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0-06-14
沙祖康总是用“很土”来形容自己。“我长得不好看，不好拍。”看到有摄影记者拿镜头对准自己，他开玩笑地说。“我比较土，说起话来就是个农民，不是适合谈文化的专家。”面对记者提出的保护文化遗产相关问题，他再次自我嘲讽。6月12日，在苏州的世博论坛上，身为联合国副秘书长的沙祖康接受记者采访，谈起了如何平衡城市发展和文化传承“只是一家之言，大家听听，共同切磋”。
要现代化，更要强调传统文化
作为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主要负责经济与社会事务，其中就涵括保护土著人文化的领域。在他看来，文化是人类文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加以保护和发展。他强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旨在保护文化的多元化。在全球化、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背景下，人们更应该强调保护传统文化。
沙祖康直言不讳地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全球化就是西化，这给传统文化带来了巨大冲击。到了某一天，苏州变成北京，北京变成纽约，5000年的中华文明湮没，到那个时候，除了还拥有黑头发黄皮肤，我们还是中国人吗？中国文化会被西方文化、现代文化所淹没和消灭。”
沙祖康所领导的经济社会事务部一直强调保护“文化多元化”，“我们要推动国际社会相互尊重和了解，彼此间取长补短。”在他看来，没有哪种文化高于其它文化，“比方说西方文化，讲究利益高于一切，过分重视和不合理市场化，这样就好吗？这正是两年前金融危机的源头。人不能在追求物质的同时丧失道德感，中华文化中的仁义廉耻，这就是我们必须传承的。套用毛主席的话说，我们就应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
城市的好坏与城市的大小无关
沙祖康并没有忽视中国的城市化浪潮，“我们当然要实现现代化，人不能永远生活在过去”，然而，“城市化进程中，保护文化这一议题更为重要”。作为资深外交家，沙祖康去过全球很多地方，在他看来，中国的现代化、城镇化的发展速度是最快的，但在文化保护方面还有缺失。眼下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沙祖康说，科技绝不应成为摧毁传统文化的工具，而是要起保护作用。
当被问到如何看待眼下大城市的“城市病”时，沙祖康笑了，“大城市有大城市的难处，小城市也有自己的难处，同时，两种城市也各有所长，这是客观存在，不能避免的”。他举例说，在小城市，公共卫生、医疗和教育也许相对偏弱；再比如世博会举办地上海，是个大城市，而世博的举办让城市得到提升和发展，人们的生活也有了变化。“城市的好与坏并非取决于城市本身的大小，当然，要我来选择的话，不大不小的城市更好。”沙祖康强调。
在沙祖康看来，上海世博会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展示各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平台。“这是世博会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行，”沙祖康说，“以前，我们都是到别人家里去，现在，我们把大家邀请到我们家中来，这是一次展示、了解和学习的良机。作为东道主，我们有理由感到自豪。”
人物
沙祖康：
当副秘书长是件痛苦的事
到今年7月1日，沙祖康已出任联合国秘书长整整3年，他用“做得很好”来评价自我。
沙祖康是一名职业外交官，2007年，被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任命为副秘书长。沙祖康开玩笑说，在联合国工作是件痛苦事儿，因为必须忍受“心理折磨”。他解释说，作为联合国副秘书长，有很多事情，他本人并不赞同，但必须服从大局，站在中立、公正、公道的角度上，去把事情做好。用沙祖康自己的话来说，实现从外交官到联合国人的转换，“最重要的就是纪律，更高雅的说法是，你必须严格遵守规则，奉公守法”。
在接受采访时，沙祖康一再强调以是中国人为荣，他说：“中国人讲究谦虚，但不能过度谦让，否则会被人视为软弱。”这或许正是他的外号“外交强人”的来源。沙祖康从不掩饰自己的强硬，2006年，当美国对中国增加军费提出质疑时，沙祖康回击：“你最好闭上嘴，保持安静，这就非常非常好了。美国有权去做他们认为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但美国不应告诉中国该如何做。”
