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ne Goodall：studying chimpanzees for 50 years

　　文/郁 健 陈蓉霞

　　“在我刚开始做研究的时候，大约有超过100万只野生黑猩猩以及横跨整个非洲大陆的热带雨林，让我得以幸运地专心于自己的工作。”在英国希斯罗国际机场一间咖啡厅的一角，珍妮·古多尔向她过去的学生夏洛蒂娓娓道来。古多尔因在坦桑尼亚的贡贝自然保护区长期研究黑猩猩而闻名于世。但是，现在她每年有300多天四处奔波，出席各种国际会议，穿梭于遍布世界各地的基金捐赠者之间，还要为了保护黑猩猩和热带雨林跑到遥远的非洲村落和当地人讨价还价。“我现在根本来不及做研究，连数据分析都没法碰，实在是没时间。”古多尔不无遗憾地说。

　　古多尔依旧是一副看似纤弱的模样，一头银灰色的头发扎成标志性的马尾辫，行色匆匆却精神十足，温柔的嗓音与她钢铁一般的决心并不相称。尽管她已有75岁高龄，却根本不管所谓的“张弛之道”，每天的生活就是工作，更别提有时间放松了。今年，她比平时更忙，因为有许多项目和庆典正在筹划中，以纪念50年前她第一次来到贡贝。

　　改变一生的旅行

　　古多尔的故事应该从她还是个小女孩时讲起。7岁那年，妈妈给了古多尔一本书，里面提到了非洲的动物，于是，她的心里萌生了一个愿望，一定要去那块遥远的大陆，与那里的动物亲密接触。中学毕业后，古多尔在牛津大学档案系找了份工作，以打工妹的身份汲取这座学府的灵气。她去的最多的地方是自然博物馆，读的最多的书是有关动物的著作。机会终于来了。一位中学同学给古多尔来了封信，告知她们家现在搬到了非洲的肯尼亚，邀请古多尔去做客。好一个天赐良机！古多尔立即辞掉了工作，找了一份餐厅服务员的差事，以便挣更多的薪水能买上一张去非洲的来回票。

　　古多尔的非洲之梦终成现实。这次旅行改变了她的一生。在非洲，受人指点，她找到了著名的人类学家利基。利基一家常年在非洲寻找古人类化石，南方古猿化石就是出自他的大儿子之手。古多尔成了利基的私人秘书。利基不时对古多尔谈到黑猩猩，强调这项研究该是多么富有挑战性，因为没有前人的工作可供借鉴；又会是多么冒险，因为黑猩猩出没的地方人迹罕至；还少不了耐心，因为这将是一项长期考察的项目。古多尔听得入迷，只是心里发愁，这样出色的人才能找到么？有次她说漏了嘴：“但愿你不要因为我想做这事而总是提起它。”利基顿时托出谜底：原来他心目中的合适人选正是她！怎么可能？要知道，古多尔毫无这方面的学历背景，她只是个业余爱好者。但是，利基要的就是这份兴趣而非学历。后来的事实证明，利基挖掘古多尔，正如他挖掘人类化石一样成功！

　　利基为古多尔挑选的地方是坦桑尼亚的贡贝自然保护区，那里有黑猩猩出没。在那个年代做野外调查的女性可是凤毛麟角，尤其是在非洲。古多尔说：“我的家庭一直对我支持有加，我妈妈还特地跑来跟我住在一块儿。可是，其他人却认为我疯了，甚至有人觉得利基毫无职业伦理，这么做太危险了，而且他也没有权力派我去。”

　　令人震惊的发现

　　古多尔的独特并不仅仅因为她是一位女性，还因为她根本没有接受过正规的专业训练。古多尔在贡贝的第一个发现就令世人(其实是学者)大跌眼镜。她报道黑猩猩能够使用并制造工具：一只黑猩猩折取一根树枝，把上面的叶子摘去(这正是制造工具的雏形)，然后伸入一个洞里，当取出树枝时，上面沾满了白蚁，那正是黑猩猩的食物。长期以来，学者们一直将人定义为“会制造工具”的物种，现在居然发现黑猩猩也有此等本领，莫非承认黑猩猩也是人？守在书斋里的学者再也坐不住了。但是，对古多尔来说，这一切来得却是如此自然，因为她没修过大学的相关课程，所以她从来也不知道书上对人的定义，她只是凭着对黑猩猩的近距离(甚至零距离)接触，不期就记下了这样的事实。是的，过多的理论有时只会束缚人的自由思考，这正是大学生容易陷入的圈套。

