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的学者，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数据缺乏。官方统计机构已经收集了近20年的住户调查数据，“但是，并不对研究人员公开”。

　　数据搞错了一个零

　　“不是1%的人口占有41.4%的财富，是10%的人口占有了41.4%的财富”

　　6月初，一个中国“1%的人口占有41.4%的财富”的数据，引起舆论强烈关注，为沸沸扬扬的贫富差距讨论，再添了一把火。

　　这一数据出自新华社《财经国家周刊》一篇《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超过美国》的文章，数据来源是“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报告”。

　　不过，这一数据可能有一点问题。

　　“世界银行用的是我的数据，但是国内现在引用的数据搞错了，不是1%的人口占有41.4%的财富，而是10%的人口占有了41.4%的财富。”国内惟一做过独立的居民收入数据调查的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但这一错误并不影响中国的收入分配失衡的现状。收入差距问题，从未像今年这样搅动人心。

　　5月中旬以来，《人民日报》开辟专栏“社会财富怎么分？”，连续四周发文，探讨收入分配问题，姿态之高，较为少见。而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发文《我国财富分配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红线”》，这一署名“新华社调研小分队”的文章口气异常严厉，直指高收入阶层正在破坏社会稳定。

　　从今年年初开始，这一话题也进入高层视野。温家宝总理更是在4月《求是》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出要深化垄断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而6月9日，国家税务总局宣布，为防止贫富差距扩大，将强化对高收入人群征税。

　　这一切迹象显示，解决中国收入差距问题，已迫在眉睫。但是，中国的贫富差距到底有多大？如何去衡量它？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较为通行的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中国官方一直没有关于这一数字的统计。而学者计算得出的中国基尼系数一直处于高位运行，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已超过了0.4。目前，被学界普遍认可的是世界银行测算的0.47。

　　而在5月份，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丛亚平和李长久在《经济参考报》发表的文章则称：我国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 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近两年不断上升，实际已超过了0.5——这大概是目前为止对中国基尼系数最为严重的估计。

　　当前，除了基尼系数，并没有有效的数据能够衡量中国的贫富分化问题。不过，学者们通过有限数据作出的基尼系数的统计，能否反映中国贫富差距纷繁复杂的实际情况？

　　从2002年开始，中国学术界展开了对基尼系数“中国化”的争论，至今未有结果。一个可以看清的事实是，中国收入差距的真实情况，远不止一个粗略的基尼系数的数据能够涵盖。

　　最大问题是数据缺乏

　　北方某特大城市，调查抽样恰好抽到市直机关公务员家属区。结果“无论居委会怎么做工作，就是没人配合调查”。

　　对于关心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的学者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数据缺乏。以至于无法对问题进行详细的分解和研究。

　　“人们最关心的是全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但现在能够看到的利用住户数据估计的全国基尼系数只有少数几个年份。”李实教授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官方统计机构已经收集了近20年的住户调查数据，“但是，并不对研究人员公开”。

　　李实认为，相对于国际规范的个人收入定义，“我们能看到的数据总是被低估的。很多个人收入并不被计入统计范围。”

　　目前，全国所有研究基尼系数的学者，基础数据都来自各地统计局下属的城调大队、农调大队的住户调查。而由这些“住户调查”所形成的数据，历来在准确率上饱受诟病。

　　长期以来，统计系统在衡量城市和农村的个人收入，采用两个口径：对于农村居民，用“人均现金收入”，而对于城市居民，则用“人均可支配收入”。

　　实际上，这两个收入标准都不符合国际规范，很大程度上低估了城乡居民之间甚至城乡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

　　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指扣除各种税费之后的收入。相比农村居民，城市居民拥有社保、医疗、教育等方面的福利，无法计入“人均可支配收入”统计。城市和农村居民的自有住房，都没有计入家庭收入。但根据国际惯例，即使是自住房屋，也应当把租金按市价计入收入。如果计入这方面，则城乡之间、城乡内部的收入差距会进一步扩大。

