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上网，爱潮流，爱爆炸头；

　　爱自由，爱所有新鲜事物，

　　不爱坐班，不爱被管，跟所有无良的老板没完；

　　我不是什么堕落的一代，

　　不是娇生惯养挑剔工作的一代；

　　不是被欠薪后选择沉默的父母，

　　记住，我不是农民是工人，

　　你可以说我吃不了苦，但不能说我没理想，

　　我是新生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大多被认为缺乏独立生活能力，找工作挑剔，频繁跳槽不易管理，生活追求“潮”等。这种对比，令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不满，几欲辩驳。跳出舆论的窠臼，回到最真实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老板、老家人以及学者看来，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

　　不过，对更多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虽然比祖辈、父辈少了务农经历，不能安分，在意权益。在日常生活中，又透出更强的“自我”意识。但他们还是选择，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每个年轻的打工者都有一个梦，或现实，或遥远，让我们了解旁人对他们做出评价的同时，也让我们倾听他们的声音和梦想。

　　父辈说他们是新文化的引领者

　　广西容县县底乡冠塘村的卢广林，是一位面朝黄土背朝天四十年的老农民。一年四季在土地上捣腾，靠卖粮生活。今年重阳节后，他趁着农忙间隙在乡里找了一份临时工，收桂枝桂叶，一天赚十几块钱，为的是尽可能地给在外打工的两个儿子减轻负担。

　　卢老汉的大儿子虚岁26，小儿子虚岁24，都是初中毕业后到广东高明打工，至今六年有余，现在一个家具厂工作，月薪1000元出头，用卢广林的说法是“刚好养起自己还养不了老婆”。与许多同龄人一样，他们打工不必像父辈一样承载家庭的负担，挣多、挣少压力都不大。

　　在这个毗邻粤西的小村庄里，20出头的年轻人中有80%都“出外找饭吃”了，要是哪家孩子不读书也不去打工，在邻里眼中就是个懒孩子。换句话说，做农民已成为次之又次的选择。在卢老汉的眼里，出去打工还是一件很长见识的事情，也代表了村里“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每年春节，卢老汉家两个男孩回来，总是穿得整整齐齐，还带一个手提电脑回来。尽管家里没装网线，他们也能在房里玩得津津有味。也只有过年时候，村里才会出没许多化妆的小姑娘，染发甚至留长发的男青年，要是在十年前，他们这样离经叛道的打扮准被父亲抓出去一顿暴打，但卢广林现在已经能够接受这种理解不了的“时尚”，因为他觉得，从城里传来的东西，自有传播的道理。老一辈只能抱着半是“不爽”，半是敬畏的态度来看。

　　总的来说，出去打工的人在村里是能得到一定尊重的，在卢广林眼里，两个儿子总是试图平起平坐地与他一起讨论家里的事务，这次8月回来，大儿子还说想多打两年工，就回来自己做老板，开一个蒸水酒的店面。“他不想一辈子打工。”卢广林听着很欣慰。

　　老板说他们打工不只为钱

　　现任TL集团有限公司总裁的廖焕辉，当年的家电厂高峰时曾有10000多名工人，现在转作投资之后，仍然是跟大大小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打交道。尤其去年底今年初历经两轮招工难，许多港资老板都向廖总诉苦：“工人越来越难管了。”

　　廖焕辉的朋友们所说的难管，主要因为“这代的农民工与上一代相比，受的教育程度会较高，但吃苦能耐却相对较低，他们会更注重精神和文化生活，新生代员工的追求会带给企业管理者很大的挑战。”

　　有的老板甚至直截了当指出：“他们就是眼高手低，打工不是为了像老一辈挣钱养家，要是有新的岗位可以让他们离开流水线，他们肯定跑得飞快。”厚街一家家具辅料工厂的厂长杨先生打个比方，工厂培养新生代农民工就像割稻子，才养熟一批，就割掉走了，每年的流动性达到20%.

