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蒋高明　　中国科学院植物所首席研究员

　　目前的SCI评估体制，让中国科技界非常被动：思路被人家引领，仪器要买人家的，成果要发表在人家的刊物上，大的奖项如诺贝尔奖还是人家说了算。

　　前不久新华社报道，中国科学院将实施“创新2020”人才战略，力争建设一支规模适度、结构合理、动态优化、充满活力的一流科技创新创业队伍。在这个背景下，社会呼吁了多年的SCI问题可能被淡化。此前，我们过分依赖SCI评估体制，导致出现了许多弊病。

　　第一，研究人员的思路被禁锢。一些从国外回来的科研人员，在国外得到的训练就是发表SCI，其思路多为西方导师的，或追踪国际好的SCI刊物，重复设计实验，或干脆将国外做过的实验扩大规模继续做，基本没有原始的创新。发表SCI，必须有科研经费支持，而申请经费，就得要通过专家关，在专家的标准中，SCI先入为主。如果研究人员有很好的思路，但在SCI上没突破，或其思路与已发表的SCI观点不一样，就难以获批。这样，就容不得有太多创新。

　　第二，科研人员的精力被浪费，将最好的创新年华交给了SCI文章。一个人最好的创造力应当是在30岁到40岁间，这时人的精力最旺盛，想法最多，也想做一番事业。然而，目前科研机构的体制，科研人员能不能发出工资来，或发多少，其评价标准就是SCI指标。科研人员为保证基本的人格尊严和生活需求，不惜沦落为SCI的“奴隶”。现在的科研跟经费跑，经费跟SCI跑，哪里允许按照自己的研究兴趣发展？

　　第三，全民学英语，浪费了巨大的教育资源。目前，学英语占了研究生一半以上的时间，研究人员的成果还要求用SCI发表，而SCI刊物多为英文刊物。文章发表了，国内人再看，反而要给人家交版权费，要组织人再翻译回来，这就限制了中华民族整体科研思想的传播。其实，中国人发表了SCI，人家反而不太相信，而拒绝引用，这对中国科技资源造成了巨大浪费。

　　第四，科学家研究的仪器设备被国外垄断，国产仪器研发被压制。要写SCI，科学家必须有数据，而数据需要科研仪器，科研仪器就目前的质量水平看，肯定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好，所以中国学者要发表SCI。就得买人家的仪器，这样，就永远打压了国产仪器研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仪器发明与改良都是非常重要的创新。然而，中国科学家为了发表SCI，一是不愿搞这样的创新，二是不愿买国产仪器。许多国家开放实验室，动辄拥有几千万元的仪器，但国产的几乎没有。

　　第五，国内刊物被打压，被迫以发表低水平文章为主。由于许多单位规定发表国内学报文章不算数，于是好的文章都“出了国”，那些出国被拒绝的文章，才回来光顾国内刊物。国内刊物发表文章，是满足国内毕业硕士研究生、博士生的论文需要，这样的文章多为模仿SCI刊物所写，从实验设计，到实验过程，到数据整理，观点多不新鲜，为低水平重复。这样办刊物，国内刊物很难走向国际。

　　第六，科学家不愿作为新发明的“评判员”，不愿做与SCI无关的科技公益事业。办学术刊物，开学术会议，出版学术专著，申请科技成果，人才培养，发明技术专利等，这些与国家科技创新密切相关的科研活动，因不算绩效，没人愿去做。许多学者宁愿去审理国外的SCI刊物，也不愿为国内刊物审稿。这样，国家的整体科研与学术水平就停留在低水平上重复，自娱自乐。科学家本身的水平交给国外的刊物去评判，这是中国科学家的悲哀，也是中国科技界的悲哀。

　　目前的SCI评估体制，让中国科技界非常被动：思路被人家引领，仪器要买人家的，成果要发表在人家的刊物上，大的奖项如诺贝尔奖还是人家说了算。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科学家永远是打工的角色，许多人浪费了青春乃至终身，一无所获，退休前就守着那些可怜的SCI，自己都不愿再多看一眼。

　　要摆脱这种被动地位，必须保障科研人员的稳定收入，不要让他们“为五斗米而折腰”，沦为SCI的奴隶，沦为科技官僚的奴隶。中国科学院，还有国内重点高校，应当严把入门关，通过政策渠道稳定科研队伍，在理论上提出自己的核心观点，敢于挑战权威；在应用上瞄准国际重大需求，以任务带学科，最终实现科研创新与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