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钱理群

　　北京大学教授，鲁迅、周作人研究学者

　　鲁迅为何在教材中“敏感”？

　　长期以来的鲁迅作品教学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我们给学生的是概念化的鲁迅”。

　　新京报：不久前，教育部新闻发言人专门回应了社会上有关教材中“鲁迅文章大撤退”的提问，表示“没有做太大的调整。”您作为研究鲁迅的知名学者，对有关“教材中的鲁迅”问题，似乎一直没有表态？

　　钱理群：这些年，总有“鲁迅应退出课本，至少应该淡化”的说法，大多数是专家和社会人士在媒体上发表的各种宏论，以及网上的各种热炒，但作为主体的“90后”的中学生，以及他们的老师，却是沉默的。

　　我对此颇以为奇，百思而不得其解，也就懒得说话，因此拒绝了许多媒体的采访，而一直在寻找真正来自第一线老师和学生的声音。

　　新京报：找到这种声音了吗？

　　钱理群：不久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北师大第二附属中学何杰老师指导下的《2011届文科实验班鲁迅专题研修报告集》，以及他班上的两位学生李明倩、唐紫薇所写的《读鲁迅：两名90后女生的心灵探求》一书，真是喜出望外：最有发言权的老师和学生终于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新京报：他们怎样看鲁迅？

　　钱理群：何杰引述郁达夫的观点：“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虽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拜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国家”，何杰以此追问：“这是谁的问题？这个‘没有希望’是不是有我们语文教师的责任呢？”于是，就有了对中学鲁迅作品教学，及其背后的语文教学、中学教育的“何杰二问”。

　　新京报：“何杰二问”指什么？

　　钱理群：一问“我们把鲁迅教好了吗”——“一个绝大多数作品都应该列为定篇的作家，竟被人攻击为‘作品太难’‘不合时宜’而欲将其逐出课本；一个对民族和民众深怀大爱的作家，竟被那么多人攻击为‘谁都骂’‘不宽容’：所有这一切，我们语文教师难辞其咎——我们到底教给了学生什么样的鲁迅？”

　　其二问：“我们应该如何教鲁迅？”在何老师看来，长期以来的鲁迅作品教学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我们给学生的是概念化的鲁迅，一说鲁迅就是‘文（文学家）思（思想家）革（革命家）’，就是‘改造国民性’‘批判中国人的麻木’，甚至还没读鲁迅作品，就将其主题说出来了。鲁迅作品的思想魅力、语言艺术并没有真正让学生领悟到”。　

　　新京报：也就是说大家所争论的“教材中的鲁迅”很“敏感”，是因为被误读的缘故？

　　钱理群：我想推荐一个中学生李明倩的看法，她不认为目前对鲁迅的讨论是认真的讨论，而只是一个热门的新闻“焦点”。

　　她说很希望社会多关注鲁迅，讨论鲁迅，但是并不希望是以这样一个方式，讨论这么一些事情。如果你把鲁迅先生也用“淘汰”、“力挺”、“支持”、“out”这样的词汇来形容，就真的是过于浮躁了吧。她说“如果说不理解鲁迅是可以容忍的，那么在不理解的情况下肆意胡说就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还要补充一点：当下中学鲁迅作品教学中的问题，除了教法的问题，还有选文的问题。选文的问题有二。一是有些选文并不适合中学生阅读。二是选文的眼光太狭窄。如很少选鲁迅杂文，何杰老师的实验课上就选了许多鲁迅杂文，很受学生欢迎。在我看来，像《夏三虫》、《从孩子的照相说起》、《我的第一个师傅》、《牺牲谟》、《忽然想到（五）（六）》、《战士和苍蝇》、《最先与最后》、《流产与断种》等等文章，都非常适合中学生阅读，也是大家看好的民国时期的语文课本里经常选的，曾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现在的教材里，鲁迅作品不是选多了，而是少了。

　　为什么非要学习“鲁迅”？

　　由于鲁迅思想所具有的“精神自由与解放”的特质，决定了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满足“ 90 后”中学生的精神需求。

　　新京报：鲁迅在现行教材中算是“熟悉的面孔”了，您主持编选的《新语文读本》到今年已经整十年，这套读本中也编选了一定比例的鲁迅作品，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读本都选鲁迅，不少人都会问：为什么今天非要学习鲁迅？

　　钱理群：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对“90后”青年学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很多人认为他们只是玩耍的一代，而不是思考的一代。这种判断并不准确。

　　应该说，“90后”这一代诞生与成长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他们享受着物质富裕这一经济发展成果的同时，也感受到了随之而来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所产生的精神困惑。

　　在一些更为敏感的孩子心里，就自然会引发精神的饥渴感，以及学生作业中说到的对社会“平静的表面下早已波涛汹涌暗流不息”的现状的某种焦虑感，对“病态社会”里的“病态心理”的不满，从而隐隐产生突破现有生活的内在要求。

