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 著名经济学家

中国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一样，最终会过渡到公民社会。过渡之路也许是漫长和曲折的，但大方向不会改变，因为只有公民社会才能满足现代人的需求。

社会有两大功能，第一是工具性的，即产生和维护秩序，以提高效率。在无政府的状态下，个人的防卫成本和经济活动的成本过高，如果组成社会，构建秩序，减少冲突，协调个人的活动，就可以实现分散的个人所无法达到的效率。社会的第二个功能是目的性的，也就是满足人对社会生活的需求。人是天生的社会动物，社会生活是个人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我们在这里主要讨论社会的工具性功能，即建立秩序以提高效率。对比公民社会和传统社会，两者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不同的建立和维持秩序的方式，而建立秩序的方式与社会的终极目标又有着直接的联系。

公民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区别

公民社会以个人为基础，传统社会则建立在权威之上。

传统社会中没有个人的地位，个人必须服从各式各样的权威。个人服从军事和暴力的权威，这就是奴隶社会；个人服从政治的权威，例如中国古代的皇权，这是集权专制社会；或者，个人服从精神的权威，例如黑暗的欧洲中世纪，即政教合一的专制社会。

在传统社会中，秩序本身变成了目的，而不是实现终极目标的手段，传统社会的制度设计都是为了维护权威。公民社会则不同，它的终极目标是为每个人创造自我发展的同等条件和同等机会，公民社会的制度设计完全服务于这个目标。

公民社会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从十五世纪的文艺复兴算起，经历了五百多年，西欧才进入了公民社会。文艺复兴并没有否定宗教的权威，但大大提高了人的地位。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摧毁了教皇的权威，十七世纪开始的启蒙运动最终将人从权威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公民社会不承认权威，在这个社会中，至高无上的是个人的权利。

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历史是以权威为核心的传统社会，直到今天，也还不能说公民社会业已形成，我们仍处于从传统社会到公民社会的过渡中。

公民社会中的权威

在这里我们似乎碰到一个悖论：一方面，公民社会不承认权威；另一方面，社会又需要权威以建立秩序。怎样解决这一矛盾？如果秩序需要权威的话，权威只能来自于全体社会成员的一致授予，只有这样的权威才不致违反公民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个人权利至上。公民社会中对权威的服从是事先约定的，因此是自愿的；而传统社会中的服从是没有选择的或者被迫的。

公民社会中的个人权利至上，讲的是具体的、活生生的和世俗的个人，而不是抽象的、虚幻的和神圣的“人民”。每个人都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利益，每个人的利益都和他人的不同，个人利益因此不可能集结成为整体的“人民”利益。个人之间当然也有共同利益，例如国防以及保护个人权利的法治，但这些共同利益也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是世俗的而不是神圣的。

每个人的权利至上保证了公民社会中人与人的平等，没有任何人的地位和权利高于其他社会成员，没有任何人可以得到其他社会成员所不能得到的个人发展机会。这是现代人的公平观和正义观，这个观念的体现就是公民社会，也只有公民社会才能实现这个观念。

传统社会以人的不平等为前提，奴贱主贵，臣贱君贵，民贱官贵。即使不符合他们的意愿，卑贱者也必须接受和服从这些预先确定的权威。传统社会从其构建的出发点上即无公平可言，在这样的框架下寻求公平，无异于缘木求鱼，不公平的根源就是这个框架本身。

当然，在公民社会中，人也不可能生来平等。你没有姚明的身材和体格，怎么可能获得他那样的亿万收入？公民社会中的平等是权利和机会的平等，每个人拥有同样的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和机会。

在人人权利平等的公民社会中，权威只能产生于所有人的共同赋予。

那么权威体现在什么地方？体现在社会组成和运行的规则上，也就是俗话说的游戏规则。规则的正式表达就是法律，法律具有超乎所有社会成员的权威，因为它来自于所有公民的同意，而不是神授、皇帝恩准或者暴力胁迫。请注意，规则必须得到“所有公民”的认可，而不是“多数公民”，更不是“少数公民”。具体公共事务的决策可以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准则，当涉及规则时，必须经过全体同意，若少数服从多数，则意味着少数人的权利低于或从属于多数人的权利，这就违反了公民社会的基本价值观。

