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记者 周兆军

　　汶川地震三周年之际，在国际地球物理学界享有盛誉的华人科学家、加拿大地质调查局太平洋地球科学中心高级研究员王克林通过电子邮件接受了中新社记者的采访。谈到防震减灾的问题，王克林说：“地震预报是空中阁楼，抗震设防是地上盖楼。与其提心吊胆盼望空中阁楼，不如认真结实搞好地上盖楼。”

　　汶川地震发生后，王克林三次前往震区。“在震区考察，最寒心的时刻就是每次看到相邻的两栋楼，一栋坍塌，一栋挺立。这时你就会想，废墟下的人本来应该和另一栋楼里的那些人同样有生存的机会。”王克林说。

　　去年，王克林与中国地震局研究员陈棋福合作的论文《2008年汶川地震与中国的地震预报》，在国际地震研究的顶尖期刊《美国地震学报》(Bulletin of the Seism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上发表，文章最基本的观点是：靠预报来防御地震灾害在目前是不现实的，而基于地震危险性的科学分析进行抗震设防才是有效的减灾途径。

　　去年智利大地震后，王克林曾去震区考察。今年日本大地震发生3天后，他又前往东京。他说，智利8.8级大地震，只死了几百人，其中还有不少是死于海啸，就是由于当地严格执行抗震规范，没有几栋建筑被震倒。日本9级地震，遇难者绝大多数也是死于地震导致的海啸。

　　他指出，这方面的反面例子是去年海地地震。仅7级的地震，但抗震设防水平差，造成9万至30多万人死于建筑倒塌(不同机构统计的死亡数字有很大出入)。“7级跟9级怎么比，释放的能量相差千倍，做不做抗震设防有天壤之别。”

　　王克林说，30多年来，中国抗震设防的成果显而易见，对比唐山地震和汶川地震就可以发现。1976年的唐山没有抗震设防措施，极震区(烈度11)几乎夷为平地，24万多人死在倒塌建筑之下；而2008年的汶川地区，很多建筑符合国家在1989年和 2001年颁布的抗震规范。虽然设防标准偏低，但即使在极震区(也是烈度11)，许多达标的建筑没有倒塌，挽救了无数的生命。

　　但他同时也指出，中国设防工作存在的问题也在汶川地震中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减灾法规的颁发与执行脱节，设防的整体水平仍严重不足。

　　谈到抗震设防的具体操作，王克林说，首先，地震研究机构要研究发生地震的物理环境、发震地质构造、地震历史、地震发生的原理、地震波的传播等，制定《地震动参数区划图》，标明各地区长期的地震危险性。

　　建设部门要在区划图的基础上，定出建筑抗震设计规范，针对不同的地震危险性确定如何设计、施工，使用什么材料等。对全国每个地方都要规定出抗震标准，各地建房盖楼，都要依法执行规范。根据科学研究的进展，地震区划图和建筑抗震规范要不断更新。“按现代工程技术，只要不是正好建在断层上或滑坡体上，不论多大地震，都有办法使建筑震不倒。”

　　建筑除了要符合抗震标准，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选址。王克林举例说，北川县城所在地曲山镇，在地震中，一个山体大滑坡摧毁了几个街区。“在这种地方建房，再牢固也没用。”他说，“确定滑坡危险性比确定地震危险性要容易何止千倍万倍，建筑选址时不难避开这种危险地带。”

　　作为一名研究地震的学者，王克林经常会被人问道：这里什么时候会地震？“这种问题反映了幻想预报的心态。”王克林说，若是大家都关心这栋新楼抗震性能怎么样？这栋老楼做没做抗震加固？本地设防烈度是多少？这就说明抗震设防的理念深入人心了。

　　王克林认为，地震预报对于科学有意义，可以作为长远的研究课题。但从社会的角度，视预报为减灾途径，则是重大误区。对预报想入非非，有震报不出来，震后又对各种预报传闻进行无用的争辩，反而导致对抗震设防的轻视，实在是舍本求末。(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