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进入新的一年的前夕，姜文的一部电影激起无数网友的改编热情：让物价飞、让房价飞、让油价飞，让工资飞……调侃的背后折射出民众对过去一年和未来一年的几多感慨、几多期待。

　　对于民众的呼声，中央高层给予了充分的关注。胡锦涛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特别要下大气力抓好保障市场供应和稳定物价；温家宝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回答一位听众关于“物价”的提问时说：“你的一番话刺痛了我的心”，并表示“完全有能力控制物价的总水平”……

　　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对执政者来说，更重要的在于顶层设计，在于宏观政策。作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最权威的风向标，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未来一年中国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了规划。“把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研究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努力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加快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工作”“重视发展学前教育”“落实‘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

　　2011，往回看，它是中国结束帝制、走向共和的100个年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90个年头，往前看，它是21世纪又一个十年的开始，是国家一个新的五年规划的开局。

　　在未来这一年里，中国如何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为未来五年、十年的发展开好局呢。从今天起，本报推出一系列访谈，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官员就中国经济社会的走向，中国改革所面临的问题以及民众所关注的热点话题畅谈自己的观点。

　　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改革，又将在新的起点上起步；改革，又将被赋予新的历史使命；改革，又将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2010年底，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都释放出改革的信号，并且提到“顶层设计”的理念。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专访时认为，中国的体制改革应是自上而下的，要让地方、社会及各个所谓的利益相关者都参与进来。要站在整体的、国家的利益上进行顶层设计，要考虑大多数人的利益。

　　要站在国家利益进行顶层设计

　　南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到“要加强改革顶层设计，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什么叫顶层设计？你认为改革中加强“顶层设计”有哪些具体的办法？

　　郑永年：除了提出口号以外，更重要的是要有思路，还要有决心和手段。改革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顶层设计就是要自上而下的，体制改革都是自上而下的，但必须要接受自下而上的动力，要通过社会各个利益群体的互动，要让地方、让社会及各个所谓的利益相关方都参与进来。要站在整体的、国家的利益上进行顶层设计，要考虑大多数人的利益。

　　顶层设计，最重要的就是不要顶层拍脑袋决定，不考虑社会需要不需要，以至于政策实施不下去。

　　金融危机打乱“调结构”主题

　　南都：与往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相比，2010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郑永年：每年经济工作会议都是讨论如何解决面临的最迫切问题。2011年最迫切的问题跟往年不太一样，主要是经济的平稳增长，尤其是当前的宏观调控、物价调控要怎样进行，以及如何建立“内需社会”。

　　会议提出“调结构”，这几年每年都在讲，但并非一两年能调过来的。“十一五”期间也是在“调结构”，但金融危机基本挟持了“十一五”规划，打乱了原来调结构的主题，结果使结构有恶化的趋势，现在，中国很多经济和社会问题都是其经济结构恶化的结果。

　　南都：你认为中国的经济结构恶化体现在哪些方面？

　　郑永年：起草“十一五”规划时，中国高层已意识到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不行，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要实现这个目标，不能光依赖出口，需要消费社会建设，提升内需。金融危机后，大家更意识到消费社会的重要性。但“十一五”期间整个经济结构破坏得更厉害，因为要应对金融危机，大量的投资、资金流向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国企扩张越来越厉害，民营企业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南都：你提到的这些问题要怎样解决？你强调结构性改革，具体指向是什么？

　　郑永年：通过结构性改革，多一些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建立消费型社会。我一直在讲，给国有企业一个边界，限制国有企业的扩张。要把国有企业关在“鸟笼”里，国有企业现在扩张得厉害，到处侵占民营企业的空间。对国家有重要战略性地位的领域，国有企业应该去做，对国家没有重要战略性地位的多得多的领域，可以让民营企业去做。对国家的政策，金融、财政各个方面，要对中小企业提供优惠。

　　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美国，都要国家保障中小企业的发展，现在资金过剩的中国民间企业找不到投资的地方，而资本不足的民间企业又得不到国家垄断银行的资助，所以他们发展不起来。

　　小部分消费过度，大部分人消费不足

　　南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进一步扩大内需，“十二五”规划建议也提出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你认为中国的内需上目前有什么问题？

　　郑永年：内需社会是中产阶级社会，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内需社会。小部分人过分消费是不行的，现在中国是小部分消费过度，大部分人消费不足。中国现在做的有些事情都跟消费社会背道而驰。西方为什么能成为消费社会？是因为他们社会保障机制完善，医疗、教育这些花钱不多，居民就可以去消费。而中国的居民要把所有的钱存起来，为小孩上学，为了预防生病，中国人不是不会消费，是不敢消费，敢消费的是那些大款，他们是过度消费。

