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拟南芥

克隆人——伦理的死敌？

    克隆，作为在公众眼中充满神秘的技术，一直饱受伦理方面的争议。有人担心，会有科学狂人再度制造出一个希特勒，也有人担心，克隆人会间接剥夺人们作为父母的乐趣，使得生育成为多余的存在，更有人在电影里大胆假设，克隆人将会形成自我人格，在肉体上消灭自然人的存在。

    解析：

    要真正了解克隆，我们需要知道一些克隆的背景知识。一般来说，科学家们所讨论的克隆其实是指人类的体细胞生殖性克隆。这种技术将成熟细胞的细胞核融合进一个没有细胞核的卵子中，并把融合细胞发育成胚胎。所以从程序上来说，生殖性克隆和自然生殖过程唯一的区别就是它们的起点不同：自然生殖的起点是受精卵，而生殖性克隆的起点是融入了成体细胞核的卵子。即使是克隆人，也要经过漫长的发育过程。

    其实，学术界对于克隆人的伦理争议并没有那么大。根据目的的不同，人类体细胞克隆可以分为治疗性克隆和生殖性克隆。两者区别在于，治疗性克隆是把胚胎中的干细胞定向发育出某些特定的、有医疗价值的器官；而生殖性克隆以繁育出克隆人为目的，所以会将胚胎移入子宫内并发育成胎儿。因为治疗性克隆仅仅涉及早期胚胎的操作，而不会产生有意识的人，所以其伦理问题与人工流产非常类似。

    相对来说生殖性克隆的伦理讨论就要复杂地多，不过生物伦理学界一般的观点认为，在技术条件成熟，安全性可以控之下，并没有理由反对生殖性克隆。

    对于生殖性克隆的伦理层面的批评，并没有在生物伦理学界形成统一的意见。有人认为克隆人损害了每个人都有成为独一无二个体的权利。但是基因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一生。即使两个人有一致的基因型，因为后天的环境以及各种随机因素的影响，他们的外形和生理都会产生差别，而性格、智力、处事的方式和获得的成就更可能大相径庭。双生子就有一样的基因，在同一个家庭长大，但仍然会有许多不同。

    还有人担心克隆违背了人类自然生育过程，甚至导致人种退化。但是即使克隆技术十分成熟，也不可能成为大部分人的选择。就如同今天绝大部分家庭不会选择通过试管婴儿技术繁育后代一样。与此同时，对于那些因为某些原因不能产生正常精细胞或卵细胞的夫妇，克隆未尝不是一种可行的辅助生殖技术。至于克隆人的身份问题，可以通过法律定位来解决。

    还有些观点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利拥有一个“开放的未来”。如果一个人知道了和他拥有同样基因的另一个体的命运（尤其是失败的经历），那么他对自己未来设计的选择就变少了，实际上相当于规避了失败的尝试。更何况是否接受基因型相同者的经验也完全可以由个人决定。

    不过仍需强调的是，现有的生殖性克隆技术仍然没有保障，所以生殖性克隆应当被严格禁止。按照生命伦理学的观点，科学技术要从长远利益出发，造福整个人类。它必须遵循“行善、不伤害、自主和公正”这四项国际公认的伦理原则。“多利”羊的克隆成功经过了200多次的失败，出现过畸形或夭折的羊。而克隆人更为复杂，无疑会遇到更多的失败，如果制造出不健康、畸形或短寿的人，将是对人权的一种侵犯。目前全球有50个国家已立法禁止复制人类。联合国曾有意制定限制复制人类的条文，但因部分国家主张一刀切禁止一切关于复制人类细胞的实验，包括用作治疗性用途的复制研究，最终遭到搁置。

人兽嵌合体——混血怪兽现身人间？

    2007年春天，媒体大量报道了“人羊嵌合体”的研究。科学家将人类的脊髓干细胞注入羊的胚胎中，最终创造出含有15%人类细胞的羊。这些报道在中文媒体中引起了很大的风波甚至恐慌。很多人以为，科学家在制造人兽混血的怪物，在进行人为的人兽杂交。在一些编译的文章中，还出现了听起来很可怕的词句。例如“在过去的数年中，美国科学家利用人类干细胞已经秘密炮制出了许多实验性的‘混血喀迈拉’”。

解析：

    类似的说法并不真实，长期以来，科学家们做了很多关于人兽嵌合体的实验，相关的结果都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在学术期刊上，任何人都可以查阅，谈不上秘密研究。人兽嵌合体的一个重要的应用是将人类的肿瘤细胞移植到老鼠身上，这样就可以对老鼠进行治疗癌症的实验。上世纪70-80年代出现的异种瓣膜移植是另外一个人兽嵌合体的例子。医生们将牛或猪的瓣膜移植进心脏病人的体内，置换他们有缺陷的瓣膜。