公民社会中的政府是执法者，执法者的权威来自于法律，归根结底，也来自于全体公民的授予。

政府与公民的关系

——社会契约论

政府是把双刃剑，“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权威天然具有侵犯个人权利的倾向。为什么公民社会中的个人仍愿赋予政府这样的权威？因为无政府、无秩序对每个人利益的伤害大于政府侵权的伤害。“两害相权取其轻”，公民从工具主义的角度出发，同意建立政府，由政府维持秩序。

公民与政府的这种关系，学术界称为“社会契约论”。契约意味着缔约双方是平等的，没有一方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先天的权威。根据这个契约，公民允许政府垄断暴力手段——警察、军队、法庭、监狱等等；政府则必须承诺：仅使用这些手段保护和促进公民的利益，特别地，政府不得使用这些手段谋求自己的利益。

必须强调的是，公民社会中，政府不是唯一的秩序维护者，民间组织如协会也可以发挥同样的功能。公民社会中的经济秩序在市场上形成，市场秩序的维护依靠参与者的相互监督，政府的作用是辅助性的，仅限于执行公民制定的法律与规范。

社会契约的执行机制

契约的签订并不意味着自动的实施，因为违约的收益经常大于违约的成本，社会必须设计和建立一套机制，保证契约按规定得到执行。

中国的早期儒家已有社会契约的概念，突出地体现在孟子的思想上。有人曾问孟子，你鼓吹忠孝，但怎么解释商汤灭桀，武王伐纣呢？汤是夏桀的臣子，周武是商纣的属下，他们不是犯上作乱吗？孟子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亦，未闻弑君也”。用现代的话讲就是“没听说犯上啊，杀了一个暴君而已”。君臣在孟子那里还是平等的，纣王不仁不义，违约了，臣民当然就有反对的权利。

中国早期儒家的问题是从未思考和设计契约执行机制，而仅停留在说教上，他们告诉君王，若不善待臣民，人家就有权反对你。然而说教代替不了有效的惩罚，仁政王道虽好，若无制度保证，违约成本太低，皇上无视儒家的教诲，行的都是霸道。不考虑契约执行机制，这是儒家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上的一大缺陷。

近代社会契约论源于十六世纪的英国，经过长期的渐进式演变，理性务实的英国人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执行机制。依靠这套机制，委托方(公民)可以有效监督代理方(政府)，在必要时干预政府的行动，一旦发现违约倾向，立即更换政府，而不是等到“苛政猛于虎”，民怨沸腾之时，再来纠错。事后纠错就是反对，打碎旧体系，建立新秩序，例如陈胜、吴广起义和法国大革命。反对的成本太高，还是要设计一套机制，随时监督政府，约束政府行为，用更换政府的威胁阻止它的违约企图。

这套机制的第一条是依法行政，将政府的行动限定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一旦越界，公民的代表也就是议会立即进行干预。在这样的社会中，政府显然不能有立法权，否则“依法行政”就成了空话和笑话。

第二条是政府的选举制，选举换人是对违约者的有效惩罚，因此是对违约倾向的有效威慑。代理人若执行契约不力，委托人可以更换代理人。

第三条是对所有公民开放的媒体，以降低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为了监督政府，判断政府是否在忠实地执行社会契约，公民需要信息。这就如同证券市场，股民需要信息，以监督上市公司的管理层，世界上的证券市场都有强制性信息披露的要求，道理就在这里。

知情权是公民的一项权利，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剥夺公民的这一权利。

媒体虽然不能完全消除信息不对称，可以大大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世界上第一张报纸于1456年诞生在西欧，与文艺复兴也就是公民社会的滥觞大致同期，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

核心价值观、社会契约以及契约执行机制，这些都是公民社会不可缺少的要素。我们讲经济转型、社会转型，转到哪里去，希望今天的介绍能给大家提供一些思路。

(本报记者宇瀚根据作者2010年8月26日的讲话整理，经本人审阅同意)