　　新京报：这种“焦虑感”和真正的鲁迅能对接起来吗？

　　钱理群：很少有哪一代人像90后这一代这样承受着如此巨大的压力：几乎从幼儿园开始，就面临应试的压力，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又要面对就业的压力。一位学生读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后，就不无痛苦地说到自己失去了童年的快乐与想象力，“升学考试毕竟不会问你‘如何在雪地捕鸟’”。“这样的压力下成长的艰难，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精神解放的渴求，恐怕是我们这些成年人（老师，家长，各级教育部门的领导，专家……）所难以体会的。

　　新京报：这和鲁迅有什么关系？

　　钱理群：由于鲁迅的思想所具有的“精神自由与解放”的特质，以及彻底性、独创性、异质性的特点，他的思想总是能给人们提供“另一种可能性”，并且总是追问到人性的根本处，现实的根本处，就决定了他的思想是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满足“90后”中学生的精神需求，并走进他们心灵深处的。

　　新京报：您和中学生接触过程中，发现他们真的需要“鲁迅”吗？

　　钱理群：前几天，我到中学给初一、初二的学生做了《鲁迅是谁？》的演讲，提到林语堂曾给鲁迅起过一个绰号，叫做“白象”。我引述了鲁迅的《立论》，文章讲了三种说话方式，说别人喜欢听的话，大家都乐意听的话；说模棱两可的话，谁都不得罪的话；不看别人眼色，不考虑别人喜好，只说出真实的话，自己心里的话。前两种是灰象的说话方式，第三种是白象的说话方式。

　　讲完后，就有学生提问，说听了演讲很震动，因为老师和家长都教育我像灰象一样说话，现在你告诉我了鲁迅的白象式的说话方式，我很羡慕，又担心会不会遭到周围人的排斥？我回答说，愿意做灰象，还是做白象，涉及到人生观的问题，是个人的选择；我讲鲁迅并不是强迫你们都学习白象，而是至少告诉你还有“另一种说话方式”，“另一种活法”。

　　能够引发孩子的独立思考，这就是鲁迅对90后中学生的意义和价值。何杰老师的学生谈到，他们读了鲁迅作品最大的收获，就是懂得了“我们需要清醒，需要诚恳地面对社会，面对自己，面对现实”。李明倩同学还说，鲁迅能“让自己更好地，更有意义地活着，他是一个永远能引发我们思考的思想家”。这都说到了根本。　

　　“鲁迅”在今天是否过时？

　　鲁迅属于为数不多的具有原创性的、民族精神源泉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鲁迅作品是现代汉语文学语言最高典范。

　　新京报：但有人说鲁迅“过时”了，提出学校教育要坚持经典与创新兼顾，可以少讲些鲁迅，让出篇幅给其他一些作家。您怎么看？

　　钱理群：关键还是在对鲁迅的认识。在我看来，鲁迅不是一般的作家，他属于为数不多的具有原创性的、民族精神源泉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

　　鲁迅独特的其他作家不能代替的价值，还在于鲁迅的作品是现代汉语文学语言的最高典范，他把现代汉语表意、抒情的功能达到了极致，并极具创造性，理应成为孩子学习现代汉语的范本，从小开始学，对其一生都有深远影响。　

　　新京报：把鲁迅界定为“源泉性作家”，这怎么解释？

　　钱理群：全世界每一个民族都有一些原创性的、能够成为这个民族思想源泉的大学者、大文学家。当这个民族在现实生活中遇到问题的时候，常常能够到这些凝结了民族精神源泉的大家那里汲取精神的养料。每个国家都有那么几个人，可以说家喻户晓，渗透到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如英国的莎士比亚、俄国的托尔斯泰、法国的雨果、德国的歌德、美国的惠特曼等。　

　　新京报：在中国，哪些属于精神原创、源泉性的作家？

　　钱理群：我曾经提出一个建议，应该在高中阶段至少开四门选修课，第一门课《论语选》和《庄子选》，这是中华文化的源头；第二门课是唐诗选读，这是文学的巅峰；第三门课是《红楼梦》选读，这是民族百科全书式的著作；第四门课是鲁迅，他开拓了新的现代文化。

　　除此之外，还可以逐渐扩大一些，比如说《史记》、《楚辞》、陶渊明、苏东坡等。这样的民族文化源泉的作家、作品应该成为国民基础教育的基本教材，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这也是民族精神建设的基本工程。

　　每一个中国国民，不管他们将来从事什么职业，都应对这些民族文化原典有一个基本的了解，然后在人生的长途中不断阅读，常读而常新。

　　新京报：那么，中学鲁迅作品教学的关键在哪里？

　　钱理群：如前面所说，在90后的中学生心中，是存在着接受鲁迅的“种子”的，关键是老师的引导。

　　如何引导，我有一个专门的演讲，这里只谈一点，就是要找到鲁迅每一篇作品和孩子心灵的具体连接点和通道。关键还是在老师自己要热爱鲁迅，真懂鲁迅。

　　本报时事访谈员 高明勇 实习生 王景兰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