南都记者 高珈佳 发自苏州
国家大剧院设计者保罗·安德鲁直面质疑：
“如果再来一次我会坚持己见”
我很高兴，经过10年的努力，这幢建筑终于落成，就像一个难产的孩子，她诞生了，如今还在茁壮成长。
我必须说，如果让我再来一次，我不会更改设计，但我相信，这一次能做得更好。
——— 安德鲁
保罗·安德鲁依然未从国家大剧院所引发的质疑漩涡中走出来。
29岁时，因设计法国戴高乐国际机场第二候机楼，安德鲁一举成名。而在中国，他的名字跟中国国家大剧院、浦东国际机场、广州新体育馆等著名建筑物联系在一起。其中，已成为北京新地标的国家大剧院，由于坐落在北京市中心，与周遭建筑格格不入，曾引起巨大争议。
12日，在苏州参加世博论坛的安德鲁在接受采访时显得小心翼翼，他拒绝点评中国的建筑，面对提问，他不时沉思叹气。只是在被问到如何回头看待自己所设计的国家大剧院时，安德鲁坚定地说，如果再来一次，他会坚持己见，不过“我能做得更好”。
南都：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大量的新建筑，这是否有利于文化传承？对各城市的新地标建筑，你怎么看？
安德鲁：首先，出现越来越多的建筑是出于人们居住的需要，建筑满足了人们的自然需求。建筑宛如音乐、小说，也会又好又坏，在这里，我不想多做评价。我要说的是，中国人应该自行决定什么是自己喜欢的，再将其发扬光大。
南都：那么，你如何看待越来越多的旧建筑被新建筑所取代？
安德鲁：这是平衡的问题，在保护和更新城市的同时，我们必须考虑整体协调性。古老的建筑在古老的城市里有独特的价值，它们必须存在，但同时它们也必须能够容纳新的建筑，要把新的东西和旧的东西融合在一起。无论如何，建筑物的精神必须与城市精神相统一。
我想说的是，不要让人为力量更多地介入到建筑规划中，我们需要整体的规划，和谐是第一位的，万万不能为了自尊心得到满足而去建一幢什么样的建筑。
南都：你说，保护文化的最好方法，是让它出于危险状态。这句话应如何解读。
安德鲁：如果一个人害怕一切风险，那他最好每天都躺在床上，对吧？如果仅仅是保护文化而不让它发展，它将逐渐衰落。要相信你的文化，相信它能够解决新的问题。让文化面对挑战，可能有失败的风险，但也有可能成功。就好比你有一块黄金，如果‘冒险’使用它，使用得好你会更富有。如果为了保护它而把它埋起来，反而有可能失去它。
南都：你去过上海世博园吗？从建筑的角度出发，你最喜欢哪个馆？
安德鲁：我不得不说，我最喜欢法国馆，其次是中国馆。这些场馆设计得很有想象力，英国馆和西班牙馆也不错。
南都：现在，再回头看看当年对国家大剧院的质疑，你有哪些感触？
安德鲁：我很高兴，经过10年的努力，这幢建筑终于落成，就像一个难产的孩子，她诞生了，如今还在茁壮成长。
我必须说，如果让我再来一次，我不会更改设计，但我相信，这一次能做得更好。
嘉宾观点
日前举行的世博“城市更新与文化传承”主题论坛，各方专家各抒己见，为城市更新中的文化传承“号脉”。
文化文艺不是品牌和名片，它的首要意义也并非软实力。谈文化不能只看重市场和传媒炒作……商品经济的发展给文化生活带来了有益的启迪，也带来了急功近利与浅薄浮躁。
———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王蒙
文化是一个寄托和基础，同样也体现着人类的延续性。有一个阿根廷作家说过，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看到这个城市的过去，你就能知道它的未来。一个城市的传承不仅是在街道中，还体现于这个城市的各个元素。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副总干事汉斯·道维勒
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和旧城区的改造有机结合，可以避免城市文物的中断，保护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还可以通过历史与未来、传统与现代、流行和经典等方面的结合，为城市增添了历史与现代交融的文化景观，也对城市的经济发展起重大的作用。
——— 全国政协副主席厉无畏
哈佛大学的格芮瑟教授(NathanGlazer)在参加北京的一个论坛后返回美国，随后发表文章，这位在美国知识界非常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公然宣称上海超过了纽约。然而，他要传达的不是盛赞“东方明珠”的先进，而是希望上海不要走纽约的老路……后来居上者必须吸取历史的教训，一味模仿造成的不良后果比比皆是。
