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0-10-17
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王逸舟教授做客岭南大讲坛，详细分析中国面对的发展危机、安全威胁和新的国际压力
危机也可以变成危中之机。中国如何在有争议的区域建立管理规则和秩序是关键。
——— 谈钓鱼岛事件
美国是金融方面的博士生，中国只是达到初中生的水平。在复杂的金融问题面前，不被美国忽悠，那还是很难。
——— 谈中国金融安全
南都讯 记者王卫国 实习生 黄舒暖昨日，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教授做客岭南大讲坛，他详细分析了中国在新时期从外交国际关系来看面对的发展危机、安全威胁和新的国际压力三大挑战。他认为中国目前要转变发展方式，减少对化石能源的高度依赖，同时要在与周边国家存在争议的区域建立国际交往规则。
中国处于金字塔中低端
如果将各种产品堆砌成金字塔，包括杯子、话筒、笔记本、大楼、汽车、房子等，中国会处于金字塔的什么位置？王逸舟教授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吸引很多的劳动力，但是缺乏技术，中国只能处于金字塔的中低端。
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是极大规模的增长，是全球大国里高速度的增长，是喷发的增长，但是增长模式简单粗放。王逸舟教授说，“未来完全可能出现下跌、震荡，甚至可能出现大的危机。”王逸舟以石油和铁矿石两种重要资源为例，认为中国对大量能源进口的高度依赖会影响未来的经济发展模式。
2009年我国消费的石油中，每100桶有51桶需要进口。国际上许多石油国家同时是政治动荡的地区，一旦政权更迭，签订的合同便作废，我国一些企业可能会损失几十亿美元。
无独有偶，中国的钢铁生产是世界的大头，但是钢铁生产的主要原料———铁矿石有2/3需要进口。国内的钢厂产能大量过剩，为了维持工厂，便必须从国外进口铁矿石。“国外看到这样的情况，都不是正常的要价了，一提就是30%或50%，甚至有一年提了80%的价。”王逸舟指出。
钓鱼岛事件危中存机
在大多数人的传统认知模式中，“中国”的概念是这样的：面积是960万平方公里，一共有56个民族，周边邻国有14个。但是，王逸舟却称这样的答案“不及格”。王逸舟指出，自从海洋法生效以后，中国的面积要加上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面积。而中国的邻国，包括接壤和不接壤的近30个，中国实际上是全球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王逸舟认为，中国发展的重大挑战，在于有太多的邻国。
提到日前的钓鱼岛事件，王逸舟认为是坏事，也是好事，“危机也可以变成危中之机。”事件影响了中日之间的交流和情感，但是中国开始正视邻国的问题，以及长期存在的一些争端。
王逸舟认为，在钓鱼岛事件中，中国如何在有争议的区域建立管理规则和秩序是关键。比如当年台海危机，让中美一度剑拔弩张，后来建立了很多交往规则，包括军事上的预警防范规则，“在东海、黄海，在南海和五个东南亚国家之间，未来中国保护自己的意志会更加坚强，同时不光有军事上的出击、巡逻，同时也要有规则，国际政治的发展趋势是规则在主导。”
中国是金融方面的初中生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一，金融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之一，我们的防备力量很弱。”王逸舟认为，金融安全也是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之一。他将美国比喻成金融方面的博士生，而称中国只是达到初中生的水平，在复杂的金融问题面前，“不被美国忽悠，那还是很难。”
王逸舟认为，金融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战败同样会损失惨重。中国人拿许多血汗钱购买各种美国国债，但是血汗钱没有升值，最后白花花的银子缩水，甚至不见了。现代金融体系好比是现代复杂大机器的润滑剂，没有润滑剂机器就转不了，但是注入过多机器会转得过快，最后就七零八落了。
王逸舟同时也指出，中国主要的威胁不在外部，未来发展的成败主要看内在。“我们的体制改革成效如何，我们解决贫富差距、解决政治现代化各种问题努力与否，我们民族关系的和谐与否，这一切才是中国未来能否继续保持上行轨迹的关键。”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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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岛争端的来龙去脉
中日钓鱼岛主权归属争端，源于19世纪末日本对外扩张，是历史遗留问题。如何解决钓鱼岛争端，是两国政府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一、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
通常所说的钓鱼岛其实是一个群岛，位于中国福建正东、台湾东北的东海海域，由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及几个岩礁组成，总面积约6.5平方公里。其中，钓鱼岛面积最大，约4.3平方公里，该群岛即因钓鱼岛而得名。钓鱼岛上无人长期居住。
钓鱼岛历史上就是中国固有领土，在行政上明朝年间隶属于福建省，清朝初年起隶属于台湾。明朝永乐元年（1403年）完成的《顺风相送》一书中，首次提到钓鱼岛。1534年，明朝第11次册封使陈侃所著《使琉球录》，完整地记录了明朝册封琉球的航海历程，再次留下了中国人首先发现钓鱼岛的证明。早在1561年，明朝的中国地图便将钓鱼岛纳入中国福建的海防区域内。1562年，明朝册封使郭儒霖所著《重编使琉球录》更清楚地证实，当时中国已将钓鱼列岛中最靠近琉球的赤屿，即现在的赤尾屿作为与琉球分界的标志。