许小年 著名经济学家

自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许小年一直在不断地抨击全球范围内的政府救市方式，批判凯恩斯主义思潮，同时否认中国存在金融危机，认为中国根本不需要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而纵观其多年来的言论，无不在反对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在国内经济学界，他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都给外界留下了市场经济坚定信仰者的印象。

今年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公布以来，各种关于中国经济会否二次探底，政府是否该出台二次刺激政策，货币政策是继续放松还是紧缩，中国经济何去何从的讨论也甚嚣尘上。本刊为此对许小年教授进行了专访。

历史的教训

《南风窗》：当大家都在谈论金融危机的时候，您认为中国不存在金融危机，当政府出台扩张货币政策的时候，您否认刺激政策的必要性，那您如何看待目前关于中国经济是否放缓，中国所受金融危机影响何时过去，是否需要二次刺激这样的讨论和担忧?不管有没有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经济本来的结构性问题都会导致二次触底?

许小年：我对这些热点问题没有太大的兴趣，这样的讨论是舍本求末。学界争论这些东西，因为他们以此为生，有了凯恩斯主义以后，学经济的人算是有了就业机会，能混碗饭吃，分析分析经济形势，给政府出出招，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怎么操作啊之类的，但这些问题根本就不是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当前的关键所在。

美国政府搞了经济刺激，现在怎么样?一样是二次探底。现在美国的新房开工率已经二次探底了，房价回升后也二次探底，失业率高居不下。奥巴马政府采取所谓凯恩斯刺激方案，它的作用就像兴奋剂，现在药劲过了，而病人的根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二次探底不可避免。凯恩斯主义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发烧了泼冷水，温度低了蒸桑拿，不问体内的病灶是什么，如同江湖郎中。

《南风窗》：病灶是什么呢?

许小年：美联储在货币政策上犯了重大的错误，这是人们公认的。从2001年开始货币政策过于松宽，偏离了泰勒法则，基准利率长期保持在低位，资金太便宜，鼓励借钱，美国的家庭、企业和金融机构过度负债。危机之后，美国人不得不削减负债，这就是我们讲的“去杠杆化”过程。在“去杠杆化”未完成之前，财政刺激带来的复苏是暂时的，不可能持续，政府一旦停止烧钱，经济就又掉下来。

《南风窗》：如果凯恩斯主义解决不了问题，为什么眼下它仍然很流行呢?

许小年：现在的情况和上世纪20~30年代的“大萧条”非常类似，在“大萧条”的早期，人们处于恐慌的状态，华尔街崩盘了，能够挽救危局的看上去只有政府。当年西方的知识分子跟今天是同样的心态，认为市场本身存在问题，需要政府干预。有些人在悲观绝望之余，将苏联视为希望和榜样，因为计划体制下的苏联经济避免了“大萧条”。有些人走得更远，甚至鼓吹向纳粹德国学习，因为在集权政府的强力干预下，德国经济很快就恢复了。针对这种思潮，哈耶克写了《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他警告世人，为眼前救急而放弃市场经济的原则是危险的。德国人很快以他们的实际行动教训了西方各国和知识界，人们这才发现哈耶克是对的，一个不受约束的强势政府意味着战争和奴役，而凯恩斯主义的危害正在于助长了政府的强势。

今天西方也是病急乱投医，一个现成的郎中就是凯恩斯主义。西方不少人对中国的应对政策大加赞赏，就像当年在苏联那里看到希望一样，这不是荒唐可笑吗?改革开放的中国怎么能和旧时的苏联相提并论呢?

《南风窗》：中国也在采用凯恩斯主义的救市方案，这和其他自由经济体相比，有着怎样的区别?所造成的影响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许小年：救什么市啊?西方的房子着火了，大厦要烧塌了，只好靠政府灭火。我们的房子没着火，金融体系基本上是健康的，没有系统崩溃的危险，你慌什么呀?你学着美国人拼命泼水，到处撒灭火剂，干什么呀?我们的问题是经济结构失衡，财政刺激、货币政策治不了结构的病，凯恩斯主义用在中国是文不对题，莫名其妙。

发展模式的固化

《南风窗》：历史在重复。靠政府主导的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结构失衡的问题也说了很多年了，危机一来好像又把这些问题抛在脑后了。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改变的难点在什么地方?