———著名学者、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
我理想中的城市是在一个大框架的制约下，能够给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更多的自由生存空间。我认为这就是好的城市，在这样的城市，你可以发挥个性来生存。未来城市中应该有多元化的生存方式，只要是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我认为就应该接受。
——— 日本著名作家渡边淳一
多元文化并非是各式各样的平均划一，还是有主体的。在不同地方，不同时期，多元文化会呈现出不同的表现。未来，香港的多元文化是基于中国文化传统融合地方文化，同时又具有世界性的。
———香港特别行政区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
【南方都市报】
相关言论
为什么凤凰台不能在大陆普遍落地
凤凰卫视前不久在加拿大落地了，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先生挺高兴，不但亲往温哥华参加开播庆典，而且声称加拿大是海外华文媒体的“最后宝地”。
作为凤凰卫视的忠实观众，我也挺高兴。不过愚以为，凤凰卫视此前的另一战绩，就是被台湾当局批准在台湾落地，是一个对凤凰卫视(不仅是凤凰卫视)来说更大、也是更令人惊喜的胜利。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凤凰卫视的政治色彩或者政治倾向性。这样一个明显带有中国大陆政治倾向性的电视台，居然被台湾当局批准落地，我颇觉匪夷所思。
凤凰台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即大陆色彩，使我们家老太太以为它就是中国共产党办的电视台，虽然办在香港。刘长乐总裁的身世我们家也知道点，他在文革前曾是甘肃师大附中(甘肃省仅有的两所省直属重点中学之一)的学生，正好与家兄为校友，刘的家住在兰州宁卧庄，那是一个甘肃省委高干的居住区。当然我们不能由于刘长乐先生这样一个身世，就想当然地认为凤凰台是一个偏爱大陆的媒体。不过客观地说，凤凰台的大陆倾向性是公开的，明显的，以至于我在广东的一些所谓有点思想的朋友都十分地不看好它，说起它来都面带不屑，表示宁愿看香港的其他电视台。它的这一特点，甚至在去年6月13日引发一桩公案：在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纪大讲堂》与上海教育电视台《世纪讲坛》联合召开的栏目合作暨节目研讨会上，自由派知名学者朱学勤、葛剑雄猛烈“炮轰”凤凰卫视中文台《李敖有话说》节目主持人李敖，以及凤凰卫视资讯台总编辑、首席时事评论员阮次山，称两人是“凤凰卫视的污点”。朱、葛的具体观点这里就不详加引述了，总之认为太露骨，太有失水准。这场公案在网上曾经热闹一时。虽然后来葛教授在网上辟谣，说不是“炮轰”，记者报道也不准确。但凤凰台的过于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和在这种倾向性下具有大陆媒体常有的某些特点，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
但是它宣传大陆观点、代表大陆利益做得比较巧妙，所以它的可视性强过中央电视台太多。自打凤凰台开办(那时好像叫“五星台”，您看这名字起的)并逐渐将重点放在新闻上以后，家父家母就将看新闻时的电视遥控器按键由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转向凤凰台了，并时常感叹中央台如何如何。这里附带说一句，家父是一位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干部，家母参加革命晚一点，是1946年。而且他们还常以凤凰台为自豪，因为凤凰台的那些“当家花旦”女主播，好多是台湾出生和成长的人。连台湾人都说大陆好，台湾不好，那当然就更有说服力了。他们颇有点“解放台湾”胜利在望的感觉。
前面的话说得有点多，其实我想说的一句话是，或者说我常常感到一个不可思议的谜是：台湾都能播的凤凰台，为什么大陆却不能普遍开播?难道这样一个被我的革命的老母亲认为是共产党办的电视台在台湾都有了生存空间，那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大陆为什么反而难得一见?
