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联合国记者 卞晨光

　　今日视点

　　连日来，日本因地震和海啸所引发的核事故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热议话题，并再度使核电事业在全球的发展蒙上了阴影。尽管目前事态尚在发展，最终的损失和影响现在还难以评估，但核事故本身在给日本带来深深伤害的同时，也已经传递出了一些重要的警示和启迪。

　　针对国际上出现的部分质疑核电发展的声音，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长期从事核反应堆风险评估分析及核能政策和法规研究工作的研究员周赟博士，请其就中国未来在核电发展方面所应注意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科技日报：日本核事故对全球核电的发展有哪些危害？对亚洲和中国有什么消极影响？

　　周赟：我个人觉得，对于所有拥有核能的国家来说，此次事故起到了敲响核安全警钟的作用。从历史上来说，每次核事故（1979年美国三里岛事故和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事故）以后，整个核工业界对核反应堆的安全设计和运行上的要求往往会更高，重视程度也会更大，而正在运行的核电站中各种安全设计和运行操作规范还会受到来自安全监管机构更加先进和严格的标准监督和审查。这对于所有核能国家来说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可对过去的工作进行反省，对未来的工作做进一步的改进。当然，这次核事故也使公众对核电产生了一些负面看法，但日本的核事故不可能改变正在大力发展核能的那些国家的能源政策，例如中国和印度。在这些国家中，核能已被视为国家能源战略的一个必要部分。这些国家的共性是经济发展快、人口多以及能源需求巨大，就算不考虑任何环境问题（污染和全球变暖），传统的化石燃料也无法解决其巨大的能源供需不平衡问题。这次的核事故应该使这些国家意识到，只有在保证核安全和核保障毫无问题的前提下才能大规模地发展核电。对于核电并非国家长期能源战略的重要部分的那些国家，例如德国（原本就打算关闭核电站），这次事故将会加速其核电的退出。而对于那些一直对核能跃跃欲试、正在观望中的国家，这次的核事故将延缓核电被列入能源战略的步伐，这些国家应该考虑是否在科研能力、安全监管及应急救援上有能力应对类似的核事故。

　　科技日报：在此次核事故的应急处理中，日本政府的主要失误是什么？中国应从中汲取哪些教训？

　　周赟：在核事故的应急处理上，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的安全预案对超基准事故的准备明显不足，其工作人员和工程师对反应堆安全系统的工作原理了解也不够，因此，在事故初期没能在第一时间动员所有的力量并采取有效可行的方法避免事态的恶化。而从事故发生后出现的各种情况来看，事故扩大后又缺乏统一的管理和协调，只把注意力放在已经出现的问题上，而忽视其他反应堆有可能出现的问题。这次事故反映出东京电力公司在核安全文化、技术能力和管理水准等诸多方面仍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就核泄漏的应急处理来说，日本政府所采取的迅速划定撤离区和疏散民众的专业做法，严格遵循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有关规定，是非常正确和必要的，而日本民众对应急处理的积极响应也非常有效地协助了撤离和疏散行动的执行。对中国而言，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强核应急处理能力，平时还要对民众进行应急处理方面的教育和演习。

　　科技日报：中国应如何防范因地质灾害、恐怖袭击、低效管理、技术故障等导致的核设施破坏与核泄漏？

　　周赟：首先，针对当地可能发生的各类自然灾害，今后核电站的安全设计要留出更大的余量，同时配合其他安全设计，对因自然灾害而引起的事故采取“纵深防御”原则。比如在防海啸的问题上，不但要提高防波堤设计安全余量，而且要提升关键设备的摆放位置，加强设备和厂房的水密性。

　　其次，现有核电站需要全面分析处于“全厂断电”情况下反应堆安全系统和应急预案的有效性，对反应堆应急供电系统要进一步提高安全等级，加强抗自然灾害和外部打击的能力，并采取供电方式多样化和供电系统大冗余度的设计。

　　对于恐怖袭击，尽管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现在听上去显得比较遥远，但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中国亟待加强核设施的实体保卫系统建设，创建良好的核保障文化。

　　对于低效管理，这次福岛核事故就是个例证，它表明东京电力公司在安全文化方面存在不足及日本核监管部门监管不力。中国的核安全监管部门在这方面应该吸取经验教训，帮助核能企业建立起有效的核安全文化，并且有效地监督核安全文化的落实和执行。

　　关于避免技术故障的措施，一方面要通过改善设计和日常维护，另一方面是通过核监管部门有效的审查和严格的监督。

　　科技日报：美国政府是如何管理核电的？中国现有和将要建设的核电机组既有二代机组、二代改进机组，也有自主研发的三代机组和国外引进的三代机组，过多的技术路线会产生哪些安全隐患？

　　周赟：美国根据1974年能源重组法案成立了美国核管理委员会，全面负责与核安全相关的所有事务。美国核管会受总统直接领导，由国会监督，在核安全方面被赋予了强大的行政权力。不仅如此，在核能安全研究领域，美国核管会也被公认为是国际上最有权威的机构，其技术能力和专业人员队伍都非常强大。我觉得，中国目前并没有过多的技术路线，现行的是批量建造从国外引进的三代机组，建造二代改进机组是在掌握引进的第三代机组技术之前的过渡。以前引进了不同的技术是由于没有整体规划造成的。中国的核能起步晚，大部分在运行机组是引进不同国外技术并靠国外的帮助建造的。因此，不同的设计安全标准不一，的确在实际操作上给核监管部门在管理上造成不便。在现阶段，中国大部分的核能安全法规和安全标准是借鉴别的国家的，在这种情况下，核电站的设计标准化有助于提高核电行业整体的安全性。但是从长期考虑，中国政府还要加大对核监管部门的投入，提高其技术能力和管理水平，使核安全监管机构不仅仅成为审批和颁发核电运行执照的行政单位，并且还可以在安全技术上监督和指导运行中的电站，真正成为一个监管实体。

　　（本报纽约3月27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