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明确一个道理，公共支出不是越多越好，要依据社会对公共物品的需求确定财政收入和支出，你从老百姓手里多拿一分钱，老百姓手里就少一分，同样的钱，政府使用的效率可能低于老百姓自己根据生活的优先顺序安排的效率。

　　“全民免费教育”有两点要思考，第一，是不是所有的教育都属于公共物品？政府究竟应该解决贫困的、上不起学的那部分人的问题，还是不分贫富哪怕是百万富翁的子女也要由政府承担所有学费？尤其是职业教育，属于个人的人力资本提升，花钱受教育可以在人力市场上找到更好的工作和回报，除了少数弱势人群比如失地农民、下岗工人需要扶助，其他属于典型的私人物品，政府有必要提供学费吗？

　　第二，根据记者调查，陕西吴起县这几年财政收入比较好是因为有石油资源，但严格来讲，中国石油企业根本没有太多的利润，而是靠少交资源税获得的收入，那不是真正的利润。它不是一个常规性的公共收入，那就要考虑能不能持续。

　　我的观点是，如果财政多收了钱，可以考虑减税，而不是一定要把钱全部花出去。

　　不管是九年还是十二年义务教育，政府的义务只是要保证所有孩子能上得起学，并不是让所有的孩子都免费上学，富人的孩子凭什么要纳税人掏钱？政府“做好事”不是越多越好，税收永远是稀缺的。

　　我并没有说政府盖大楼比这个更好，那个可能更不好，我只是说哪怕一年只花掉4500万，那这个钱能不能用在更重要的事情上？如果真的没有更重要的事情，那么，能不能考虑减税？政府到了钱没地方花以致乱花的时候，就要考虑税率是不是高了。

　　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组合中，存在着一个最佳结构，理论上，它的判别标准是，当增加一单位财政投入时，一个公共物品的边际效用等于任何另一个公共物品的边际效用。但由于公共物品并不能由市场直接评价，所以究竟是修路、建桥、修广场，还是搞绿化，搞医疗、教育、养老，缺乏一个成熟的评价体系。

　　以往在地方政府内部，财政资金的分配机制是部门间竞争，领导分配。竞争的标准并不是公共物品所能带来的价值，而是部门与领导及财政部门的关系，部门声音的大小，往往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还有是根据上级的政绩考核标准，或者是一把手个人的主观偏好决定。形象工程直观、外在，上级看得到，就往那投钱。

　　公共物品的价值就在于老百姓满意度的最大化。所谓客观标准，包括客观的政绩考核指标和数据，很容易导致计划经济。

　　假如政绩指标上强调教育投资，哪怕是一件好事，地方政府也可能做过头。像吴起县委书记说的“教育上花再多钱都浪费不了”，这可能是走极端了。

　　其实，减税才是最大的民生。有些官员是拿国家的钱买自己的政治声誉，我创收了这么多钱，那我就拿出来给老百姓补贴，他不考虑下一届或以后的事，也不考虑赤字问题。这么一来，将来谁还敢取消那笔民生开销，不是成罪人了吗？

　　关键是，在宪法中写入“财政平衡”原则，基本含义是，第一，依据社会对公共物品的需求确定财政收入；第二，财政支出不能高于财政收入。

　　通俗地说，财政支出并不是你收多少钱支多少钱，而应该是需要多少公共物品就收多少钱，支多少钱。经济有高涨有衰退，不能高涨的时候可着劲花钱，一个家庭在富裕的时候会存一些钱，然后在艰难的时候把钱取出来，这是最基本的经验。国家也一样，有钱了就只管花，还觉得是在做好人，这是不对的。真正的原则是这个社会需要多少公共物品，比如法院、公安局、修路、建桥等等，估计应该花多少钱，再反过来决定税收体系。

　　确定财政支出的边界，然后以支定收，这是现代西方的财政思想。假如收多了，就降低税率，少收，而不是把财政收入不断攀升当政绩。

　　一个社会要有长远眼光，要对历史上发生的各种情况做提炼和积累，这是跨越世代的抉择，其中的一条原则就是“财政平衡”。

　　(原载昨日《新京报》，作者盛洪，系知名经济学家，赵继成采访，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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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增长为何不敌GDP？中国工人工资仅为美国同行3%

　　按照财政部最新公布的信息来看，从1995年到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总共增长了6.7倍左右，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增长了6.7倍，而农民收入只增长了1.2倍。 ——— 陈志武

　　南都讯 记者秦鸿雁“农民工的收入为什么这么低？他们的选择空间为什么会那么少？”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昨天做客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解读劳动者收入占比不高背后的密码。数据显示，劳动者收入占GDP的比重，22年来下降了近20%。陈志武认为抑制劳动者收入占比增长的三个因素不外乎经济的自由度、征税比例以及金融的自由度。

　　中国工人工资仅为美国同行3%

　　陈志武举例，不久前，《人民日报》一篇文章讲到：从1993年到2007年，劳动报酬从占原来G D P的49.49%下降到2007年的39.74%，下降了近10%。而《新京报》报道估算，劳动者收入占G D P比重从1983年峰值56.5%，到2005年下降到最低点36.7%，在整个22年的时间内更下降了近20%。

　　除了国内纵向比较外，横向比较，中国制造业工人一小时的薪酬是美国同行业工人的3%，美国同行业工人每小时酬金是中国工人的30倍左右。“很多学者，包括张五常在内都认为这是中国的竞争优势，劳动力成本很低。”但陈志武认为，如果再继续下去，这一优势将变成未来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竞争的劣势。

　　工人议价能力低限制收入

　　“我们在讨论劳工权益或者是收入问题时，千万不要脱离开整个社会的制度环境、经济自由、创业自由、金融自由等角度来理解”。

　　陈志武称，以中国制造业为例，之所以工人收入难以增长，核心原因是工人谈价地位低、企业是劳动议价的强势方。现在一方面企业可通过并购重组等方式不断扩大其地位，但另一方面国内员工的组织形式仍然未变。有些企业雇用人员超过数十万，任何单个员工对企业的重要性会极为有限。单个工人的议价能力几乎为零。

　　“市场经济应该是基于契约自由、基于权利的经济”。陈志武认为不能够为了G D P的增长，为了保持中国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低人权的优势，继续限制工人发展的权利。

　　个人收入增长慢于税收增长

　　在陈志武看来，抑制劳动收入增长的第二个原因是政府征税。如果政府开支太多的话，最后必然也会妨碍到劳动者收入的增加。

　　陈志武分析了全球30多个国家，从1995年至2007年政府开支的变化情况发现，政府开支没减少或有增加的国家，在12年里平均工资增长速度接近3%，而政府开支减少最多的国家，劳工工资收入增长超过6%。且政府开支增加的国家，工人工资增长速度每年要比G D P的增速慢1.2%左右。

　　这也意味着G D P这个大饼，在政府和劳动者之间，在政府跟民间之间的分配，如果政府这边越来越多的话，必然意味着民间得到的那一份会越来越少。

　　按照财政部最新公布的信息来看，今年头5个月，国家财政税收同比增长了30.8%，而在过去四五年左右，平均国家财政税收的增长是G D P平均增长速度的2倍到3倍左右。而从1995年到2007年，如果去掉通货膨胀率的话，国家财政税收总共是增长了6.7倍左右，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增长了6.7倍，而农民收入只增长了1.2倍。

　　陈志武称，金融不自由也会抑制劳动者收入的增长。从多个国家的数据模型来看，金融自由度增加最多的国家，劳工工资增长的速度最快，年均增长速度接近6%，而金融管制恶化的劳工工资增长速度最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