这里有必要把凤凰卫视与大陆的特殊关系做一个描述。其实凤凰卫视的节目虽然不能在大陆公开播放，但凤凰台的政治地位在大陆是极高的。刘长乐先生每到大陆一处，必然受到当地最高政治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和“高度称赞”。凤凰台也与大陆各省区合办了许多栏目，观众如果能上凤凰网看看它的栏目表，就会发现它与大陆的关系是多么的密切与合作愉快。同时，凤凰台也与大陆的一些著名的大学合办了若干专门的节目，比如和北京大学合办一个什么庆典，其盛况不亚于北大百年校庆。李敖先生的大陆之行，若非刘长乐先生长袖善舞，恐怕任何一个中国大陆媒体，也是办不了的。简言之，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对凤凰台有着很高的评价。
说到中国领导人对凤凰台的看重，可以从另一个地方看出来，就是中国相当级别以上的领导人相当注意收看凤凰台的新闻节目和评论节目。这一点有时就发生了戏剧性的演化，看不看得到凤凰台，甚至成了一种政治待遇。就在我生活的城市，只有市级领导居住的小区才有凤凰台的节目。至于一般老百姓，基本无缘看此台的荣幸。同时，在大陆的若干星级以上的宾馆里，也才提供凤凰台的节目。
不过在北京，情况有点特殊，在一些居民小区是可以看到凤凰台的。据说是必须单独地向管理部门交一笔钱才得以看到。不知道这笔钱是交给凤凰台了，还是交给当地的广电部门了，或者二者共享。
现在回到主题。我们能不能分析一下凤凰台在中国大陆的这种特殊境况呢?即一个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并与中共领导保持良好关系、并在节目中表现出明显的大陆色彩但又以更加符合大众传媒特点的巧妙手法为大陆鼓吹的电视台，为什么就不能在大陆普遍地播放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解决，起码刘长乐先生不要高兴得太早。比起加拿大30万华人来说，大陆13亿人民才是它的最重要的市场。甚至他应该感到一点悲哀，因为这样一个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办的电视台(我家老太太的观点是有代表性的)，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大陆没有取得应有的地位。
这里，我自己试着提出一些谬见，以就教于刘长乐先生。
显然，政治倾向性不是障碍。这里可以先予排除。
凤凰台有两个最大的毛病，使得它不能获得全球最大的华人市场。一是它的大众传媒的特点，即除了赤裸裸地公开宣传大陆观点外，它更常以新闻的真实性和评论的深入性吸引观众;二是它不可能具有和大陆各省区进行利益交换的区域性电视节目市场。
先说第一点，凤凰台自称“矢志做全球华人的CNN”，可见它是多么艰难地在政治倾向和媒体本色二者之间走钢丝绳。应当说，凤凰台在保持大众传媒本色上做得还不错，这也实在难为了刘长乐先生和他的同事们。不过，这一点点“大众传媒特点”也是很难见容于大陆的。比如它播放了河北绳油村的惨案，比如它报道了世界上的各种声音，比如它不但邀请大陆官员学者、而且邀请台湾官员学者讨论热点问题，比如它经常搞点人物口述历史，比如它让李敖这样的异类人物有根有据地胡说八道，比如它经常请一些中国的怪异人物作访谈佳宾，……够了，仅仅是这些，就足以干扰中国政治的安定，会引起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杨锦麟先生读报时常感叹他的某一段读报被大陆某省电视台在转播时掐掉。那当然了，不掐你，掐誰?
