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0-07-22
文/易中天
1 认错曾经要资格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认错这事，越来越难了。而且，越是地位高、名气大、粉丝多，就越难。要么矢口否认，要么一声不吭，要么倒打一耙，要么把水搅混，甚至把质疑他的人统统说成是“文化杀手”。痛痛快快说声“对不起，我错了”的，几乎没有。就算有，也凤毛麟角，屈指可数。
于是国人感叹：这究竟是怎么了？
感慨也很自然。因为我们的文化传统，似乎很鼓励认错。谁不知道“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蚀）焉”（《论语·子张》）？但不知是否有人想过，这其实要有资格。资格，就是“君子”。在孔夫子的时代，君子首先是贵族，即“君之子”。其中地位高的，是“王子”（天王之子）和“公子”（公侯之子）。最低一等，也是家君（大夫）之子。这就是“士”，也叫“士君子”。这样的人，犯了错误，当然都看得见（人皆见之）；改正错误，当然都崇敬他（人皆仰之）。如果是“小人”（庶人、平民、普通老百姓），犯了错误，有可能“人皆见之”吗？不可能。改正错误，有可能“人皆仰之”吗？更不可能。认错，是不是要有资格？
所以，认错曾经是一种贵族待遇，也是一种贵族精神。那时，一个真正的贵族，如果有错，要么自己辞职，绝不等别人弹劾；要么自己去死，绝不等别人动手。这就叫“刑不上大夫”，也叫“士可杀不可辱”。至于“小人”，则根本就不存在认不认错的问题。他们只有一条出路，就是“伏法受刑”，没资格“自裁免辱”。这就叫“礼不下庶人”。
秦汉以后，贵族慢慢地没有了。最后只剩下两个等级：皇帝和臣民。于是，皇帝以外，包括官员，所有人都没资格认错，只能“认罪伏法”。甚至没有罪，也要声称有罪，比如上奏时口称“诚惶诚恐，死罪死罪”。无罪而称死罪，哪有真实可言？不过是一种“姿态”。真正的错误，也就不会有人去认。结果，认罪也好，认错也好，便都变成了“表演”。
2 认错曾经是表演
表演最“出色”的，是皇帝。因为只有皇帝，才有资格认错。方式之一，则是在遭遇自然灾害时下“罪己诏”。这看起来是 “严以律己”，实际上是“自欺欺人”。你想啊，闹地震发洪水，是因为皇帝“失德”吗？那他岂不是神？这就正如他们的“称孤道寡”，你说是谦虚还是自夸？
然而效果却极佳。天下臣民，感激涕零；颂圣之声，不绝于耳。可见所谓“罪己”，名为认错，实为表功；名为自责，实为标榜。实际上圣贤们讲得很清楚：君子之所以要知错就改，固然因为瞒不住（人皆见之），也因为有红利（人皆仰之）。那么，没人看见，或者没人捧场，还认错吗？多半不会。就算儒家主张“慎独”，做到的也没几个。道理很简单：既然是表演，没人喝彩，谁肯粉墨登场？
有趣的是，这样一种表演，到了四十年前“斗私批修”的时候，就成了全民性的。因为所谓“斗私批修”，乃是一场全民的“道德运动”。目的，则旨在把所有人都打造成道德意义上的“君子”。于是，每个人都在“灵魂深处闹革命”，每个人都在“狠斗私字一闪念”。当然，每个人也都要检讨自己，批判自己，甚至痛骂自己。那些把自己骂得最凶的，往往能得到领导表扬、群众肯定，在掌声中体面地下台，甚至成为帮助别人的“先进分子”。那可能是中国人最肯“认错”的时期。只不过，事后想起，却是惊恐莫名和羞愧难言。许多人今天的不肯认错，就源于对那场运动的“心有余悸”。
3 认错曾经很危险
事实上，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批判自己固然是自我救赎的途径，逼人检讨也是搞垮别人的手段。因为一旦检讨，承认错误，就意味着“有了污点”，在气势上就“落了下风”。就算这会儿不整你，把柄却落到别人手里了，随时随地都可以翻出来，老账新账一起算。我们毕竟不是皇帝，谁都担不起这风险。
其实就连皇帝也不敢。要知道，皇帝之所以能“君临天下”，是因为“奉天承运”。这就不能犯错误。犯错误，就不是“天之骄子”了。也因此，皇帝决不能认错，更不能忏悔，最多只能后悔，比如“悔不该酒醉错斩了郑贤弟”。表面上看，这似乎是检讨自己。但那责任，却全在酒。说到底，还是不负责任，因为他根本就负不起。
皇帝都担不起的，官员也担不起。何况“受命”的是皇帝，“亲政”的也是皇帝，怎么能向官员问责？不能问责，就只能“问罪”。罪责不明，就只能“诛心”。诛心，就是问动机，比如问官员“是诚何心”，也就是问他“居心何在”的意思。这其实也是问不得的。什么叫“居心不良”？最起码也是“谋私”，弄不好就是“谋逆”，谁担得起？也只好极力洗刷自己，设法栽赃于人。大家都标榜自己“动机纯正”，指责政敌“居心不良”，也就非搞阴谋不可。最后，阴谋论和动机论，就成了派别斗争的常规手段。这时，还有人敢认错吗？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过去的苦难记忆犹新。这就使许多人成为“惊弓之鸟”，十年怕井绳。所以，我虽然坚决反对“阴谋论”和“动机论”，但对怀疑他人动机的被批评者，还是留有一份理解和同情。
