订完善，将违背科学道德的行为明确界定为：违反科学共同体公认的科研行为准则的行为；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有损院士科学道德声誉的行为；在院士增选工作中违反有关纪律和规定的行为；其他科技活动中的不端行为等四个方面，进一步增强了指导性和可操作性。此外，还进一步严肃了院士增选工作纪律。

　　“在当前国际国内科技界越来越重视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的形势下，弘扬科学精神，倡导优良学风，发挥院士群体明德楷模示范和表率作用，带动和促进和谐学术环境建设是学部作为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的神圣职责。”陈宜瑜说。

　　院士自律是院士队伍思想建设的核心，是维护院士称号荣誉性的基础和保证。陈宜瑜表示，本届道德委员会将努力加强院士队伍自身建设。首先，要进一步强化院士自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其次要进一步完善自我约束机制和工作规范。对社会反响强烈、影响院士声誉的院士兼职等问题进一步开展调研，求真求实，细化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还要进一步规范增选工作中候选人投诉信处理办法和院士违背科学道德行为处理办法。

　　此外，要进一步严格增选工作纪律。加强对院士增选工作中道德学风问题的研究，及时修订、补充和完善有关文件，切实把好院士增选入选关，坚决反对和抵制一切干扰增选工作正常进行的不正之风和不正当行为。

　　在昨天（6月7日）举行的中国工程院第十次院士大会上，徐匡迪受工程院主席团委托作了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除了提及工程院及院士的成绩和作用外，也指出了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1 院士增选有拉票现象

　　徐匡迪指出，近年来院士增选工作受到的干扰有所增加，存在候选人或候选人所在单位“助选、拉票”行为以及“集成、包装”现象等。院士增选工作受到的这些干扰，给院士评审和选举工作增添了难度，应引起足够重视。

　　徐匡迪介绍了工程院院士增选程序的完善。他表示，要坚持求真务实的原则，更加突出候选人在工程科技方面的实际成就与贡献，不唯奖，不唯书（著作和论文），并增加了邀请候选人到会作自我介绍和回答问题环节，努力提高院士对候选人成就与贡献、学风与道德等方面的了解和把握，每位院士行使独立的选举权利，每位候选人受到公平对待。

　　2 院士称号应保持纯洁

　　徐匡迪昨天提醒说，在当前复杂的社会和浮躁的学术环境下，科学道德建设面临挑战，“必须引起全体院士的高度重视”。他告诫院士们“要珍惜院士荣誉，保持这一称号的纯洁，不要让院士称号变成被滥用的资源。”

　　徐匡迪提及了工程院发给新当选院士的公开信，信中提出，院士应避免参加各种与自己专业无关的评审、鉴定、咨询等活动，要拒绝为商业性广告造势，要严格要求自己，不宜过多的社会兼职，不能尽责的职务不要兼任，特别是负有行政责任的实职更应谨慎，婉拒过高的、不适当的物质待遇，不参与媒体对本人成果的“炒作”，维护院士称号的崇高和尊严。

　　徐匡迪提醒院士“要注意谦虚谨慎、客观公正、平等待人，保持优良的学风，在工程院带头营造科学民主的学术环境和氛围”。

　　此前的公开信也提出，当选院士后不以“权威”自居，要实事求是地充分肯定同行和同事们的贡献，尊重他们的劳动和成果，正确处理成果、论文署名和知识产权问题。

　　3 院士年龄存在偏高问题

　　在昨天的报告中，徐匡迪提醒说，现在资深院士（即年龄超过80岁以上的院士）所占比例不断提高，院士队伍年龄偏高，这个发展趋势值得大家关注。截至今年1月，工程院院士平均年龄73.1岁。中国工程院设有9个学部，现有院士751名，其中年逾八旬的资深院士165名，另有外籍院士36名。

　　徐匡迪说，调查研究表明，工程院院士的当选年龄在50-60岁比较合理。毕竟高层次工程科技人才成长，需要实践的锻炼和技术的积累，科技成果的工程应用和验证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邬贺铨此前提出，在资深院士（年龄超过80岁的院士）增长比较多的情况下，院士总数保持多大的规模合适，资深院士之外的院士保持多少数量比较合理，怎么保证院士在数量上的可持续性的同时要有质量上的保障，值得重视。

　　据京华时报报道 昨天，中科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开幕，中科院相关负责人在会上表示，建议院士对于自己团队科研成果中出现的错误，应及时以适当的方式予以公开和承认。

