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原春琳

　　近日，在著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的带领下，一批来自教育界、科学界的专家学者围绕着创新话题聚首北京，参加首届“创新中国论坛”，并各抒己见，希望破解“钱学森之问”，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道路。

　　有多少导师能一对一地培养学生

　　李政道先生最近一直在思考困扰了中国学术界一年多的问题：钱学森之问。

　　“什么样的模式真正能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呢？要找到这个答案我们可以问钱先生，看他的建议是怎样的。”李政道说。他仔细梳理了钱学森的成长之路，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培养创造科学和发明技术的人才需要如钱学森先生和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导师冯·卡门教授一对一的精英教育。

　　这个一对一，并不是一个老师教一个学生，而是一个老师教两个学生、3个学生。以加州理工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为例，大学生与教授研究员的比例是平均两三个学生就有一位老师。而李政道自己就是这种精英教育的受益者。

　　上世纪40年代末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期间，李政道师从诺贝尔奖获得者、第一座核反应堆的设计者、著名物理学家费米教授。尽管费米教授当时非常繁忙，可是不管有多忙，每星期他都要花上半天时间给李政道做一对一的教导。

　　1948年，李政道的同学Maria Mayer作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学术报告，报告内容是关于不同原子核的能级，报告试图解释为什么会存在一些神秘的稳定数。在报告将要结束的时候，费米问这个同学：有没有什么现象可以表示出轨道自旋相互作用的存在？这个问题导致了 Maria Mayer在几个星期之后的另外一个学术报告，以及她在这个课题上的第二篇文章。正是这个研究让她获得了1963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这完全是引导。他让你知道，虽然这不是你研究的问题，但你可以解决它。这影响了我一生：遇到问题我就会想，费米老师会怎么样。”李政道说，“要创新，需学问，只学答，非学问。”

　　可是，在国内高校，这种理想的状态很难出现。香港城市大学前校长张信刚最近3年在内地大学任课，他得出一个印象：很多教学者都很忙。

　　张信刚说，因为他们出名所以就要带很多博士生，博士生也愿意投到他的名下。但他们时间有限，只能把自己的学问分成很多块给学生做。比如28个学生就28块。28块拼成一个图画在老师脑子里，但是对做论文的学生而言，拼第7块和拼第26块的人是不接触的。“这样学生的发展就超不过老师，那么，社会怎么进步呢？”他问。

　　我们有很多的创新泡沫却没有创新人才

　　何文娟是北京师范大学大四的学生。最近正在南宁实习的她，对一所学校高一重点班的54名学生做了一个质疑精神的问卷调查。其中一个问题是，你是怎么看待当场质疑老师观点的同学的？结果是，78%的同学认为这是能够独立思考的表现，但是仍有10%的学生认为这样做不尊重别人，6%的同学认为这些人喜欢挑刺。

　　下一个问题是“什么导致了这些质疑的同学不受欢迎”。80%的同学认为，影响了正常的教学。而在“我在课堂上发表自认为比较独到的看法”时，只有21%的同学能自信地表达，而38%的同学怀疑自己的看法很不成熟，25%的同学害怕被同学嘲笑。

　　“虽然对一个班级的调查并不能代表整个城市或者全国的普遍情况，但是想想我们身边的例子就不难发现，比如当同学在课堂上提出自己的质疑或者是补充老师的意见时，其他同学常常会在暗地里嘀咕，瞧，这个人也太牛了吧，或者是这是什么问题，地球人都知道啊，或者是说，拜托，刚才老师不是已经讲过这个了吗，有什么提问的价值。不得不承认的是，在很多中国的大课堂上提出质疑或补充意见看起来都是非常不正常的行为。”何文娟说。最重要的是，当我们对提问人投以异样的眼光时，我们自己质疑的权利同样也被抹杀了。

　　最近，哈佛大学公开课的视频在优酷网上被热捧，每集的点击率都超过4位数。1000多名学生坐在罗马剧场式的大教室里听老师讲课，几乎每个老师的每一个提问都有一大片学生举手。教授在第一节课上就对学生说，这门课是一次冒险，因为它所带给我们的不是更多的新信息，而是教会我们另一种思考问题的方法。他用这种苏格拉底式的教学方法，不断地提问、应答、反驳、再追问，使学生不得不陷入思维的冲突，在满腹疑问中寻求出路。

　　何文娟常听到中国的家长对孩子说，等你长大之后就会知道的，也常听老师对学生说，以后我会解释这个问题的，现在还没有时间讨论。她自己在中学时就常常遇到这样的老师。所以在课堂上，不提问、不发言成了最安全的方式。

　　这个问题同样引起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的思考。目前从小学到初中到大学都有创新班，大学里有创新工程、创新计划、拔尖人才计划、优才计划等等。在熊丙奇看来，这种班跟基础教育里面的快班、慢班没有差别，无非是集中老师的优势资源，而这些学生的结果是：第一，很多学生可能选择出国，到国外留学；第二，选择到外资企业。有的保研了，以后还是出国或到外企，真正留下来研究学术的并不多。

　　同样，现在中国的科研已经实现第一了，为什么还感受不到创新呢？熊丙奇的回答是，我们现在学生的论文特别多，硕士、博士论文也特别多，每个老师拿出简历里面都有很长的文章。“但是其中大家知道有多少的垃圾论文？博士生一定要在大学期间发表论文，很多学校要求本科学生写论文。但是这些垃圾论文是以创新为名义推进的。”他说，“这是很严峻的问题，我们有很多的创新泡沫，现在却没有创新人才。”

　　用创新实验去回答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先生曾经这样转述了自己的导师冯·卡门教授对创新的理解：“有没有创新，首先就取决于你有没有一个‘goodidea’。有人说：‘卡门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人超过你？’冯·卡门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我这个想法，我又跑到前面老远去了。’”

　　文化是培养创新人才的基础。中国海洋大学党委书记吴德星认为，在国内的大学中，像冯·卡门这样的教授和像加州理工学院这样学术氛围浓郁的大学，大概不多。他分析，这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很大关系，和光同尘、不敢为天下先、“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古训，已经成为国人的思维习惯和行为规范，甚至是无意识行为，使得敢于毛遂自荐的优秀人才如凤毛麟角。在吴德星看来，中国的大学有责任在实践中逐渐扭转这种不利于人才成长，也不利于发现人才的文化意识。

　　香港城市大学前校长张信刚则认为，应该营造这样一个社会环境：让大学老师们，不管是从事行政工作的还是教员本身，都把大部分时间放在自己的专业上。通过多年的观察，张信刚认为许多有才华的人整日忙于应酬，这对专业研究和发展显然很不利。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清时是搞实验物理的，他想用另一个方法回答钱学森先生的问题，就是做实验。

　　在卸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职务后，这个学界有名的“思想者”被深圳市以全球遴选的方式选中，并接受了一个新的职务，成为国家高教改革“试验田”的南方科技大学的校长。

　　经过一年多的磨合，朱清时介绍，目前，深圳市委、市政府、市人大与南方科技大学的立法工作正分步有序推进。他们以市人大立法的方式，保证学校长远地依法治校，真正实现“教授治校”和“学术自由”。

　　对于这个还在探索中前行的新事物，朱清时说：“希望我们的探索对回答钱老之问，能提供一次好的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