许小年：传统增长模式有着深厚的制度基础，现在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不变，增长模式就不会变，投资拉动、政府主导就不会变。转变发展模式，必须推动改革，在经济、政治体制上取得实质性突破。

近些年，改革停顿，甚至出现倒退，打着改革的旗号，扩大和巩固政府部门的利益，原因在哪里呢?我们陷入了改革的两难困境——改革需要政府来推动，而改革又要触动政府的利益。这就是难点所在。

我们的改革早期是自下而上的，安徽小岗村的农民首先发动农业改革，农村改革不是政府规划的，而是在民间自发产生的。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看到了民间对旧体制的突破，及时地承认了民间的创造，以政策和法律的形式推广到全国。这就是邓小平的伟大之处，不是以高明的领导自居，规划这个，指导那个，而是相信民众，相信市场，总结和推广民间的创造。

现在的改革和30年前不一样了，由民间启动、取得局部性突破的机会少了，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提高了，而且经济体制改革越来越多地涉及政治体制，民间的力量就不够了，民间推不动，要靠政府来推动。但任何体制的改变，都会触及政府的既得利益，政府已经深深地卷入经济，卷入市场。改革要求政府退出经济，那它的利益怎么办呢?卡壳就卡在这里，政府利益这一关过不去。

《南风窗》：自下而上的改革动力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失掉了?

许小年：自下而上的动力还在，但在现有体制之下，把民间和市场管得太死，不允许民间进行尝试。这就像蛇一样，要把身上的一层皮蜕掉，才能进入新的成长阶段，但现在这层束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皮蜕不掉，因为它和政府的利益紧密相连。

例如我们现在城里的房价成了大问题，主要原因是楼盘供应跟不上，而楼盘供应又取决于土地供应。土地的一级市场是由政府垄断的，要打破这个垄断，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在地价高楼价高的时候，土地进入市场，供应增加，平抑地价楼价。如果让市场调节地价，就要把地权还给农民，改变现在名为集体实为官员所有的土地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把土地所有权还给农民，这样一来，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怎么办?官员个人的收入怎么办?改革动了政府的奶酪，它会主动去改吗?

《南风窗》：有一些地方在推行农地入市和农地确权，中央也提出来同地同权同价。

许小年：要从立法上明确农民个人的产权，取消集体所有制，土地才能入市。现在农地入市，流通的是经营权，而不是所有权，解决不了问题。我在湖南做过调查，农民自发组成了合作社，他们反映，合作社发展中最大的问题是得不到银行融资，不能用土地作为抵押从银行获得贷款，因为农民只有土地经营权，没有所有权。银行问他们，你贷款还不了的时候，我能卖你抵押的土地吗?如果不能卖，我就不能接受土地作为抵押品。所有权是绕不过去的，市场经济一定是以个人所有权作为基础的。土地制度改革推不动，原因就是政府与民争地，政府与民争利。

半市场半管制的现状

《南风窗》：去年以来的扩张货币政策中，您认为最大的得益者是谁?国有企业甚至被认为是中央政府在此轮金融危机中宏观调控的有力武器。目前这种货币投放方式是否会加强国企对垄断利润和低利率的依赖，这也是您所说的利益集团吗?地方国企数量在减少，央企占有国有资本的比重在上升，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许小年：央企资产扩张得很厉害啊，从2002年的7万亿增加到2009年的21万亿，还说没有国进民退，睁眼说瞎话。市场经济不需要央企，它垄断资源，垄断经营，没有效率，政策饭、垄断饭吃得很舒服，谁还会费神去提高效率?央企是赚钱，但有多少是垄断利润?如果放开竞争，它还能赚钱吗?它垄断了，别人就没机会，这就破坏了社会公平。既没效率，又不公平，要央企干什么?什么国家安全啦、支柱产业啦，种种为央企垄断辩护的说辞都经不起推敲，言外之意都是民企经营就不能保证国家安全，民企不能发展支柱产业，从根子上和源头上歧视民企。

