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国 原春琳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秦大河主持的一个科研项目今年即将结题。他的一个苦恼是，每年的项目经费通常在下半年到账，而主管部门催着在11月份就要把钱花完——按照现在的财务规定，当年的经费最好年底之前花出去。

　　秦大河对此很不适应。但主管部门的人是这样说的：以前我们国家穷，现在有钱了，你们要学会花钱。

　　“不差钱”是不少中国科学家的体会。可是，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全国政协委员王永志在审阅“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时发现，刚刚过去的5年间，我国在“研发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这个指标上，没有实现预定目标。

　　在快速发展的中国，这是少有的没有达到预期的指标。

　　“十一五”期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计划年均增长7.5%，实际年均增长达到了11.2%。而研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原本计划从2005年的1.3%升至2010年的2%，实际只到了1.8%。

　　“是科研的投入不足，没钱？好像不是。”王永志说。他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我国目前在研发上可以称得上“不差钱”，问题在于体制机制不顺，那些真正急需经费的人未必能拿到，有人则“吃得过饱”，拿经费干别的了。

　　秦大河认为，我国目前需要对科技管理体制进行重新评估。如果能够形成一种让人才能够心平气和地做学问的环境，人们常说的诺贝尔奖自然就会拿到。但在目前这种局面下，曾任中国气象局局长的秦大河说，奢谈什么“播撒诺贝尔奖的种子”，这种预言就跟天气预报一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丁伟岳委员告诉记者，很多科学家是名人，不同的经费管理部门，无论科技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还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都“抢着给他钱”。

　　政府为什么“嫌贫爱富”？丁伟岳一言以蔽之：“这样的资助没有风险。”当名人科学家的项目出了成果，各家资助单位都可算到自己头上，皆大欢喜。在重复资助下，过多的钱怎么用成了问题，很容易造成浪费。

　　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就这样出现在科学界。清华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委员邢新会说，当官员们表示要“重点支持某个团队”，这个“重点”就坏事了。本来需要投入5000万元的项目，可能又给5000万。一个人钱多了，马上钱就更多，正如富翁越来越富。

　　邢新会说，为了把钱花出去，有人会购买大型设备，但这些设备的利用率到底多高，效果怎么样，很难作出评价。而与此同时，大量的普通科研人员是争取不到经费资助的。

　　“我们现在是，你有名气你就当这个、当那个，你没有名气，你什么东西也拿不上，干不成事。”秦大河说。

　　中国科学院院士、全国政协委员陈运泰说，在研发投入上，中国进步明显。如今，中国科学家走到哪儿，都会见到外国同行羡慕的眼神。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投入，令外国人又羡慕又惊讶。

　　但陈运泰也发现，跟老前辈相比，现在能够潜心做学问的科学家少了，真正在国际学术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也不多见。

　　陈运泰是“973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的咨询专家组成员。他的感觉是，现在科研人员不能说没钱，也不能说不受重视，但是“头绪太多，我都看不下去”。

　　“如果时光倒退30年，我也吃不消。”陈运泰说，一个“973”项目负责人，恐怕一年到头就是忙着对付各种各样的检查。从立项答辩，到课题验收，科研管理方面实在是非常繁琐。一轮又一轮检查，无休无止地填表格，实在令人受不了。不知道专家有多少时间可以静下心来做学问。

　　陈运泰认为，真正做一个比较有意义的课题，常常三年五年也做不出来。但现在的科研体制要求三年五年之后，立刻就要见成效、出成果。“意味着你拿到项目后，立刻就要写论文。急于求成，质量方面就很难有保证。”

　　因此，陈运泰说，对于科研体制方面的不足，大家反映很大，真的应该下功夫改革了。

　　北京工业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委员左铁钏并不认同现在的科研项目评审制度。她曾经参加过一次评审，9位专家需要在半天之内评完10亿元的经费项目，太草率了。

　　她说，为了争取项目，科技人员成了“公关员”、“营销员”，恰恰不是“科技员”——他们必须得说服评委，把自己的点子“卖”出去。“有时造假是从写课题申请报告时开始的。你的意义不知道要写得多么伟大，好像写完了你都不用干了似的。你如果不说假话，不说大话，可能你就不知道被边缘到什么地方去了。”她说。

　　全国政协委员、原解放军电子工程学院院长邵国培说，科研项目申报过程中的浪费是最大的。有门路的人拿着一个研究方向，多头申报经费。

　　而另一方面，用河北工业大学教授刘玉岭委员的话说，有的普通教师连出差“跑项目”的钱都没有，越穷越穷，越没项目越没项目。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委员说，现在的一个问题是，普通的科技行政人员权力太大。项目经费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他们把钱发下去，没有科学的制度，也没有监督。而现行的这种科研管理体制，判断项目成功与否的一个通行标准就是获奖多少。

　　因此，很多科学家会把科研经费中拿出一块，专门用来公关奖项。现在有一种说法：奖项等级越高，花费越多；而花费越多，也就表明“决心越大”。

　　一位委员说，评委如果是院士，还好一些，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有良好的操守。但一些评委自己也是靠公关奖项上来的，慢慢地把自己弄成“一流”，这样就形成了“马太效应”。

　　让全国政协委员、神力科技公司总经理胡里清不明白的是，很多重大课题的公告期只有两周。在这两周之内，必须完成申报的所有手续，基本上来不及。

　　“特别是一些中小企业怎么可能在两个礼拜之内组织好这么重大的专项课题申请呢？我讲得难听一点——那肯定是一些幕后操纵的人搞的。”胡里清说，有的项目属于“量体裁衣”，会“跑项目”的人事先做好了一切准备，在短暂的公告期内，“别人都来不及，就他了”。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邱铸鼎说，温家宝总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深化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科研经费使用效率。早在五六年前，大家提出的问题已经够多的了。迄今为止，有些问题在淡化，但是还没有根本解决。“不要再拖了，很多事情他们是清楚的”。

　　秦大河院士也表示“感到很担忧”。一个最简单的让他感慨科研管理体制不顺的例子是：曾有一场重要的国际会议，在秦大河所在的研究所，超过5位成员受邀做大会报告。中科院规定，一个研究所内参加同一个国际会议不能超过5人。有人只好想办法把自己“塞”到别的单位的名额里出国。“逼着你造假，很为难，没办法”，他说。

　　在秦大河院士的设想中，如果有一天，当科学界能够做到“卖酱油的卖酱油，打醋的打醋”，科学家能够扎扎实实工作，那时中国人不用谈诺贝尔奖，它也会到来。

　　本报北京3月7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