4 不会认错又如何
这，大约就是中国人的“认错史”。由于这样一种历史，我们已经不肯认错，不敢认错，也不会认错。比方说，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该向谁认错。曾经有某官员私生活出了问题，检讨的话却是“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其实他那档子事，顶多对不起老婆，跟党和人民有什么关系？这样“大而无当”的认错，一听就是“言不由衷”。
不会认错，也就不会道歉。曾经有某媒体，因“报道失实”向某机关道歉，其实这个机关，或者部门，或者单位，是靠纳税人的钱来维持的。纳税人的钱怎么花，有没有铺张浪费，媒体当然可以质疑，可以监督。就算报道不够准确，有误差，更正即可。即便要道歉，那也该对读者，哪有向监督对象道歉的道理？这是典型的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不会认错，也就不会批评，甚至不会提问。比方说，开口就问人家的动机，甚至预设一个“道德污名”，问人家是不是。同样，要为自己或自己人辩护，也是拿对方的动机做文章。其实动机这事，往往无法证明。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毫无意义。有分量的批评，都是摆事实、讲道理，或者看事实有没有出入，或者看逻辑有没有漏洞，然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可惜，这种方法，我们常常不会。
实际上，对自己缺乏反省的人，也很难真正地了解别人。自己的错误都不能发现，又岂能抓住别人的要害？也只能纠缠于表面现象和枝节问题。大家都不讲事实，不讲道理，思维能力和国民素质的提高，恐怕就成了永无期日的事。认错，是不是很重要？
5 学会认错待何时
那么，我们何时才能学会认错？恕我直言，恐怕任重而道远。别的不说，面子这关，就多半过不去。
中国人的心理很奇怪。一方面，大家都知道“瓜无滚圆，人无十全”；另一方面，又往往不能容忍别人出错，更不能容忍别人挑错。在我们看来，犯错误是丢人的。犯了错误又被“揪出来”，就更丢人。这人如果还是政要、名流，是商海巨鳄、江湖大佬、学界领袖，那就丢死人了。不但自己丢人，还会连带亲朋好友、哥们姐们、徒子徒孙，一起没有脸面。
因此，不但自己不能认账，粉丝拥趸们也要一哄而上，百般抵赖，誓死捍卫。哪怕说得漏洞百出、逻辑不通，也得死扛着。死扛着也振振有词：对社会名流和成功人士的追究，会导致斯文扫地、体面无存，打击我们民族的自信心。
这可真是奇谈怪论！难道我们民族的脸面是纸糊的，一捅就破？难道我们民族的自信是塑料的，一烤就化？真金不怕火炼，事实就是事实。认不认，事实都不会变。不认，只能显得心虚；认账，则至少像条汉子。比较一下，哪个更体面，哪个更丢人？
我同意凡事不可过头，更反对“全民扒粪”，那将变成第二次“文革”，第二次“斗私批修”。但宽容的前提是认账。认账不等于认错。认错是承认错误，认账是承认事实。认账之后，错与非错，还可以讨论商量。但如果连事实都不承认，那就什么都谈不上。因此第一步，是要先学会认账，即弄清事实。这是“真伪判断”。然后，才能讨论是对是错。这是“是非判断”。至于“价值判断”和 “道德判断”，只能放在最后，甚至未必一定要有。
可惜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往往是反着的。事情还没有弄清楚，道德批判就先开始了。这样一来，谁还敢认错？只怕连账，都不敢认。“事实判断”都难如蜀道，“纠错机制”岂非侈谈？我们前面的路，还真不知道有多长。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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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骏要学朱学勤
唐骏“学历门”的事情虽然没有了结，但看起来唐骏自己要画一个句号了。他日前给所有港澳资讯员工发了一封内部电子邮件，在邮件里重申了是由于中信出版社的错误，才使《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一书里出现了其学历的表述错误。唐骏仍然在重复着一个自己也不相信的谎言，但就是不认错，不道歉，这心理素质非常人能及。