这里特别要指出凤凰台对中央电视台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在1997年香港回归、美国9.11事件、伊拉克战争等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中，凤凰台都比中央电视台做得太好，如果凤凰台在中国大陆开播，首当其冲的将是中央电视台。当在同样的情况下，凤凰台的小女子闾丘露薇深入炮火纷飞的伊拉克战场作真正的战地记者，向全世界真实报道现场情况，而中央电视台的漂亮小生水均益却脚底下抹油从约旦跑回中国，仅这一点，就让中央电视台感到难堪。更不用说在内容和栏目的广泛上，在报道的真实和深入上，在评论的深刻和犀利上，在主持人的水平和特色上。中央电视台的少有的几个有思想有追求的主持人中，白岩松曾说过，他的希望是中央电视台一分为几，能有所竞争。而崔永元则感到了痛苦，甚至得了抑郁症，他离开了他创办并因他而出名的栏目《实话实说》，因为这个栏目已经说不了什么让老百姓感兴趣的话了。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如果凤凰台在大陆播放，已经被一些地方台进攻得有点手忙脚乱的中央电视台的情况会如何，它的收视率将会怎样。如果一个仅有数十名工作人员、很小的工作场地的民办的电视台，打败了拥有数千名工作人员、耗资100多亿人民币建造央视新楼的、大陆垄断性的中央电视台，岂不是让我们很多人很没面子?另外，就是从经济上算帐，也不能让凤凰台进来，在夹缝中生存的凤凰台尚且挖走了中国大陆相当可观的广告投入，甚至连中央电视台的广告部主任谭希松女士都改投凤凰麾下，那么，靠垄断为生的中央电视台，如果听任凤凰台进入，岂不是政治经济两败俱伤?
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大陆实际上是形成了大众传播界最严重的垄断和利益集团。以至于像凤凰台这样对中国共产党的统治肯定有利的媒体，也被视为可怕的竞争对象，不能“登陆”。这时，台湾的表现就让人感到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了。其实台湾也不那么“意识形态化”，而中国大陆也不那么“讲政治”。
再来说第二点。这里先要解释一下所谓的“利益交换的区域性电视节目市场”。简单地说，就是中国某省的卫视台节目要想在他省播放(业内称为“落地”)，必须是双方共同对等开放，即容许对方的卫视节目在本省落地。为什么有的省的卫视节目我们能收得到，有的则收不到，就是因为两个省电视主管部门的利益交换没有达成。这里说“利益”，是因为电视台节目带来的广告收益。显然，收视率越高，受众越多，电视台的广告收入就越多。所以，各省都把电视节目开播权作为自己的禁脔，不允许其他省的或其他台的电视节目轻易在本行政区域内落地。在这种利益交换的时代背景下，凤凰台就很惨了，它根本拿不出一块行政区域和国内各省进行利益的交换。或者说，香港这地方，也许根本就不奉行中国大陆这种“对等开放”的规则。所以，国内各省的高官对刘长乐先生的来访可以恭敬如仪，但在凤凰台节目的开放上则“交情是交情，买卖是买卖”。
但是，凤凰台对国人的巨大吸引力毕竟是一个商业的卖点。所以，有的省市就实行了用户交钱收看的做法。上面说到了北京的情况，在敝省，曾经由省广电部门推销一种电视“机顶盒”，明白告示购买此盒，可以收看到凤凰卫视。但这个小小的盒子，竟然卖到1500元，而且是按年交费。一般老百姓也只好敬而远之了。
在写了上面这些乱七八糟的分析后，最后我在想，即使我们不讲新闻自由是言论自由的重要体现，仅从凤凰台表现得这样“红色”而言，为当局者计，实在不妨加以开放。那样，即使像家父家母那样坚定的老共产党员，也会拍手称快的。对于中央电视台的健康发展，无疑也会有良好的促进作用。放大看，对于中国政治的进步，也不无禆益。至于它的有时说点真话、反映点真相，也无关大碍，我们也不用把阶级斗争这根弦繃得这么紧。当年，《参考消息》还是党内高干的秘密读物呢，现在不也是满大街的卖，又造成了什么乱子呢?我总疑心某些人的政治警觉性其实不过是既得利益的面具和借口罢了。就是有点小麻烦，也是利大于弊。如果有凤凰台这样高明的“喉舌”，同时提供了更开阔的视野和思维空间，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就会更加深入人心，从而使人民更加拥护党的领导。这里，需要排除的仅仅是某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
(本文首发于2006年3月3日“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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