    不过，异种移植瓣膜会产生排异反应，病人身体的免疫系统会攻击这些外来的器官。而人羊嵌合体的研究就是尝试解决这一问题。如果羊身上的器官中的细胞来自病人的骨髓干细胞，那么在器官移植过程中排异反应就会变弱。

    一般公众很可能认为类似的研究是人兽杂交，不过这和科学界的观点不同。一般意义上的杂交，是指融合了不同物种的卵细胞和精细胞，然后让受精卵发育成具有两种物种特征的新个体。这样的技术应用在人和羊上既无必要，现阶段也无可能。制造人兽嵌合体则不同，它不涉及不同物种的细胞的融合，仅仅是让人类的干细胞在不同的环境中发育成人类的器官而已。

    科学家制造人兽嵌合体并不是为了扮演上帝和制造恐慌，而是有着现实的目的。首先，如果能让动物长出人类的器官，那么就更方便进行实验，毕竟以人类为对象进行实验十分不便。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家向老鼠胚胎中注入人类神经干细胞，以研究人类的神经系统是如何发育的。上面提到的长着人类肿瘤的老鼠也属于类似的目的。而且，人兽嵌合体还可以制造可供移植的人体器官，这在可供移植的器官极度短缺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在科学界，几乎没有人反对类似的研究。但是，有些质疑是现实的，比如有人认为，如果通过这样的方式移植器官，会增加人类传染动物病毒的风险。不过，这样的风险是可控的，我们应当仔细地研究如何避免它们，而不是停止科学研究。中国农业大学的教授李宁在谈到这项实验时说：“当然也有负面的危害，就像汽车也会产生尾气污染大气一样；但我们可以针对它出现的负面问题，继续研究一个个加以解决。”

干细胞研究——禁忌的人类胚胎实验？

    由于自早期胚胎中分离出干细胞的过程会损毁胚胎，所以对于胚胎干细胞的研究长期存在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什么时候的胚胎可以算作是人？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文化和宗教背景的不同而变得多种多样。一般来说，具有宗教背景的人更多地反对胚胎干细胞研究。例如很多基督教徒认为，人类的生命始于受精卵，所以损毁早期胚胎如同谋杀。曾几何时，国际上不少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都以法律形式禁止堕胎并禁止胚胎实验，认为人类胚胎实验是对人的不尊重，是侵犯人权。

解析：

    人体中存在不同种类的细胞，比如肌肉细胞，表皮细胞，神经细胞等等，不同的细胞可以行使不同的功能。一般来说，当某种成熟细胞形成以后，就很难变成其他种类的细胞了。而干细胞则不同，它保留着分化出不同种类细胞的潜力。根据分化的潜力不同，干细胞可以分为胚胎干细胞和成体干细胞。前者可以分化出几乎所有种类的人体细胞，而后者只能分化出一些特定的细胞。所以，对人类胚胎干细胞的研究极具医学价值。如果能够将干细胞分化出特定的器官，再将这些器官移入人体内，就能治愈很多疾病。比如将胚胎干细胞分化出胰岛细胞，再移植进糖尿病人体内，就有希望形成病人自身的胰岛组织；或者将干细胞分化为脊髓细胞，就有可能让高位截瘫病人重新站起来。

    因此，胚胎干细胞研究的收益将是巨大的，它很可能是很多疾病患者几乎唯一的希望。其中，最有名的支持者之一就是已故的“超人”的扮演者克里斯托夫·里夫。1995年，里夫因坠马导致瘫痪。他积极地支持干细胞研究，并曾经说过：“谁阻挠干细胞研究，我就把谁告上法庭。”

    人类胚胎干细胞主要有三个具体来源：第一，胚胎干细胞是从人工授精中捐献的多余胚胎中获取；第二，胚胎生殖细胞是从死亡胎儿尸体的原始生殖组织分离出来；第三，是从体细胞核转移术所创造的胚胎中分离所得。所有这三种来源都涉及一个敏感问题，即人类胚胎。

    随着愿意尝试试管婴儿技术的夫妇的增多，有相当多的早期胚胎被遗弃。一般来说，在进行试管婴儿的过程中，科学家会尝试进行多次人工受精，并在早期胚胎中选出1个移植到子宫当中。