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与唐骏一样，最近也面临着信任危机。网友I－saiah在网上发表6篇题为《朱学勤：学术界的又一个“汪晖”？》的文章，通过比对指出，上海大学教授、知名学者朱学勤1992年的博士论文 《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存在抄袭嫌疑。但面对质疑，朱学勤主动向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该委员会就其博士论文是否抄袭启动学术调查，还公众一个真相。最难能可贵的是，朱学勤尽管坚信自己没有抄袭，但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一旦出现不利于他的结论，他将自动交出博士学位证书，并且自动辞去上海大学教授、博导头衔。
朱学勤的姿态与唐骏一比，高下立判。朱学勤比唐骏高就高在，第一，他知道面对公众的质疑，需要独立第三方来调查，而不能自说自话。第二，他知道如果做错了事情，应该感到羞愧，更应当承担责任，接受因为做错了事情而应该受到的惩罚。
其实朱学勤的做法也就是在一个正常社会中一个具有正常道德水准的人的正常行为。然而不幸的是，时下，唐骏的做法似乎更为常见。朱学勤的正常，反而异乎寻常。大量事实表明，唐骏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在学历这件事情上的言行，不仅体现出他个人道德水平的低下，更见证了社会平均道德水准的低下。
是什么让人变得这么没有“羞恶之心”呢？大凡道德水准的维系，无非是正面的引导和反面的惩戒两个方面，惩戒尤为重要。显然，这恰恰是我们现在最为缺乏的，不知道有多少败德行为，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天长日久，败德就成为正常行为，而品德两个字，变成了稀缺资源。
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对败德行为的惩戒软弱无力呢？在西方社会和我国传统社会，维系社会道德，并不完全由政府和个人承担，社会的、民间的许多共同体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比如说一个学者抄袭被发现，尽管因为没有触及法律，政府不对其进行惩罚，但学术共同体会对其进行严厉的惩罚，乃至其失去从业的资格。类似唐骏的不诚信行为，商会、行业协会等共同体也会采取惩罚的措施。这样，社会道德水平的维系由于多种力量的参与，有了可靠的保证，道德水准就能维持在一个理想的水平。
改革开放之后，尽管社会组织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整个社会仍然是行政主导的格局。无论是学术共同体，还是商业共同体，都没有真正地发育起来。对于道德的维持，仍然是依赖于行政权力，另外就是个体的公民形成的舆论压力。舆论压力软弱自不待言，行政权力在处理各种败德行为时，出于利益或者所谓 “大局”的考虑，一般不处理或者处理很轻，败德行为的泛滥，就不可阻遏。
朱学勤把他遇到的麻烦交给学术共同体处理，不管结果如何，都有助于增强共同体在社会道德事务中的权威，进而有助于我们社会的道德重建。
【珠江晚报】
唐骏学历门，不要将名人当成道德楷模并求全责备
作者：相晓冬
张悟本刚刚因为假学历而被打倒在地，唐骏紧接着爆出学历造假风波，这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其客观结果——打击了假学历，扞卫了真学历；打击了野鸡大学，推销了凤凰大学，这不正是“讲究名师和名校，追求权威与资格”的西方精英标准么？
但值得肯定的是，方舟子的举动戳破了中国精英一贯将个人形象美化成“高大全”的品牌泡沫，这足以引起中国精英们的反思——在信息社会，“纸包不住火”已经成为必然现象，还要不要处处树立自己“高人一等”的所谓地位和形象？
大部分中国精英也是一群名利的奴才，他们向上仰视更高的精英、向下鄙视不如他们的草根，这种陈腐思想铸就了整个社会在精神上的等级观念，使得精英高高在上、骄傲自大，而草根们却畏畏缩缩战战兢兢。
如今，西方精英找到了中国精英的软肋，于是，一场旨在将中国精英打回草根的文化战争正在硝烟四起，他们瞄准的是中国的一些名人名流，只要将他们打回原形，广大民众就将沦为更低人一等的草根，从而强化他们对西方价值观的奴性。