谁说央企是宏观调控的工具?这话连凯恩斯也没有说过，经济学上有理论依据吗?如果调控经济成为政府经营企业的理由，那我们就回到计划经济好了。楼价调不下来，是不是要把房地产业国有化?然后命令国有地产商降价?是这个逻辑吗?国企就能执行调控的任务吗?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国有地产商不但不降价，反而接连拍出帝王?大蒜、绿豆涨价，是要成立国有大蒜公司和国有绿豆专业户吗?现在的胡说和辩护已经到了不讲理的地步。

《南风窗》：上半年在控制通胀的过程，我们似乎看到发改委和国务院在一再地强调农产品价格上涨是有人在囤积和炒作。

许小年：市场经济中，定价权是企业最基本的经营自主权，凭什么由发改委来管?凭什么剥夺人家最基本的经营自主权?你去查查我们的《价格法》，哪一条说发改委有管农产品价格的权力?管大豆价格、大蒜价格，符合《价格法》吗?你管这些价格，举行过听证会没有?西南干旱，农民惜售，不卖粮了，你能说他们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吗?你能罚他们的款吗?现在是看谁不顺眼就打谁，不讲法律程序，也不讲理了。

《南风窗》：整个的宏观调控中，我们看到一是发改委不断地上新项目，投资拉动，又限制新项目，治理产能过剩;二是国资委不停地在进行央企的调整。这两个部门最忙了。

许小年：计划经济不需要两个部门，发改委管规划、管价格、管投资审批，不就是过去的国家计委吗?国资委管企业，不就是过去的国家经委吗?计委、经委都解散了，怎么换了个名字，又回来了?这不是走回头路又是什么呢?

经济结构是靠市场调整的，不是靠政府的部委，部委从来就没调整好结构。结构调整通过市场的择优汰劣完成，是在市场竞争中实现的。政府怎么知道哪些行业应该发展，哪些行业不该发展，哪些企业有竞争力，哪些没有?即使知道，它会扶持优秀的民间企业吗?它只会扶持国家队、“共和国长子”(国资委领导语)，也就是央企，因为央企事关国家安全和支柱产业嘛。

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生产的大发展是政府规划出来的吗?城镇民营经济的繁荣是规划出来的吗?外向型企业的成长是规划出来的吗?大家公认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是政府扶持出来的吗?汽车行业政府重点扶持“三大三小”，现在能出口的只有两个“偏房”，吉利和奇瑞，都是民间自己干出来的。不竞争哪来竞争力?吃垄断饭是吃不出竞争力的。

央企进了世界500强，其实那不是500强，按资产排名，只是500大。能不大吗?政府给了多少资源，给了多少特殊政策?中国的电信服务价格不知道比国外高多少，老百姓总是抱怨成品油价，政府定价，央企能不赚钱吗?不让长子赚钱，还让谁赚钱呀?

我们现在大步往回走，走向计划经济，走向权贵资本主义。

《南风窗》：权贵资本主义怎么理解?

许小年：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政府在市场中成为特殊的利益集团，对这个利益集团而言，目前这种半市场半管制的状态是最理想的，通过管制和审批“造租”，然后拿到市场上“寻租”，就是在市场上把审批权套现。如果推动市场化的改革，就会限制它“造租”的能力，但它也不会取消市场，没有市场，手中的审批权就没地方套现。权贵转化为经济利益，这样的市场经济发展下去很危险，这是印尼苏哈托的路子，菲律宾马科斯的路子，压制民众的权利和企业的权利，与邓小平的市场化改革方向是背道而驰的。

许小年 著名经济学家

地方政府发布了上半年的GDP，据媒体的核算，各省GDP之和比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多出了1.4万亿，两者差了9.9%。