　　昨天下午，中科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主任陈宜瑜在会上作工作报告。陈宜瑜在报告中，建议院士不以“权威”自居，不压制不同的学术观点，对自己团队科研成果中出现的错误，应及时以适当的方式予以公开和承认。要肯定同行和同事的贡献，尊重他们的劳动和成果。要以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处理好成果、论文和报奖的署名和知识产权等问题。

　　同时他还建议院士要正确处理兼职问题，不应挂虚名，承诺的本职工作时间和兼职的工作时间总和不超过12个月，少数兼职过多的院士应当尽快从不合理兼职中解脱出来。另外，报告中还指出，中科院将部署开展科技伦理的研究，组织开展对生命科学伦理、生态环境伦理、信息网络炉里、纳米等新材料伦理、军事伦理等问题的研究。

　　据悉，中科院设有6个学部，现有709位院士和56位外籍院士；中国工程院设有9个学部，现有院士751名，其中女院士40名、年逾八旬的资深院士165名，另有外籍院士36名。

　　晨报讯 （记者 施剑松）昨天，在教育部举行的高等学校学风建设视频会上，教育部副部长陈希透露，新成立的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学风建设委员会已经接到不少反映高校学术不端的举报，教育部对涉及直属高校领导的举报将邀请业内专家对举报内容进行核查，力求让学术造假者付出代价。

　　陈希表示，在今后对学术不端的查处中，严禁论文署名导师以不知情为由推脱责任。高校有责任在教学中普及学术规范。教育部欢迎在学术不端查处中执行学术同行评议和舆论监督。

　　据了解，未来全国高校都将建设学风建设委员会查处学术不端行为。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以及复旦大学等高校，用于审查论文是否存在剽窃的造假行为的论文检测系统已经应用，北大和清华还为新生和新教师开设了学术规范课程。在昨天的会议上，北京市教委主任刘利民介绍，北京正在论证成立高校学风建设委员会，今后学术道德将是北京审批高校科研项目重要评价标准，对存在学术不端行为的申请人执行“一票否决制”。

　　近日，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主任陈宜瑜在全体院士大会上做报告时，重点强调了屡有发生的院士兼职引起的社会非议。表示，社会上一些不正之风、浮躁之风对院士队伍的影响不容忽视，广大院士要保持高度警觉和重视，共同维护院士荣誉称号。

　　近年来，无孔不入的商业活动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出现了商家找院士做顾问和兼职的现象，因为公众对国家最高科研机构有着某种敬畏和信任感。一方面，一些院士“被顾问”了，院士所兼之职可能只是虚职，因为信息不对称，无法对所兼之职有更多的了解或约束，有点像明星代言药品广告，明星们也无法对特定药品进行有效鉴定，但是因为有易得的好处就进行了代言。

　　“被顾问”还只是不负责任型或者顺手牵羊式的获利，更加令人担忧的是以赚取个人利益为目的的院士兼职行为，甚至是将兼职挣钱当主业，从而让公众对科研学术机构的纯净丧失信心。也有院士认为，尽管院士社会兼职和参加社会活动过多，必然会影响到科研和教学等工作，理应反对，但院士除了科研和教学，还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比如有些院士在各自领域内的一些学会兼职，参与政府组织的一些重大事件的咨询等，也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对社会作贡献，不能一概否定。

　　这意味着院士的兼职有两面性，即过多会影响本职科研，适当兼职也可有益于社会。那么，“适当”的“度”是什么？问题的焦点在于院士的兼职是否是具有公益性质。承担社会责任的机构和个人行为的明显特征是其公益性而非赢利性，比如政府机构为民众提供的公共品以服务为目的，非政府组织及其成员的活动以公益为宗旨。院士的兼职是否“适当”，应该以其是否带有明显的公益特征为判断标准，如果一些院士只是热衷于走穴式的活动或是挂名式的兼职，那么这种赢利性的顾问和兼职就是不应该的。

　　尽管是非判定标准是清晰的，但是执行起来却很难。到目前为止，制度还不能精细到能够判断院士们兼职的初衷到底是什么，所以更多地只能依靠自律。陈宜瑜表示，本届道德委员会将努力加强院士队伍自身建设。首先，要进一步强化院士自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其次要进一步完善自我约束机制和工作规范等等。显然，院士道德维护目前来说很大程度上仍然需要依赖自律，强化道德感依然排在制度约束之前。这是反映现实的安排，同样，这样的约束效果也是令人堪忧的。

　　技术改进永远比道德改良容易做到。就院士道德维护而言，存在一个执行的难易程度次序，目前可以在现实中重点展开的是，进一步严肃院士增选工作纪律等技术性工作，以及对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有损院士科学道德声誉的行为进行严厉惩处等。至于未来院士的道德水平普遍提升，依然得取决于整体的社会环境以及框架式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