    19世纪下半叶，随着生命科学的进步，人们有了基因的观点，才体会出人类胚胎启动和发育调控机制的复杂，对人类胚胎的实验研究才逐步松动。

    在过去，虽然英国曾在1990年通过了《人类受精和胚胎学法令》严格管制人类胚胎在科学上的应用，要求体外人类胚胎的研究必须在胚胎存活14天内进行，除此以外均属违法；德国在1990年代初也制订了《胚胎保护法》，禁止以研究为目的而杀死人类胚胎，但是为了能够发展科学，让更多受疾病困扰的人们解脱痛苦，英国和德国都在后来松动了对人类胚胎研究的控制，并且在干细胞研究方面取得了迅速的发展，而在亚洲，日本也不遑多让，成就令人瞩目。

    在美国，人类受精和胚胎由生殖医学会（ASRM）负责管制。近年来受到干细胞研究进展的触动，前总统克林顿在1999年9月接受了人类基因组伦理委员会的报告，对用于医学的胚胎干细胞研究解除了禁令，但对胚胎干细胞的来源，只限于不孕夫妇在治疗中多余胚胎的捐赠和流产死亡的胎儿。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国会于2006、2007年两次通过了加大干细胞研究投入的提案，却两次被具有保守宗教背景的前总统小布什否决。奥巴马成为新任总统后，开始逐渐解除了干细胞研究在美国的限制。

    在科学界内部，对于胚胎干细胞研究的看法则相当一致。科学家在进行干细胞研究的时候，只会使用发育了不超过14天的胚胎。这时的胚胎，只不过是一小团直径为零点几毫米的细胞团。这团细胞几乎没有分化，不含有神经系统，也不会有任何知觉，很难将其称为独立的生命。更何况很多科学家的胚胎干细胞来源是即将丢弃的体外受精产生的胚胎，即使不做实验，也不可能有机会发育成人。

    今天，科学家们在严格监管的情况下，努力发展干细胞研究，已经成为了共识。

科学无边界，技术需谨慎

    在中国，科学和技术是常常混用的两个词。所以一般公众不一定能够清楚地理解这两个词的区别。科学指的是一整套致力于理解自然真相的研究方法，以及通过这种研究方法建立的知识体系。换句话说，科学没有好坏，只有对错。而技术则不同，它是利用科学原理的工具，所以往往有利有弊。

    当我们考察每一项技术的时候，会发现没有什么技术是“绝对”安全的。现代交通工具带来污染，还会出现事故；个人计算机的普及使得颈椎疾病的病例大大增加；几乎任何针对病原体的药物都能使其产生抗药性。所以，正确的态度是，仔细权衡新技术带来的利弊，以及新技术和旧技术风险的大小。在很多时候，我们当然不能说某个新技术是绝对安全的，但是我们能说这个新技术的风险小于已有技术的风险。如果试管婴儿技术产生的先天性异常和自然受孕的产生异常婴儿的概率相似，同时又能解决不孕的问题，为什么不能应用这一技术呢？

    此外，新技术产生的风险需要尽量可控。要做到这点，需要深入而全面的研究。而以应用某项技术“可能产生风险”为理由停止相关的研究是荒谬的做法。人兽嵌合体移植器官是可能产生病毒感染的风险，那么就应该发展可靠的检验方法预防这种风险，而不是以此为由简单地否定这项技术。这就好像输血也会造成肝炎和艾滋病的传播，但是这并不妨碍输血成为挽救病人生命的方法。

    在西方国家，有些极端宗教团体盲目地反对几乎一切技术，尤其是和生殖相关的技术。在这类声音中，最常见的就是批评新技术使人类“妄图扮演上帝的角色”，“创造新的物种和生命将会毁灭地球”。这种说法全无道理，人类从事了上万年的遗传育种和人工选择都是在创造新的物种。

    科学家从事生物技术的研究并非为了制造耸人听闻的新闻，而都有着现实的目的，这些技术都是为了人类自己。针对某个技术的批评也应该遵循个案分析原则，脚踏实地地进行讨论，而不是用一些虚无缥缈的哲学词汇压人。曾经有一位作家批评克隆技术降低了生命的尊严。确实，对于那些身体健康，四肢健全的人来说，赋予身体所谓“生命的尊严”可以让自己拥有的财富升值，也许算是一种本能。但是对于那些需要现代医学技术帮助的人们呢？如果有一天人类真的能够通过克隆方便地修复残缺的身体，即使人类“生命的尊严”会受到一些损失，也别急着义愤填膺，因为那些因此重获健康的人们的想法也许并不一样。

    （拟南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