　　新生代农民工似乎真的挺让老板头痛，但是廖焕辉却提出该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譬如企业在经济改革中享受了长达20多年的低廉及充足的劳动力，给予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最强大支持，现在的工人不那么任劳任怨了，对精神和文化的需求更高，那老板就应该给他们所要的。再加上，中国于80年代初实施“独生子女生育政策”，出生率也不断下降，从而削弱了劳工供应。

　　“或许我们应该适应劳动力越来越少、越来越值钱的趋势，多给他们薪酬以外的发展空间，这对个人以及企业都是一个互辅互生的过程。”廖焕辉如是呼吁。

　　学界说他们有点“工人阶级”的样子了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郭巍青和他的学生团队在今年8月进行的一项珠三角农民工收支状况调查中，新生代农民工占到全部样本比例的74.5%.调查团队的负责人之一、郭巍青的博士研究生陈晓运说，这个数字并未能表明劳动力年龄结构确实如此，只能说明大多数的年青一代更乐意接受调查，更开明、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这也是他们可爱的地方之一。

　　调查报告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现实与梦想落差的无奈，他们2010年上半年月均工资1919.85元，比父辈的平均值低了200元，期待月薪达到3000多元，比父辈高得多。郭巍青认为这样的收入，与新生代农民工百分之八九十的普九教育率并不匹配，省人力资源部门也监测到，新生代农民工向投诉部门反映的“牢骚”更多，本田罢工就是这样情况产生的一项行动。

　　据了解，本田罢工的领导者以及参与者，许多都是80后，郭巍青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一些工人理智表达意愿的影子。“他们不是盲目地打砸抢，也不会忍声吞气，而是用企业主能够接受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看法。而且这次罢工明显组织有素。”陈晓运说包括本田在内的一批新生代农民工，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坚持己见但不失平和，更有“工人阶级”的样子了。

　　郭巍青把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程度比做双刃剑，一方面，会让他们不安于本分、增加管理难度；另一方面，也能促使企业认识到不能继续以低工资、重复劳动的方式经营劳动力资源，转型势在必行。

　　让梦想飞一会儿

　　“其实我想做个商人”

　　———张绍庆，男，23岁，厚街三星厂技工，广东河源人

　　（你满意现在的工作吗？）有工作总比没有工作好。我的专业注重的是设计方面的，刚工作还是先积累点工作经验吧。现在文凭泛滥，工作经验才是王道。在这里的发展不是很好的话，就去别的公司发展咯。等有了经验、有本钱、有机会的时候，就自己出来创业。

　　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希望长大后做个成功的商人。我是一个普通人，没有任何的家族背景，没有创业所需的资金。这一切都得靠自己积累，过程肯定是很艰难的，得有充足的心理准备。

　　———王建全，男，24岁，万江某非标准机械制造厂电工，河北廊坊人

　　“下班练口语想做销售”

　　小时候，梦想是有钱，住大房子。高中上学的时候喜欢政治、地理，想以后当政客，或者考古学家。可是理想离现实太远，工厂太累了，比上学辛苦不知道多少倍。不过我已经上了这么些年的学，必须经历这一段，年轻要多积累。我来到南方闯，才知道社会这么复杂，人都这么现实。

　　我打算做一段技术工作，再做销售。晚上下班以后有时间就看看书，练练口语，想深造销售方面的。

　　“后悔出来打工？当然不！”

　　———唐丽，女，25岁，湖北荆州人，南城佐登妮丝美容连锁门店经理

　　我15岁就到东莞来打工，已经打工十年了。那时候去老乡开的制衣厂，当时就是50块一个月。2005年的时候，家里给我介绍了个老家的有钱人，我们都相完亲准备结婚了。可我转头想想，我这么年轻，生活不能这样，所以决定出去闯出新生活。

　　这里节奏太快，太现实了，人和人之间不够温暖。我喜欢单纯一点的生活，不想继续往上走了。还是老家有人情味，以后想回家，筹点钱开间美容店。

　　（后悔出来打工吗？）当然不，如果还是以前的那种日子，现在我都是孩子他妈了。

　　“姐姐考大学了，羡慕她”

　　———邱小娟，女，20岁，广东韶关人，南城东升发艺小工

　　我喜欢我的爆炸头，这是发型师的作品，展示给顾客看的。我现在工资2000块左右，还不错。（以后要一直干这行吗？）不想。我现在除了洗头还是洗头，手都洗肿了，冬天搽再多护手霜也没用，可是不洗又没钱赚。我的姐姐和弟弟在读书，姐姐明年考大学，父母身体不好，我要给他们寄钱。