　　而更进一步，全国数千万公务员，享有“公费医疗”，这也完全不被计入现有的统计。

　　一位不愿具名的研究者对南方周末记者举例说，“例如一个大城市公务员家庭，可支配收入可能每个月五六千元，但他们在市区拥有一套两居室的经济适用房，每个月会产生市价4000元的租金收入；他们有各种实物福利和单位组织旅游等，很多家庭甚至从不需要从市场上买米买油，家里大人小孩享有公费医疗。这种家庭，收入至少被低估了70%以上。至于各级干部享受的专车、司机、秘书、高干病房等待遇，就更没办法统计了”。

　　除统计口径之外，调查过程中，各地统计局限于人力物力的限制，每年所能做的抽样调查，样本数量极其狭小。

　　一般的抽样调查，至少要求千分之一的抽样率。而我国的抽样调查，往往仅达到万分之一。

　　以深圳市为例，这个实际可能拥有上千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其城市住户调查，在2002年以前仅100户家庭。2003年以后才扩大到600户家庭。

　　“内陆地区的统计抽样数据，情况更糟。”上述研究者对记者解释说。

　　抽样调查，要尽量做到样本均匀分布。统计局会与被抽取的片区居委会协调，由居委会帮助挑选愿意配合的家庭，这当中遇到的困难更多。

　　北方某特大城市，在抽样时恰好抽到该市市直机关公务员的家属区。“无论居委会怎么做工作，就是没人愿意配合调查。最后只好换个小区。”这位研究者说。

　　而即使愿意配合的居民户，也很难确定他们是否如实填写申报财产和收入。往往高收入家庭都倾向于瞒报收入。

　　2009年，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高收入人群调查中，高收入人群的20大职业，既没有公务员，也没有央企职工。而所有接受调查的人员中，最高的月收入，不过14500元。

　　李实教授因为有国际合作项目支持而得以进行“独立调查”，但他的数据也是请统计局在进行住户调查时，多调查几个他的课题组设计的问题而已。其在统计上所面临的误差，和统计局数据是一样的。

　　头疼医脚？

　　如果不能确定社会贫富分化的原因，就无法提出准确的解决方案。

　　虽说中国的基尼系数早已突破的0.4的“国际警戒线”，但长期以来，中国社会依然保持了相对稳定。不过舆论的热议，令官方对贫富差距持续拉大的社会危险开始未雨绸缪。

　　根据各方消息来看，尽管“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还没有正式启动，目前官方的思路，依然是在税收调控上做文章。中新社甚至直接以《中国防贫富差距扩大，加大税改调节收入分配》为题报道《人民日报》的“四论收入分配”系列文章。

　　但目前关于收入差距的统计，只能表示分配差距带来的福利损失，并不能说明差距从何而来，也不能解释背后的原因。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程永宏对记者表示：“有理论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主要来自垄断行业高收入。但实际上，通过分解基尼系数，可以证明全国整体的贫富差距，主要来自城乡差异，行业收入导致的贫富差距，占比例很低。”

　　如果真如程永宏教授所言，贫富差距来自中国城乡差异，那么真正解决问题的手段应该是消除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而非对高收入阶层统一收税，加重中国人本已十分沉重的税收负担。

　　而世界银行在2008年公布的一份题为“向顶端赛跑：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公”的报告中，则将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归因于机会的不平等，尤其是城乡之间受教育机会的差距。

　　世行的结论是，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差异，尤其是他们所提供教育机会的不公，在过去20年中的贫富分化中导致了最大的不公。而城市收入分配变化，三分之二归因于教育投入的不均。

　　这篇文章强调，“国民的人力资本，才是最终决定一个国家国民财富的因素”。

　　但是根据记者采访了解，世界银行的这一份研究报告，依然是基于统计局和李实合作的数据。而数据的问题决定了其研究结论，依然无法覆盖统计局本无法覆盖的那一部分群体。

　　在一篇文章中，李实教授的话令人沮丧，“我们并没有对中国收入差距变化的原因和过程有充分的理解”。

　　程永宏教授认为，虽然每个人对贫富差距扩大，都有各自的感性认识，但如不能通过定量分析确定社会贫富分化的原因，就无法提出准确的解决方案。

　　

■名词解释

基尼系数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的一个指标。简单来说，就是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总和占全社会总收入的比例。按照联合国有关标准，该系数 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

　　记者 胡贲 实习生 寇爱哲 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