到清朝，中国与琉球的界线在钓鱼岛南面海槽一带已成为中国航海家的常识。1719年赴琉球的清朝康熙册封使徐葆光所著《中山传信录》更加清楚地指出了他赴琉球的海上航路：从福建出发，经花瓶、彭佳、钓鱼各岛北侧，自赤尾屿达姑米山（久米岛）。书中还援引了琉球权威学者的观点：琉球的姑米山乃“琉球西南界上之镇山”，即镇守琉球边关之山。上述历史记载充分证明，中国明清两朝政府一直视钓鱼岛为中国领土，并将其列入中国的海上防区之内。
钓鱼岛为中国固有领土，也可从日本历史文献中得以佐证。1785年，日本经世家林子平所著《三国通览图说》的附图“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岛之图”。该图是以《中山传信录》为依据，采用中国的“钓鱼台”为岛名，并将钓鱼岛和中国福建、浙江用同一淡红色标出，而久米岛则同琉球一样为黄褐色。实际上，在1868年明治维新之前，日本找不到独立言及钓鱼岛的文献，日本地图和历史资料中的“钓鱼岛”或“鱼钓岛”名称，都是从中国相关文献借用过来的。不仅如此，日本的地图及官方文件中均曾正式使用中国的岛名。据不完全统计，从1935—1970年日本出版的21种地图及大百科事典中，有2/3没有记载所谓“尖阁列岛”，有的则称“鱼钓岛”。
基于以上确凿的历史事实，1971年12月，中国外交部发表严正声明：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等岛屿是台湾的附属岛屿。它们和台湾一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二、日本非法窃取钓鱼岛
日本人对钓鱼岛的真正发现是在日本1879年吞并琉球，并将琉球国改为“冲绳县”之后。1884年，日本福冈县人古贺辰四郎为了获取钓鱼岛上的信天翁海鸟羽毛，向日本政府申请开发该列屿。这是日本人发现钓鱼岛的最早记录。日本政府据此称钓鱼岛为“无主地”，是由日本人先占，而非甲午战争从中国夺取。然而，日本官方档案《日本外交文书》第18卷记载表明，事实并非如此。据该档案记载，日本在吞并琉球后，为在钓鱼岛建立国家领有标志，曾于1885年进行过3次秘密调查，但结论是这些岛屿“与《中山传信录》记载之钓鱼台、黄尾屿、赤尾屿等属同一岛屿”，此事“涉及与清国之间岛屿归属谈判”。这说明，日本政府当时业已认定钓鱼岛并非无主地，至少是可能同中国发生领土争议的地区。
1895年1月，日本趁甲午战争清政府败局已定，通过“内阁决议”正式将钓鱼岛编入其版图，并秘密在岛上建立桩标。同年4月，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攫取了台湾及钓鱼岛等附属岛屿。1900年，日本给钓鱼岛起了日本名字“尖阁列岛”，但这一名称是从英文意译而来的。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根据先前的《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的规定，钓鱼岛本应作为台湾的附属岛屿归还给中国。但是，二战后美国托管冲绳，并根据1951年的所谓《旧金山和约》把钓鱼岛划入冲绳。对此，中国政府当时发表声明：旧金山对日和约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因而是非法的、无效的。
1971年，美日两国在签署“归还冲绳协定”时私相授受，把钓鱼岛等岛屿划入“归还区域”。这一交易遭到中国政府强烈抗议后，美国政府表示，归还冲绳“施政权”对钓鱼岛主权问题不发生任何影响。尽管如此，我们不难看到，美国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需要，不惜在中日之间埋下钓鱼岛问题的祸根。
三、从国际法看钓鱼岛主权归属
依据国际法领土“发现”即占有的“先占”原则，中国对钓鱼岛拥有合法主权。如前所述，中国至迟在15世纪最先发现和命名了钓鱼岛，这已是中日两国官方和学界公认的史实。因此，钓鱼岛在15世纪即成为中国领土。此后数百年间，明清两朝将钓鱼岛列入疆域之内进行统治，在被日本强占之前，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一直有效存续，中国是其惟一合法的所有者。还需指出，国际法上的“先占”首先必须以“无主地”为客体。事实上，钓鱼岛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窃取之前是属于清朝的领土，当时虽无人定居，但绝非“无主地”。所以，日本提出的“无主地先占”主张根本不成立，日本并不具备取得钓鱼岛主权的法理前提。
此外，日本以“时效取得”原则取得钓鱼岛主权的理由也不能成立。根据国际法有关以“时效”方式取得领土的规定，一个国家在没有任何国家抗议或反对的情况下，连续实际占领和控制管理某一领土达到一定的期限以上，即可获得对该土地的主权。然而，日本在甲午战争前从没有对钓鱼岛实行过任何“有效统治”。而甲午战争后整个台湾及其附属岛屿被日本攫取，根本无须日本“通过民间实行有效统治”来体现对钓鱼岛拥有主权。尤其是，日本如欲以时效方式取得钓鱼岛主权，必须在中国长期默许、不提出异议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但事实上，不论中国中央政府还是台湾地方当局，在拥有钓鱼岛主权上的表态，长期以来都是非常坚定、明确和一致的。中国方面的抗议，使日本的所谓以“长期连续的有效治理”为由取得领土的时效中断。因此，无论依据历史还是国际法，中国对钓鱼岛拥有无可辩驳的主权。
时至今日，钓鱼岛争端已经成为影响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处理钓鱼岛问题上，中国政府始终着眼于大局，一贯主张和平协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一主张倘若也能得到日方的真正响应，必将有利于中日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中日两国同为亚洲大国，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只有中日携手，才能开创亚洲美好的未来。（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黄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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