　　以前觉得读书没什么用，觉得读不读书无所谓，还不如早点出来打工。现在姐姐要考大学了，我非常羡慕她。我现在想赚点钱，先把姐姐弟弟供好了，然后回老家开美发店。

　　“赚够三万回家结婚”

　　———韦雪芬，女，25岁，广西南宁人，南城嘉顿食品厂普工

　　以前小时候最喜欢语文课，想以后长大了当作家。不过那太不现实了，我现在只想早点和男朋友结婚，可是没钱。我想打工赚够三万块，就回老家结婚，然后开一家花店。我小时候在家养水仙花、鸡冠花、睡莲，养好了就送人，他们都好开心。不过现在租的地方太乱了，门口养的玫瑰刚长出来就被老鼠咬死了。

　　“要学门能赚钱的手艺”———国强，男，20岁，石排兴达手袋厂做印刷工，粤西山区高州人

　　我现在是个印刷工，接触到的材料气味很重，而且对身体也不好，当然不能长期干这个。得去学一门能赚多点钱的手艺，现在大街上跑的汽车越来越多，汽车维修可能有前途吧。我打算过完年去学个汽修，先给别人打工，攒点经验，攒点本钱，有机会的话就回家开个修车店。我现在每个月都存点钱，存了好几个月了，到过年的时候就差不多攒够去学习汽修了。

　　外媒说

　　《华尔街日报》，2010年2月22日

　　年轻工人有不同世界观

　　广州及邻近的东莞等城市，农民工缺口大约在100万人。那些理论上没有工作的农民都去哪儿了？首先，结构性问题确实存在：一方面很多尚未填补的职位空缺，缘于中国出口行业在价值链中攀升的过程中技术工人的缺乏；另一方面，一些工厂抱怨很多新生代农民工不再有兴趣从事建筑等艰苦的基础性工作。

　　农民工对于这类低薪重体力工作缺乏兴趣一部分又是源自第二个因素———他们在家乡的收入有所增长。一些二线内陆城市的建筑热和快速经济增长，许多农民工更愿意去这些地方，因为那儿的薪水有时差不多向上海看齐，而且离家更近。

　　最后，还有一个决定性的重要现象是，跟中国城市地区一样，农村地区的年青一代似乎也有着不同的世界观。在这一代人的父母———50岁上下的一代农民工逐渐回到家乡，淡出人们的视线时，在相对较好的条件下长大的年青一代养活自己或支撑（规模更小的）家庭的压力要小得多。

　　路透社，2010年7月6日

　　新一代农民工敢于说不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指出，与老一代相比，新一代农民工更愿公开讲困境，不愿接受长时加班和艰苦的工作环境。但专家指出，他们中很少有人准备长期留在城市，也不大可能直接挑战管理层。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研究员温晓艺（音）说，“老员工认为应对公司忠诚，年轻工人观念完全不同且期望更高”。

　　随着生活成本和期望值的迅速提高，年轻农民工的薪水显得过于微薄。此外，中国各大工业城市出现“用工荒”，让工人有了更多选择。

　　新一代农民工出生在相对和平繁荣的时期，对未来自然拥有更高的期望值。年轻农民工尽管远离家乡，但在网上找到了家的感觉。张辉在九小时工作之外喜欢上网讨论，与朋友用Q Q聊天。张辉说，“看到老乡的维权活动，我感到很自豪。如果老板待我不公，我也会让他知道不能轻视我”。更为自信的一代年轻工人发展壮大，可能预示着中国工业和其他领域将发生一些变化。

　　下期预告

　　本报推出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引起了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的关注，该系教师郑广怀根据本报收集的原始问卷，研究后撰写出一份极具分量的调查报告，试图回答三个问题：第一，新生代农民工的外出、工作和生活到底是率性而为，还是理性行动；第二，新生代农民工在遭遇不公时更多选择自己解决还是求助于外部力量；第三，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融入方面遭遇了哪些障碍，这些障碍又如何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行动选择。

　　下期请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调查之报告篇。

　　专题统筹：王佳李颖

　　采写：南都记者 杨洋 施诗 王佳 实习生袁锦超

　　摄影：南都记者 方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