　　南都：你强调要大力扶植“社会中间力量”，如何扶植？

　　郑永年：现在，中国富人越来越多，穷人也越来越多，中产阶级越来越少，这是中国社会的现实——— 新兴的中产阶级很难产生，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的主体。

　　每一个社会对中产阶级有不同的定义，最简单的办法是看收入的分配。中国的中间阶层还是很小。中国现提出的“橄榄型”社会，但中国现在不是橄榄型，叫瘦腰型。

　　中产阶级的扩大，需要社会保障机制。中国的问题，并不是中产阶级没得产生，而是没有保障中产阶级的机制，所以今天的中产阶级，明天很容易成为穷人。

　　全面小康社会也就是中国的中产阶级社会。但现在中国小康社会规模太小。如：收入分配、收入倍增都是要建设的内容。

　　抑制通胀要注重使用市场机制

　　南都：防止通胀会不会是2011年中央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

　　郑永年：通胀高了会引起很多社会问题。调物价当然要放在首要位置，物价不控制，大规模的通货膨胀意味着社会不稳定。调物价，政府肯定会去做的；但通胀怎么防？控制通胀也要通过市场的方法，通过解决供求关系，也可以用行政手段处理。现在来看，大都是通过行政的手段来抑制通胀，拿出一些钱来，拿出一些行政上的措施，这样暂时稳定物价是可以的，但终究还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事情，没能从经济结构性方面去做_其实这方面是可以做的。上个世纪90年代，也积累了从结构上解决物价问题的经验。

　　南都：关于防通胀，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郑永年：现在大家有通胀隐忧，是要把它压下去，这就像在救火，着火了我们要把它扑灭。但问题是，你基本面和结构上的东西不做好的话，那还会着的，所以防火机制很重要。

　　当然通胀的原因很多，首先是刚才说的流动性过剩、货币供应量太大。现在中国说要控制货币发行量，稳健的货币政策，但实际上做得不稳健。货币控制完全是政府机制的考量，通过行政机制救火是可以的，但是也要在防火的市场等这些基本面去做文章，要使用市场机制。

　　其次，现在通胀表现为投资过猛，怎样通过宏观调控来调控投资，尤其是政府部门的投资，包括很多民间资本、国有资本现在到处炒房地产，房地产不能炒了就炒日用品，很多通胀就是他们被炒高起来的。

　　最后，一定的通胀是不可避免的，没有一点通胀的经济市场是找不到的。现在问题是为什么社会对通胀那么恐惧呢？因为收入没提高，物品价格却涨上去了，普通的家庭尤其如此。现在中国一般的老百姓因通胀而使生活变得很难过了。提高劳动者收入，一直在说，但劳动者收入有没有提高呢？这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社会分配不公平，未富先老

　　南都：提到居民收入，有专家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以及建立工资协商制度等来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郑永年：住房是最重要的财产性收入，尤其在中国。但房价则取决于利益群体的操纵，风险很大，今天财产增值，也许明天就缩水。因此，中国居民的工资收入很重要。

　　中国社会没有富裕，但先老去。中国现在经济增长很快，但财富分配不公平，财富都跑到少数人手中去了。中国大部分老百姓的收入是工资收入，投资收入占少部分。劳动收入主要体现在工资收入，这一块很重要。但中国的劳动性收入，低得太可怜。在西方，工人跟资本家之间有协商，政府只是一个协调机构，协调资方跟劳方的利益，不要让矛盾爆发出来。

　　南都：提高中国劳动者的收入，你认为有什么方式能解决呢？

　　郑永年：政府要作为一个公正的仲裁者、协调者，既不能完全站在劳方，也不能完全站在资方。

　　减少顺差，提高工资好过人民币升值

　　南都：我国外贸在2011年可能会面临哪些困难和挑战，中国应该怎样应对？

　　郑永年：中国外贸的问题，整体说就是人民币汇率问题。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总是提“人民币升值”，这是从他们的利益角度考虑的，但这不是中国的利益，中国应提高劳动者的工资。这方面，中国第一是要正视贸易差的问题：美国逆差，中国顺差，一直这样中美贸易进行不下去的，国际经济不会平衡，所以中国首先要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减少自己的顺差，顺差是出口太多。

　　美国想通过提升人民币汇率方式减少中国的出口。但是人民币升值是有利于富人的，人民币升值表明从美国、欧洲来的货物、产品便宜了一些，但他们都是高科技的东西，一般的老百姓还是享受不起。

　　提高劳动性收入，也可以减少出口，这对中国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工薪阶层有利，这也有利于中国建设消费社会。现在工资那么低，消费社会建设不了，所以提 高 劳动性收入比 人 民币升值有效，对中国的利益有利，对老百姓的利益有利。工资提高了，消费性社会就可能形成，社会就稳定了。我认为提高劳动工资远远要比人民币升值要好。

　　采写：南都首席记者　韩福东　实习生　邓云珊

　　统筹：李召　杨章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