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婷婷

 

　　蒋高明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中国国家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生态学会副秘书长。

　　在恢复生态学领域，第一次提出了沙地草地生态恢复的“以地养地”模式（2001）、“借助自然力”恢复（2001）以及“畜南下、禽北上”（2006）新观点。

　　发表学术论文163篇，其中SCI论文71篇。据CNKI数据库显示，蒋高明发表文章被引用2375次，论文下载频次20251,HI指数25，被CKKI列为中国科学家高被引作者之一。

   　7月30日，7点03分。

　　蒋高明再次更新了博客，标题是《美国人花中国人的钱干些什么？》，博文的标签以“经济”打头。

　　经济、军事、食品安全、转基因……他的博客关注的内容很多，但是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还是生态，这是他的老本行。

　　蒋高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在很多人眼里，蒋高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犀利哥”。从防治沙尘暴的“林草之争”，到发展转基因作物的孰是孰非，他敢说、敢做，不怕得罪人，也得罪了不少人。

　　他的著作《以自然之力恢复自然》一书的结尾，有这样一段话：“古人云‘文死谏、武死战’。没有人封我个‘谏官’，我想将所学的知识用于国家生态环境保护的具体实践，当个‘建议’学者而已。听也罢，不听也罢，乐在其中，苦也在其中。吾将上下而求索。”

　　十年，他的观点终于被“主流”接受

　　对于经常“四处碰壁”的蒋高明来说，内蒙古的巴音胡舒也许是他最喜欢的地方之一。10年前，他让这个有72户牧民、310口人、面积12.1万亩的典型牧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的做法就是以自然之力恢复自然。”蒋高明最初提出这个观点时，正是草原沙地植树造林风头最劲的时候。

　　11年前，由于严重缺草，巴音胡舒的牧民为保牲口越冬，需要到40公里外的地方买草，每户约花2万元。当时，抱着“死马当做活马医”的态度，牧民将严重退化的4万亩夏季牧场交给蒋高明进行草原恢复实验。

　　实验仅一年后，这里的草层高度就达到了1.43米，产草量每亩为5300斤鲜重，在沙地榆母树周围，自然萌发的榆树苗达321棵/平方米。2004年，牧民由原来的每户每年买两万斤干草，到每户分到7万斤干草，从此结束了买草的历史。

　　蒋高明到底在草原上做了什么？他的答案是：“什么也没做。”

　　“不让人类活动去干扰草原，使草原生态得到休养生息。”这是他的观点。

　　比起草原造林、飞机播种、打井、建围栏等等的传统生态恢复手段，蒋高明的做法似乎“很没有技术含量”，所以最初他面对的多是官员、学者的嗤之以鼻。

　　“不做事情就没有资金，如果这样草原就恢复了，实际上是断了很多人的财路。”蒋高明对他早前的际遇看的十分清楚。如今，经过10年的奔走呼告，以及巴音胡舒的力证，让蒋高明觉得“以自然之力恢复自然，这个观点已经被学术界接受”。

　　事实确实如此：2007年7月20日《科学》“科学新闻聚焦”以3页的篇幅配以6副图片，报道了蒋高明内蒙古浑善达克生态恢复效果；2008年，他的草原生态恢复项目还被列入了科技部“支撑计划”；2010年，巴音胡舒案例进入了美国环境类大学教科书《地理与环境》（第6版）。

　　蒋高明说他现在的目标是我国的四大沙地，他希望“以自然之力修复这15.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畜南下、禽北上”，他要再次颠覆传统

　　“我就是个农民的儿子。”蒋高明这样定义自己的生命轨迹：从山东平邑县的小村子到济南再到北京，如今他又回到了农村。“这次回归要达到一个升华。”他说。

　　2005年，蒋高明提出了“畜南下、禽北上”的退化生态系统恢复观点，并在他的家乡开展实验。

　　“我们用农区秸秆取代草原上的草喂牛，发展秸秆养殖业，这是‘畜南下’；因为家禽对草原的破坏力比较小，在草原地区我们尝试着带领牧民养鸡，这是‘禽北上’。”蒋高明几句话简单总结了他的这一颠覆性的理念。

　　在蒋高明的生态研究站里，牛吃秸秆加工而成的“面包草”，牛粪生产沼气，然后作为优良的有机肥还田……循环利用生物资源、有机、无污染的优点在这里得到了充分体现。

　　几组数字为他的研究佐证：在完全杜绝农药的情况下，施用有机肥料的小麦亩产可以达到800斤以上；470亩玉米秸秆加工成“面包草”后，可以育肥294头夏洛莱肉牛，为农民增收58万元；如果其中部分牛粪用来制沼气，全村248座户用沼气一天大约可以产生沼气322立方米，一年下来可以节约标准煤84吨，减排二氧化碳269吨。

　　虽然数据让蒋高明感到很“硬气”，但这样的实验毕竟不同于在计算机上做模型，除了植物、动物、微生物，他要打交道的还有农民、企业甚至市场。

　　“农民养了牛，牧民养了鸡，他要卖出去才能见到效益，但做市场毕竟不是科学家的长项，我们不能把这些农产品都买下来。”为了把实验规模扩大，蒋高明现在头疼的是如何找到有责任、有良知、有能力的企业与他合作，他承认自己也不能“包打天下”。

　　对话

　　记者：我注意到您手中的科研项目并不多，尤其是资金支持力度大的项目，您的经费够用吗?