这不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政府数据自相矛盾，与统计方法没有太大的关系，方法是全国统一的。令人尴尬的1.4万亿也不能用统计误差来解释，误差应该有正有负，加总起来后相互抵消，不至大到10%的地步。统计官员的疏忽与失职吗？同样说不通，疏忽怎么会是同一方向的？清一色的多算而没有一家少算。

无需著名经济学家的分析，简单的逻辑推理就可得出结论：要么地方政府浮夸虚报，要么国家统计局有意压低，要么两者兼而有之。

地方为何虚报？这是公开的秘密。GDP乃最重要的政绩指标，关系到上司的仕途和官位，地方统计局焉能不知？领导的高升就是下属们的未来，数据就成为烘托和造势的工具。

国家统计局为何要压低？这是未经证实的假说，姑且以小人之心，冒昧猜测。中央政府追求不同的目标，“保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防止大起大落”。请注意，是“平稳较快”，而不是越快越好。去年上半年GDP增长7.4%，今年上半年11.1%，已经有点大落大起的味道，若中央的数字也像地方的那么高，可就显示不出宏观调控的艺术了。

看不懂的还有通胀数字。今年上半年干旱、洪涝灾害频繁见报，地质灾害更是去年同期的十倍多！（照这速度增长，到2012年一定是天崩地裂，被好莱坞不幸言中）。无论天公地母怎样肆虐，农业生产似乎没受什么影响，CPI仅上升了2.6%。有这数字在手，领导信心满满地宣布：经济正朝预想的方向发展。

没有证据，咱不能说CPI数字有假。想起弗里德曼的名言，“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个货币现象”，何不用货币供应验证一下通胀？于是找出狭义货币M1的数据，做出了下面的这张图。

果不其然，M1的变动很好地解释了CPI通胀率，尽管影响不是当期的，而是滞后六个月。换句话讲，这个月的CPI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六个月前的M1。考虑到时滞效应，图中的M1错后了六个月。

特别有意思的是，在过去的几年中，CPI（红线）的峰值总是在图中高于M1（蓝线）的峰值，而今年上半年却是个明显的例外，红线不仅没有超过反而仅达蓝线峰值的一半。以去年年底为例，M1的增长接近40%，而今年六月份的CPI只增加了2.9%！

怎么回事儿？只有两种可能：通胀不再与货币相关，或者CPI被低报了。如果弗里德曼仍然是正确的，根据这张图，今年二季度的通胀率应在9%以上。这张图也告诉我们，控制通胀的关键仍是货币，如果一味和大蒜、绿豆过不去，除了贻笑大方，不会有任何效果。

   

若数据不准，宏观经济分析便是假账真算，预测、对策等就和扶乩、打卦没啥本质区别，让读书人混碗饭吃而已。笔者研究宏观经济学多年，到头来不得不称其为“伪科学”，原因之一正是数据。

经济学家没准数不打紧，反正谈宏观就像中医把脉，全凭感觉，本来也不怎么用数据。实在混不下去，可以转教国学，或做电视节目，或批量出书，好赖饿不死。领导的数据要是不准，麻烦可就大了，因数据搞错了政策，领导用一句“交学费”，就可轻描淡写地带过，百姓却要付出真金白银的代价。

数据失真，何不加强监管？利益所在，有谁能管得了？管GDP数据，等于管他的官帽子，他不跟你急才怪。病根不在统计方法和管理，而是统计部门的不独立，是干部考核中的GDP挂帅。

这问题不是今日才知，为什么总也不改？因为找不到替代，GDP不挂帅，啥挂帅？按理讲应该是群众满意度，但据说这与我国国情不符。群众的教育程度低，不懂国家大事，官员的政绩只能由他们的上级来评价。可上级日理万机，哪有功夫微服私访，了解下属的作为和民望？只能看几个大指标，不外乎GDP、招商引资额、财政税收之类。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楚王喜欢细腰，宫女就把自己勒得饿昏过去。小到女人的腰围都有水分，何况世界第三（马上就是第二）大经济体的GDP？