　　在一些学术圈里，古多尔因为给黑猩猩起名字和在研究中心怀怜悯而饱受批评。她对此毫不示弱：“对黑猩猩心怀怜悯和保持客观性两者之间没有矛盾。情感能帮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它们，然后再用严密的科学方法测试该理解是否正确。”几十年的研究之后，人们又发现了黑猩猩的什么秘密呢？“如今最令人兴奋的发现莫过于各个群体的黑猩猩有着不同的文化。”古多尔说。在几内亚一个山区，黑猩猩们用树枝劈开果实，而在塞内加尔一个叫丰戈利的地方，黑猩猩们却用树枝捕食眼镜猴。最近还有研究发现，丰戈利的黑猩猩在看到丛林着火后会跳起一种“火焰舞”，类似于贡贝的黑猩猩在暴风雨来临时表演的慢节奏“雨水舞”。这些“文化差异”能够帮助我们了解黑猩猩的行为是怎样在社会群体中传承下来的，同时对我们理解早期原始人类的进化历程有所启迪。

　　从未动摇的信念

　　1986年的一次会议上，来自非洲各地的研究者们在他们的报告中传递出这么一种信息：在某些地区，黑猩猩的生存正遭受到森林采伐和偷猎的威胁。这是黑猩猩们面临的危机首次公之于众。古多尔决定把数据收集的工作交给在当地进行野外调查的助手和她的博士研究生，自己则投入保护黑猩猩及其栖息地的工作中。但是，情况却变得越发糟糕，现在，野生黑猩猩大概只剩下15万只。有人曾经问过古多尔，局面是否已经令人绝望。她回答：“我的信心前所未有地坚定，我们在贡贝地区开展的森林保护项目让我深受鼓舞。”

　　20世纪90年代，贡贝自然保护区的森林在靠近悬崖处戛然而止，再往外就只有光秃秃的山头。“现在，山头上的小树差不多有这么高了。”古多尔比划着桌子的高度，“新栽的树林从坦桑尼亚基戈马南部绵延100千米左右到布隆迪。更令人兴奋的是，当地村民都学会使用谷歌地球软件来监控他们的森林。村民们使用具有拍照和摄像功能的手机将信息直接上传到卫星，然后只要查看电脑就可以知道哪里的树木被采伐了，哪里的森林着火了，哪里的水土流失了。”

　　激发当地人保护黑猩猩的积极性，并且让他们奋发振作是古多尔的本领之一。她不仅教会贡贝当地人收集数据，还建立起一个受益于黑猩猩并以此为荣的居民社区。“这是他们自己的黑猩猩。”古多尔说。虽然贡贝地区的情况有所改善，“真正棘手的问题在于中非和西非地区商业化的野生动物盗猎贸易——这简直就是竭泽而渔！”

　　古多尔的工作已经远远超越了保护黑猩猩和它们的栖息地，她对大自然的保护有着通盘的考虑，并且意识到保护自然环境必须在所有战线上同时展开。她建立的“根与芽”组织致力于鼓励青少年投身环境保护，目前已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运作。她的新书《动物和动物世界的希望——如何拯救濒危物种》并不是描写黑猩猩的，而是关于人们在拯救许多濒临灭绝的动物时所付出的努力。这反映了古多尔现在的环境保护代言人的身份，她提醒我们只有把保护动物牢记在心，才有可能力挽狂澜。“即使我们为了拯救这颗星球上仅存的野生动物而全体自杀，只要下一代万物之灵没有学会善待野生动物，我们所做的一切还是徒劳无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