整个人类社会正在从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转移过渡，大量的草根阶层已经从繁琐劳累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一些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人转身投身脑力劳动主导的精神生产之中，他们没有名师名校的显赫背景，没有硕士博士的高学历，也没有留洋镀金的光环，但他们的头脑同样能闪烁起智慧的灵光。
由于信息社会孕育出广泛的传播渠道，这些草根们正在以独立思考的精神通过信息的获取和传播增强自己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草根势力的崛起必然对那些普遍自视甚高骄傲自大的精英群体形成挑战，于是，精英压制草根、草根反抗精英也必将成为文化领域的普遍现象，在精神生产方式停留在分散的个体的孤立的“个体户”时期，这种文化冲突和思想斗争将持续发生，直到脑力劳动的分工和协作被普遍接受。
“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臭皮匠就是草根，诸葛亮就是精英。这个名叫诸葛亮的精英一旦看到臭皮匠联合起来并对自己的精英地位形成威胁，便会采取分而治之的手段，将其各个击破，他们先瞄准一个臭皮匠，并找到其软肋，再利用其他臭皮匠“嫉恨同行”的心理，将其打翻在地。张悟本便是第一个被打倒的臭皮匠，其软肋就是学历造假，唐骏似乎就是第二个，至少，在西方精英的眼中，唐骏也不过是一个崛起的草根。
因此，草根们要想崛起，就必须抱团，并且树立起一种新的共识——每个人都可以发现真理，都可以因为独立思考而闪烁起思想的光芒，但每个人也都会犯错误，即使是那些权威和大师，也是错误频出，因此，在打造自身品牌时，不要用学历、头衔和地位那些身外之物来抬高自己，人的价值永远在于人本身，闪光的只能是自己的名字，而非名字前后那些看似闪闪发光的装饰品，而那些喜欢为自己挂头衔、学历的做法不正像那些“乍富起来的穷汉子们”用名车、名牌和豪宅这些身外之物抬高自己地位的做法一样吗？而这反而是用物的价值压低了人的价值。
写到这里，我们再反观方舟子对唐骏学历的揭露和批判，不正像一个自以为买了真名牌的歧视别人的假名牌么？不正像是一个带着纯金戒指的嘲笑别人带了个镀金戒指么？但方舟子却不知道，如果一个人没有真才实学，真学历也是假的；一个倘若有真才实学，假学历可以是真的。就像中学课文《项链》中的女主人公马蒂尔德带了个假项链，但她自己却以为是真的从而恢复了自信以至于别人也不会以为是假的一样。
草根们要崛起，还必须消除掉对名人名流的崇拜心理，要平视他们，他们只是获得了大众的关注并不断强化和持续了这种关注而已，他们都有特点，但同样也都有缺点，谁都不是完美的，所以要以宽容之心对待他们，将他们看成是大众的孩子。
所以，不要像方舟子那样，将一个学历造假上升到诚信和道德问题的高度，我认为张悟本和唐骏即使学历造假，也顶多可以扣10分，因为这种个人行为背后，是整个社会的学历崇拜、唯文凭论、人微言轻等不良风气在推波助澜。我们崇尚真，但不应一棍子打倒所有的假，当然，制造假钞、假药和假冒伪劣应该被彻底打倒，而制造假牙、假肢的我们却必须允许。
草根要崛起，还应该一同联合起来反对精英的精神压制，并祛除自己对名人名流的奴性心理，草根之间要相互支持，而成功的草根也不要再产生高高在上的精英意识，而是应该反过来帮助那些没有成功的草根，看看我们的那些名人名流，都在利用大众的关注度让自己的儿子、弟弟出名，那些电影界的导演也都在成为影阀之后将“电影工厂”变成“夫妻店”，就是没有哪个名人能够反过来帮助自己的粉丝成名。
此外，草根们还要摒弃掉自己的“道德洁癖”，不要用一个污点而否定整体，要允许犯错、宽容失败，不要将名人当成道德楷模并求全责备。我们曾经大力提倡做什么“大写的人”，尤其是在树立榜样时，并习惯了以“为尊者讳”的方式塑造“道德超人”，只夸大和渲染优点而不提错误和缺点，造成的结果是“超人顶着道德远离了大众”，却反过来指责大众的道德滑坡。
在新的时代，这种价值观应该遭到反对了，道德本应该是卑之无上高论的东西，人们在举手投足之间，就应该能够践行道德，并享受社会的赞许为其带来的精神愉悦。所以，道德、诚信和责任等评价标准加之于个人身上时是有度的，谁也不能达到百分百，不要因为一个污点而否定其余，只要及格就是个好人了，而社会的赞许和宽容则是一种最佳的激励，他可以让更多不及格的人及格，并让更多及格的人变得优秀。
【21世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