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0-07-22
经济学家:中国迫切需要以紧缩政策应对通胀危机
我从前说过，很多支持经济刺激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的流动性泡沫从根本上扭曲了全球经济。金融、地产和零售业被人为地吹高，因此，这些产业失去的工作岗位不能复得，我们必须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对此，经济刺激成本很高却收效甚微。
全球经济的一个基本挑战是，发展中世界的庞大人口获得了可以和西方工人竞争的生产力，但还没有获得相同的财富可供消费。这个差距造成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发展中国家，贸易也随之而来。这是从富裕国家到发展中国家的一次财富再分配。这一进程的速度和发达国家的需求增长速度成正比。
这一财富再分配造成了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和发展中国家的泡沫。要想拥有稳定的全球经济，发达国家需要通过低财政赤字和低G D P增长的方式保有财富，等待发展中国家来追赶。我认为，在今后的十年，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不应该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
如果没有经济增长来提振就业，发达国家就需要使劳动力市场变得更加灵活以降低失业率。在欧洲，服务业似乎人手不足，失业率却还居高不下。问题出在辞退一个员工的费用很高。因此，企业会尽量减少职工人数。恐怕西方的高失业率水平还要持续很长时间。西方工资仍然超过发展中国家的10倍，所以，只要有可能，跨国公司一定会将员工安排在发展中国家。
全球经济的“二次探底”可能让很多人认为中国不应该结束其刺激政策，甚至需要引入另一套经济刺激方案。我对此持怀疑态度。但是，目前的紧缩措施可能会放松一些。这也并不正确。
中国迫切需要紧缩其经济。中国面临的挑战是通货膨胀，而不是增长放缓。中国近期的出口数据与全球经济的“二次探底”并不一致。即使全球经济放缓，中国的出口仍将可能继续增加。
虽然信贷市场现在感到有些吃紧，但这与价格稳定不相一致。过去的货币和信贷的迅速增长正演变为通货膨胀。而目前信贷和货币的增长则增加了通胀的压力。政府需要迅速提高利率，以限制信贷需求，减轻通胀压力。
印度和韩国最近提高了利率。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尽管全球经济放缓，他们也必须对付通货膨胀。中国需要尽快加入这个行列。印度的通货膨胀已达到两位数。除非利率迅猛增加，否则，中国也可能遭遇相同的境况。
中国已进入通胀时代。劳工市场收紧，工资快于劳动生产率增长。通货膨胀已不可避免。事实上，只要工资上涨速度快于通货膨胀，这就不是一件坏事。它是中国重新走向平衡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提高经济中劳动收入和消费的比例。但是，要想稳定经济，利率必须超过通胀率。否则，通胀率将加速上涨，并引发危机。
虽然我现在认为美国不会在2010年下半年提高利率，但我仍然相信，中国会以每次27个基点的幅度两次提升利率。虽然这些举措将平息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但不足以稳定通货膨胀。恐怕中国将在两年内经历一场通货膨胀危机。
(原载7月19日出版的《新世纪周刊》，作者谢国忠，系知名经济学家)
[南方都市报]
沈洪溥：被忽视的货币政策纪律性
作者：沈洪溥
每逢国家统计局公布宏观经济数据，就总会有关注的焦点，或是物价领域的通胀、通缩，或是投资领域的投向结构，“保增长”等也一样能作谈资。
但奇怪的是，尽管各方辩论多有涉及投资、消费和出口，所谓支出法决定总量的三大要素，却是没人就当前的货币政策作合理与否的探讨，至多只是看看信贷投放的增速与广义货币增长速度的现状，而货币当局也因此情绪稳定地始终保持了政策的“独立性”，站在了争议之外优哉游哉。当前，热门话题是通胀压力，但几轮PK下来，似乎已经尘埃落定。多数人相信，年初的通胀隐患将在6-7月间见顶，并在第4季度回落。辅之以最新统计数字，似乎又将迎来一段低通胀的好时光。但笔者认为，一方面，低通胀更可能是经济增速放慢的先兆，不是政策操作之功；另一方面，有关分析过度在细节纠缠，历次关于经济话题的算卦，却几乎从未触及关键的政策变量——— 货币政策。
以几轮对通胀问题的讨论为例，无论是食品还是能源，无论是居住租金还是医疗费用，背后无不伴随着民众对自身可支配收入购买力下降的极大疑虑。这种疑虑每每在通胀高企时转化为焦虑，最终导致非理性的消费或者投资行为。从此来看，货币政策因为直接影响流通中的货币量，直接影响实物—货币比对关系，应对此承担主要责任。
幸运的是，国内已有人对此做过相关研究。结论是，在我国1元钱的政府投资大致带动3-5元民间投资，而1元钱投资大致带动0.3元GDP。在这样的链条激励下，货币政策松一点，投资就会更快地扩张，也因此能够得到更高的经济增长效果成为通识。但副作用是，货币发行量更宽松，在纸币本位的制度体系下，其实就意味着居民收入实际支付能力的下降。如果不能对应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同步或者更快上涨，那么“劳动无法致富”就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必然结论。
现实中，统计意义上的居民收入平均增速确是快于GDP平均增速的，但由于分配的严重不公，导致绝大多数劳动者一方面在辛勤劳作，一方面劳动所得却在不断缩水。这样，快速或者过快膨胀的货币量也要承担相当部分的责任。
理论上，秉承经济自由主义传统的货币主义学者一直坚持实行所谓“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使它与经济增长率相适应。从美国过往四十年的历史看，在金本位制垮台之后，凡是货币量控制得好的年份，基本对应着经济稳定的时期，而每次货币政策主动干预经济，试图通过加大货币投放量刺激经济增长，则无不带来意料之外的麻烦。上世纪80年代如此，三年前的次贷风暴也如此，其中的逻辑并不复杂——— 增长速度总是对应实际生产效率，人为拉高增速只能带来数据的繁荣，当泡沫退去，总要有低谷段来为高峰期埋单。
回到我国，2009年我国信贷投放量是9.59万亿元，同比多增4.69万亿元；广义货币投放量同比增长27.68%，增幅比上年末高9.86个百分点。这针超级强心剂，直接效果当然是“保八”成功，间接效果就是让人民币在国内经济循环中贬值速度更快。由于人民币还不是国际货币，还无法通过储备、支付等方式分流疏导，绝大部分的人民币投放量集中在国内循环。但国际间，却是纷纷看好人民币估值前景，大力鼓励人民币升值。于是，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就成为奇妙的景观。结果是少数外国人大赚套利收益，而多数中国人却在不断为储蓄缩水烦恼纠结。
这种不公平亟待改变。就现状而言，政策逻辑上，解铃还须系铃人。笔者建议，在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之前，货币当局宜适度调低、调低再调低货币投放的速度，着力改变人民币过快对内贬值状况，乃至不妨自设“红线”，在大力倡导必需的独立性之外，也要有足够的纪律性才是。
【云南信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