　　蒋高明：对我们来讲。科研经费还是紧张一些，因为你是跳开了传统的思路在做。实际上一些项目都是我们自己掏腰包，草原的项目有一些支持，但山东的就是我们自己在做。

　　记者：申请项目的时候是不是受到一些阻力？

　　蒋高明：不敢说真话，这个是现在中国科学界最麻烦的事，因为讲真话就有可能得罪人，得罪人就不给你课题。

　　但没有那么多的钱，我们不是也活着吗，而且照样出成果。我们连续3年在植物所是优秀组，在所里，优秀组是很难当的，有时候比例不到百分之十。

　　我手里还是有一些项目的，保护区的项目是挺大的，有400多万，包括一些国际上的项目，科学院的项目，山东省的项目，还有一些企业家支持我，他们觉得你做的这个东西好，做的好就会有人支持。

　　记者：有没有想办法去多争取一些资金？

　　蒋高明：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呢？资金少我们就省着花。我可以捞一千万，但是一百万也够了，那就看你要什么了，为了多拿一些，你也可以拍他们，说一些违心的话，但是我们要的是坚持自己的原则。

　　记者：对于许多科学家来说，“名利”相比，“利”比较容易放弃，很多人把“名”看得很重，对于一些同行对您的质疑甚至诘难，您怎么看？

　　蒋高明：我的很多东西也被别人骂，开始的时候很生气，也想很认真的写些东西回应一下。但是有些是毫无道理的指责，后来索性就不看了，看了标题、作者就知道他写什么了，肯定没好话，眼不见为净。

　　记者：有没有从别人的质疑中，对自己进行过反思？

　　蒋高明：如果说的有道理的话，我会接受。我希望的是心平气和的交流，而不是对骂。必须承认，有时候我的观点也有一点偏激。

　　阅读

　　一条小河的命运

　　那条小河，小的时候，我们一直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孩子们就叫她“河沿”。河分上河与下河，上河流的水急且清澈，从一片芦苇丛中穿过，芦苇丛两旁的岸边是约1公里的树林。树种很多，记得有枫杨、加拿大杨、旱柳、国槐、刺槐、榆树、楸树、核桃秋、紫穗槐；下河流进入另外一个村庄前，忽然变得宽阔起来。最令人难忘的是宽宽的河床上，布满了银色的沙滩，河流两岸的乡亲们在沙滩上挖出浅浅的坑，直接取水饮用。

　　河流里有很多很多的鱼儿。发洪水的时候还可以在浅滩上，抓住几十斤重的大鲤鱼，鱼是从上游水库里随洪水跑出来的。在河流平静的时候，能够看到一些鱼儿在浅浅的水底下静静地呆者。有一种鱼儿，孩子们叫它“沙里趴”的，我们用小手就能抓住。至于深水里，螃蟹、虾米、青蛙、泥鳅就更多了。小朋友们用捞水饺的笊篱就能捞到虾。

　　银沙滩上分布有各种小草，有白茅、狗牙根、荩草、马唐、辣蓼、葎草、鸭趾草，水边有水芹菜。从河流两岸的深处走进，便是密不见人的森林，几乎全部为本地树木。森林里有各种好看的鸟儿，其中一种叫小黄雀的，个头很小，非常灵活，金黄的羽毛，喜欢在国槐树上停留。淘气的孩子用弹弓打它，但还未开弓呢，鸟儿们便“嗖”地一声，飞身钻入了更密的森林。

　　最过瘾的还是到小河里洗澡。水不很深，但依然有危险，有邻家的孩子过分淘气，到深水里洗澡淹死了。因此，家长和老师是严禁孩子们到深水去洗澡的。不让去，就跟在大人后面到浅水里洗。那个时候没有空调，甚至没有风扇，凉爽的河水就是避暑的最好去处。奔腾的河水带走了人们身上的热量，还将污垢一起带去了，换来一身的清爽。

　　这条无名的小河一直陪伴我度过了小学和初中。

　　1978年，我考入县里的重点高中。功课紧了，很少有时间再到河里洗澡，到森林里抓“姐儿龟子”（知了）了；1981年，我到济南上大学，这条充满梦幻般的小河就久违了；1985年，我大学毕业回到老家，看到小河两岸的本地森林被全部砍光种上了杨树；1989年，我新婚后带着北京的媳妇来到河边，还能找到一点森林的感觉，但已经全部是杨树了；1997年，我再次回老家，看到河流两岸建了很多的养鸡场；2007年，我回家看到，沙贩子们在大肆盗挖沙子；2009年，上河流来一股股浓浓的血水，从此没有停止过，原来上游建造了一家日处理1万只鸡规模的屠宰场。

　　这条小河，现在河水不能继续捧起来就喝；男人女人们，尤其孩子们，再也不能到水里享受水的乐趣，河水粘在身上有黏黏的感觉，还有一股臭味；甚至两岸的井水也变苦了；知了不再欢叫了，小黄鸟不知去向，银沙滩没有了，沙子被盗卖一空，河流变成了一条泥沟，农田直接延伸到河边，1公里宽的本地森林也以“退林还耕”的名义变成了农田。农田里，充斥着大量的化肥、农药、除草剂。白的、黑的、绿的塑料袋，还有农药瓶子遗弃在曾经的小河旁。风将岸边上的垃圾吹进河里，然而小河沉痛地将垃圾搬运到下游去。

　　这条河，她死了。

　　（摘自蒋高明的博客，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