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报讯(记者/杨春)昨日,中国社科院发布了2011年《社会蓝皮书》。蓝皮书显示,201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预期超8%,增速有望快于城里人。与此同时,居民消费价格进入上行轨道,物价涨幅过大,且未来房价上涨压力依然很大。此外,目前纺锤形社会发展增速每年不到一个百分点。

未来房价上涨压力仍较大

2010年,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在10%左右的高位增长态势。预计全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额将突破37万亿元,人均GDP将达到4000美元左右。

蓝皮书显示,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4334元,扣除物价因素后,实际增长7.5%；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达到4869元,扣除物价因素后,实际增长9.7%,全年增长预期超过8%,有望超过城镇居民收入增速。

与此同时,居民消费价格进入上行轨道,物价涨幅过大。前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总体涨幅为2.9%,但其中食品价格上涨6.1%,对居民生活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生活产生严重影响。

另外,截至2010年9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9.1%,环比上涨0.5%,未来房价上涨压力依然很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表示,中国的住房在消费支出里面计算的比重很小,主要因为中国住房自有率是全世界最高的,整个住房私有率在80%以上。

城镇居民职业首选公务员

蓝皮书指出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两成城镇居民首选理想职业是公务员,其后依次是企业家、政府官员、医生。

蓝皮书分析,当前城镇居民的职业心态折射出社会价值观的变迁。两成以上城市居民首选公务员,这一结果反映出整个社会对公务员群体的艳羡———工作稳定、收入高、社会保障充足、有更多踏入仕途的机会。

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陈光金告诉南方日报记者,虽然公务员工作稳定,收入比较有保障,但一个社会人才的布局要在不同领域均衡发展,如果都挤去公共部门,对人才资源的有效利用会有不利影响。

“实际上公务员的收入水平只是中等偏上。底层公务员的收入也不高,只是福利有保障。这只能说明其他部门收入的保障性不够,稳定、福利性太低。”陈光金说。

应立法创造良好就业环境

蓝皮书指出,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正处在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时期,这种转型升级的过程既是中产阶层形成的过程,也是产业结构优化,国民经济实现良性循环、协调发展的大好时期,要不断壮大中产阶层规模,促进消费结构升级。

“中产阶层有不同的认定标准,有收入标准、职业标准,还有声望地位标准。中小业主、中低层公务人员、企事业单位科研技术人员、行政人员、企业管理人员,农村收入较高的专业户共同构成了我们社会中产阶层群体范畴。”陈光金告诉记者。

蓝皮书认为,努力增加中产阶层的比重,加快形成稳定的“两头小、中间大”的纺锤形社会结构,已成为政治、经济、社会稳定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

“中产阶层不是中国社会的主体,如果要占主体位置就意味着目前的产业结构要有深刻变化。”陈光金表示,目前纺锤形社会发展增速每年不到一个百分点。

蓝皮书指出,政府应通过立法实现就业服务体系的制度化、专业化,努力为中产阶层创造一个良好的就业环境。同时要积极引导全社会转变就业观念,鼓励自谋职业和独立创业,鼓励合法致富,保护合法收入,形成中产阶层构成的多样化格局。

近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提出，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目标在8%左右，CPI涨幅在4%左右。这意味着中国间接承认通胀具有长期的压力，如果将明年CPI目标定在3%的话，可能会屡被突破而失去政策目标所传达的约束性，事实上，提高通胀目标同样也在鼓励通胀预期。

通胀已经是这个社会“迷茫的焦点”，一些经济学家总是将它解释成为暂时的结构性的，也就是说，通胀是可控的。这鼓励了抑制通胀的政策短期化趋势，比如限制价格、增加供应或者紧缩一下货币。如果说，在一个经济增长周期的起初阶段或者中途，出现的通胀可以理解为暂时的现象，他们大多是在高速增长过程中由局部的供求失衡问题引起的，如2003年中国出现电力供应不足以及粮食短缺引起的通胀。

近些年，“中国模式”的说法大行其道，表现了胜利者的乐观情绪，因为这是对中国经济长达30年高速增长的总结。基于这种成功，一种通常的预言认为，中国经济仍然能够持续高增长直到2050年。这是一种非常短视的判断，因为它忽略了经济周期。在中国，几乎没有人在意经济周期的问题，因为30年高增长神话似乎表明，政府宏观调控能够并已经战胜了周期，这成为“中国模式”的核心特征。

人类社会从来没有那个经济体能够战胜周期而持续增长。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奇迹并不是唯一的，甚至在崛起速度上并不如前苏联。从1928年到1937年，苏联成功的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转变成为工业化国家，而在这个期间西方正在经历大萧条。二战之后的苏联经济更是发展迅速，并在科技创新上与美国并驾齐驱，日本在战后到1980年代也创造了持续的繁荣。但是，苏联的增长最终停滞并解体，而日本也因泡沫破裂失去十数年的增长。

前苏联增长的秘诀就是政府计划下的投资，而他们在教育和创新上甚至比今日之中国做得更好，日本所代表的“东亚模式”异曲同工，就是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与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几乎是混合了两者的模式，在“五年计划”这一计划经济遗产的主导下，由货币作为主角，持续进行凯恩斯式的刺激。由于人为制定的廉价利率和汇率，中国得以不停的投资和出口，并形成了依赖，也造成了中国总供给日趋过剩。

目前，中国的增长模式已经失去潜力。因为中国的生产产能和基础设施已经过剩，持续进行投资只会导致流动性过剩条件下的通胀和资产泡沫，比如那些浙江的私人制造商转向资产或资源炒作。而西方世界需求的萎缩与美元贬值趋势对人民币汇率政策和出口导向模式带来严峻的挑战，如果人民币不进行升值，中国面临的输入性通胀和热钱威的胁就越大。

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面临周期性的尽头，廉价货币不再有神奇的作用而成为了问题。具有相似特征的是美国战后在凯恩斯政策的主导下，1970年代遇到了滞涨。因此，目前的通胀不是经济运行中的暂时通胀，而是一种发展模式主导下的周期性增长的结果和结束，而且中国的人口结构与科技创新水平也不能继续支撑中国高速增长。

这种局面显然不是通过限制价格、紧缩货币所能解决的，这不是简单的通胀问题，而是发展模式需要重大的转型。因为到了周期的尾声，扩张型的货币政策将会失去紧缩的弹性，经济体系经不起货币紧缩的冲击，比如日本1980年代末和美国2007年的持续紧缩最终制造了危机。但是，如果继续维持廉价的利率和汇率，则会鼓励炒作和通胀。

因此，中国必须降低经济增长的目标，实施系统性的改革，比如减税、打破垄断、改革教育并制定鼓励创新的体制、健全社会保障、让政府退出经济活动、要素价格市场化等，这意味着要进行广泛的政治改革。如果无法推进改革而任由经济长期停滞，将导致改革的空间日益萎缩，失去选择的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