现有体制下，数据打架不是新闻，不打架才是新闻。见怪不怪，不怪才怪。

轻松点儿，预测一下今后几个月的CPI吧，3.1%、3.2%、…，不会超过3.5%，年底2.9%。

信不信由你。

许小年 著名经济学家

在上一篇文章中《制度性数据失灵》，笔者预测今年7月份的CPI（消费物价指数）上涨3.1%，最高不超过3.5%，昨天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是3.3%，预测误差0.2个百分点。还行。

和统计局不同，本人用的是“统筹法”，就是“统筹兼顾”、“平稳较快”的意思。该法经实战检验，预测效果不错，读者不妨也试一试。

上次说到，国家统计局和地方政府的GDP数字相互矛盾；CPI呈现出中国特色，逐渐失去了和货币供应的相关性。怪现象不止这些，统计局自己的数字也经常“打架”，下图就是另一例。

    

在这张图里，红线表示GDP的实际增长（即扣除通胀后的增长率），蓝线是生产性电力消耗的增长。两者显然是正相关的。

有意思的是，GDP和电力消耗的关系随时间发生变化。在1997-98年之前，GDP的振荡幅度大于电力消耗，在那之后却小于电力消耗。例如在1990年的经济下行中，4%的GDP增速低于5%的电力消耗增速；而在1998年的下行中，GDP增速约为8%，显著高于电力消耗的2%。

如何解释数字的前后打架？有两个可能，一是1998年的GDP被高报了，真正的经济增长率在2%以下，如同1990年两者关系所表明的那样。第二个可能是1997-98年前后，我国经济的能源利用效率大大提高，较少的电力消耗支持了较高的GDP增长。

然而当经济在2000年走出谷底，进入上升通道后，电力消耗大幅超过GDP，一直到2007年，两者的增长率才大致相等。如果GDP数字是真实的，这一时期的能源利用效率必定急剧恶化。2008年经济再次下滑时，1998年的故事重演，电力消耗跌到了4%，GDP仍保持了9.6%的增长，能源利用效率又提高了。

至此我们得出两个假说，（1）GDP在经济增长的低谷期被高报，在高峰期被低报。（2）单位GDP能耗在低谷期下降，在高峰期上升。当然，还存在着第三个可能，也是可能性最大的：两者兼而有之。

“能耗周期说”有它的道理，经济下行时，高耗能产业如钢铁、水泥的减产幅度大于其它行业；在经济上行时，产量增加超过其他行业。笔者查了一下数据，发现这两个行业的产量增速从2003-04年间就开始下降，但全国的电力消耗在随后的几年中仍高居不下，除了GDP的高增长，很难用其他因素解释。按照1990年代的规律，2003-04年的GDP增长应在16%以上，而不是统计局公布的10%和10.1%。官方的GDP数字平稳上升，至2007年才达到峰值。

“虚报周期说”能够更好地解释能耗与GDP之间的反常现象，起码可以作为“能耗周期说”的补充。经济下行时，高报一点儿，以维持比金子还贵的信心；经济过热时，低报一点，以缓解政府内外要求紧缩的压力。

统计局自己的数字为“虚报周期说”提供了证据。以2007年的GDP增长为例，当时报的是11.9%（今年一季度GDP也是11.9%），后来上调到13.3%，现在又变成了14.2%，原先报的比后面改的低了2个多百分点。也许工作人员于心不安，欲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也许受到数字间逻辑关系的制约，不回过头去调高，就算不出即将超过日本的第二大经济体量。谁知道呢。

还是那句话，只要统计部门不独立，只要政府仍拿经济指标当政绩，数字失真就不可避免。

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50年前的“大跃进”时期，浮夸成风，农业报出了亩产万斤的数字。既然产量这么高，那就多缴农业税吧，把农民的口粮和种子都交出去了，结果从1959到1961，连续三年农业生产下降，饿死了数以千万计的人。官方历史称其为“三年自然灾害”，刘少奇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来的“文化革命”中，刘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中国人口1959年是6亿7千2百万，1961年是6亿5千9百万，减少了1千多万，考虑到当时2%以上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算算看多少人死于饥荒？这些都是统计局的数字，只不过在毛泽东逝世之后才发布，距离那场大灾难，已经过去了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