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依然低估了生物多样性的价值

　　——访“保护国际”组织创始人彼得·泽利希曼

　　本报记者 田晓玲

　　彼得·泽利希曼(Peter Seligmann)是保护国际(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 )基金会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在这位当今全球自然环保界非常活跃的领导人的组织下，“保护国际”已在全球30多个国家建立了它的办事处。日前，泽利希曼来到上海“外滩三号”参加“三言舍”论坛，阐述了他对“亚洲可持续发展之道”的看法，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意识觉醒是做出正确决定的关键

　　文汇报：众所周知，保护生物多样性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您在讲演中提到，在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我们过多使用了人们难以理解的理论和概念。那么，如果让您来向公众解释生物多样性及其重要意义，您会怎么说？

　　答：我的回答是：人类依赖于大自然而生活，自然承载了地球上所有的物种，这所有的物种就是我们所说的生物多样性。它们和生态系统之间展开互动，这些生物和生态系统给我们提供了人类所需要的食物、水、稳定的气候、健康以及文化多样性。

　　文汇报：人们总是认为生物保护这样的事情，发达国家似乎应该起更大的作用。您为什么对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寄予特别的厚望呢？

　　答：中国对于未来有一个规划，比如现在有多少人口，将来会有多少人口，5年、10年或25年以后，要减少多少贫困人口。中国人已经能够意识到，在喜玛拉雅山高地发生的事情，会影响到上海人的生活，因为你们所依赖的水就来自那里。理解这种关联度非常重要，因为意识觉醒才是做出正确决定的关键。做短期的决定往往很容易，但是要知道怎么做对明天有利，就必须有计划性。中国这样做了，但在美国还不是，不过美国仍旧有很多可能性。我的工作之一就是劝导美国人做正确的事情。

　　文汇报：您和企业界、科学界、政府部门以及娱乐界都有非常好的合作关系，我想问的是，在生物多样性保护过程中，您觉得领导者和公众意识，到底谁是主角？

　　答：这就像心和肺、左手和右手那样，哪一个都重要。大家都是主角。

　　文汇报：在您看来，今天我们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上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答：我想最大的困难应该是，消费所带来的无意识后果。地球上有了69亿人口，那么多人买什么、吃什么很重要。对于人类依赖于地球这一点，我们仍旧缺少认知，不论是在内心认知上还是在经济行为上，我们都低估了生物多样性的价值。人们还没有计算过毁坏生物多样性会对社会产生多大的危害，人们也没有考虑到空气污染给孩子成长所带来的伤害、其成本又有多大。

　　问题在于我们能否正确评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价值

　　文汇报：您多年来致力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推行了一种经济上可行、有科学依据且针对不同文化的保护方法。对您的这一保护方法我们应该怎么理解？

　　答：我给你举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从经济的维度切入，我们把它叫做生态系统服务的补偿支付机制。意思就是人们在受益于自然所提供服务的同时，为此支付一定的费用。比如农民种植稻米，需要用到水，而这些水来自上游，那么农民就应该付钱给上游地区的土地拥有者，因为是他们保护了那里的水源环境。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也就是说，我们得益于他人提供的东西，我们就应该补偿，支付他人所提供的服务。

　　第二个例子是我们创造了一种概念，叫做为大自然偿债(debtfor nature)。这是针对那些有很多债务的国家而言的。我们减少他们的债务，来换取他们对自然保护的承诺。我们在南美有这样的项目，其他很多国家也都有。我们先收购他们的债务，只要这些国家能够很好地保护自然环境，我们就减免这些债务。也就是说，你解决了这些国家身上沉重的经济负担，以此为交换，让他们能够保护对全世界所有人都很重要的东西。

　　第三个例子，我们把它称作TEAM，即“热带生态评估监测系统(tropical eco-system assessment and monitoring)”，也就是搭建一个全球网络，在不同的国家使用同样的方法来收集信息，监测热带地区的自然环境。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真正知道全世界的环境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网络可以科学地测量全球气候、生物多样性和农业状况等等。

　　文汇报：您提到，在生物多样性领域，我们有着巨大的商机。我想问的是，这样的商机到底大到什么程度？

　　答：我没有具体的数字。我认为，这个问题要取决于我们是否意识到生物多样性有价值，并且对生物多样性的价值有一个正确的评估。如果我们不认为它们有价值，那么就不存在什么商机。理解生物多样性的价值有不同的维度，比如，我们对森林的理解，我们是不是能够认识到它们能同样影响到水源，它们不仅仅只是木头而已，尽管它们可以加工成为木头。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的认识，那么生物多样性就有了巨大的价值。我们一旦认识到这种价值，那就需要上亿美元的投入，比如，我们在四川造林，可能的原因之一就是上海需要干净的水源。

　　另一方面，是关于效率的问题。比如，全球90%的农业分布在亚洲，其中很大部分在中国。中国是世界上非常大的鲜鱼生产国，但是中国的农林渔牧业的技术却并不是很好。我们可以捕捞更多的鱼，但同时也产生了很多的废弃物，这些废弃物对环境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可以改进中国的鱼类养殖技术。这就是一个巨大市场。全世界有很多国家都需要从食物里面获得蛋白质，农业可以成为一个主要的蛋白质来源。如果中国可以创新技术，减少废弃物，就可以在这一领域大有作为。当你需要提高效率时，你就需要新技术，因为技术可以让制造变得更有效率。

　　不改变行为方式，就很难有真正的进步

　　文汇报：随着科技的进步，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是否变得更容易了？对于科技进步所带来的一些副作用，我们又该如何做出应对？

　　答：技术进步是核心。技术应该聚焦于效率提高，减少废弃物，保证没有一些无意识的负面结果。比如，地区性核能可以为人类提供非常好的能源，但是不能产生诸如核扩散以及环境污染之类的副作用。所以，如果你能够利用核能，同时不带来辐射之类的环境污染，这就是非常重要的突破性进展。我们亟需要这样的技术进步。

　　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副作用的存在。我们发明一项技术，就必须认识到哪些是我们需要的，哪些是不需要的。我们要让这些技术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比如，煤燃烧的技术突破，伴随工业化年代的到来，我们能够把化石、石油和煤转化为能量，当时人类并没有想到这些技术突破会对空气质量造成影响，现在，我们需要更新的技术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所以，技术进步是解决方案的核心。

　　但是，如果我们所有的重心都放在改进技术上，而不去改变我们的行为方式，比如我们使用土地的方式，我们就肯定不能成功。由于20%的二氧化碳排放来自森林燃烧，12%的二氧化碳来自我们的交通工具，如果我们只有新能源的技术，而不能保护好我们的森林，问题仍然不能得到解决。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组合性的方案。

　　文汇报：文化差异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又有什么影响呢？

　　答：首先，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大自然形成了我们的文化，比如，我们都知道鱼，但如果我们生活在沙漠里，我们就不会知道鱼是什么。如果你生活在巴西的热带雨林里，你对大自然的理解肯定会不同于生活在中国四川的人们。所以，我们对自我身份的认识同大自然休戚相关。

　　其次，在每一种文化中，人们和大自然的关系也是不同的，大自然不仅为人们提供好的东西，它也会给人类带来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