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厦门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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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武帝的手术不仅是整容，但也没变性

　　两千一百多年前，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将儒家思想钦定为国家意识形态，让儒家知识分子进入国家政权机构。此后，儒术独尊，儒生治国，就成为历代基本国策。这事是被秋风先生称为“宪政革命”的。但依我愚见，怕只能叫“招标参股”。

　　先说为什么不是“革命”。

　　革命有两种。一种，是“改朝换代”，比如“汤武革命”。意思是上天收回授权（革除天命），另立天子。另一种，则是“制度的根本变革”。比如夏启“废禅让制，立世袭制”，秦人“废封建制，立郡县制”，等等。这两种“革命”，可都不属于汉武帝。

　　没错，武帝是对当时的制度动了手术，还可以说是“大手术”。手术以后的制度，也确实不能再叫“秦制”，得叫“汉制”才对。但是第一，这手术，他的祖宗们早就动过了。第二，武帝重做，也没有颠覆体制、改变性质、动摇根本。不妨这么说：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手术。它不仅是整容，但也没变性。

　　要说清楚这一点，得先看秦制和周制有什么区别，再看汉制和秦制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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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是为了“维稳”，就得改造秦制

　　简单地说，周制的特点，是“三级分权，贵族自治”。天子分权予诸侯，诸侯分权予大夫。前者叫“封土建国”，后者叫“封土立家”。封建以后，国的事，天子不管；家的事，诸侯不问。诸侯和大夫，也都世袭。秦制则相反，是“中央集权，官员代理”。君主之下，再无自治的贵族领地。郡县的长官（郡守和县令），都由朝廷任命，其实是“皇权代理人”（前期由国君任免，为“君权代理人”）。也就是说，周分权，秦集权；周代是“贵族政治”，秦代是“官僚政治”。

　　不过，周制的本质特征，除了“三级分权”（分权制）、“贵族自治”（贵族制），还有“伦理治国”，即“礼治制”。秦制的本质特征，除了“中央集权”（集权制）、“官员代理”（代理制），则还有“刑律治国”，即“刑治制”。前两条，武帝都没动。天下既未分封，官员也不世袭，中央集权更是得到了加强。从这个角度讲，汉武帝倒是忠实地执行了秦始皇的“政治遗嘱”。革命云云，从何说起？

　　改了的只有第三块，即“刑律治国”。这也是必须的。因为刑律治国的结果，无非一是“苛政”，二是“暴政”。苛政猛于虎，何况暴政？结果，秦二世而亡，这可是前车之鉴。

　　显然，单是为了“维稳”，也得改造秦制。故沛公入咸阳，约法三章，就是要以“简约之法”，来反对“苛暴之政”。之后的“贵黄老，与民休息”，更是以道家的“无为而治”，取代了法家的“刑律治国”。这就已经不是纯粹的“秦制”了。况且那时实行的，是郡县与封建并存的“郡国制”。较之汉武和汉武之后，还更不像秦制。

　　所以，如果硬要说“汉武革命”，那他也不是革秦始皇的，而是汉高祖、窦太后的。何况为了“维稳”，西汉的皇帝还必须两面作战，既反秦制，更反周制。因为一旦周制全面复辟，天下都是拥兵自重的“独立王国”，他们的屁股就更坐不稳。七国之乱，就是教训。周赧王，更没人想当。秦制之根本，岂能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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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帝能动的，只有“如何治国”这块奶酪

　　问题是，意识形态和治国方略，祖爷爷、祖奶奶们早已动过，武帝为什么还要再动？因为道家的思想，用来维稳倒是不错，用来治国就有问题。什么“大社会，小政府”，什么“君无为，民自治”，还有“不折腾”。照此办理，社会倒是稳定，皇帝却也没了权威。何况武帝要治理的，可是大国。治大国如烹小鲜，除非是联邦制！

　　这就要改。目的，是要找到更适合当时制度的思想方法。于是武帝“公开招标”，董某“金殿面试”，儒生“应聘上岗”。结果，法家的“刑律治国”和道家的“无为而治”，被儒家的“伦理治国”取代。从此，帝国制度的三大支柱，便是“中央集权”、“官员代理”和“伦理治国”。儒家“第三者插足”，三分天下有其一，岂非“参股”？

　　参股是成功的，首先皇帝满意。因为“伦理治国”，就是礼治制或礼乐制。这个当然可以有，也应该有。众所周知，所谓“礼”，就是秩序，就是“别内外，定亲疏，序尊卑，明贵贱”。这很对帝国的胃口。序尊卑，明贵贱，就该尊王；别内外，定亲疏，就该攘夷。尊王攘夷，对内就可以集权，对外就可以扩张，何况还有人帮着做思想工作。这就比道家思想还有利于维稳。这样的手术，汉武帝当然愿意动。

　　儒家和儒生也有所得。儒家找到了“用武之地”，儒生找到了“依附之皮”。先前，儒生虽然也是“毛”，但好歹“皮”多。春秋战国，诸侯林立。士人们自可朝秦暮楚，弃各国君主若敝屣。武帝这会，皮只剩下一张。如不建立“士人政府”，饭碗都成问题。要实现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就更得有一官半职不可。现在好了。董仲舒替儒生们一次性地解决了“下岗再就业”的问题，岂非比叔孙通更有功德？

　　老百姓也有好处。因为儒家的治国理念，无非“仁政”加“中庸”。这就既不至于苛暴（如法家），又不至于放任（如道家）。那时的老百姓，能有什么要求呢？无非安居乐业。这就一要政府提供保护，抵御外敌（如匈奴）和内寇（如盗匪）的侵扰，二则希望自己承担的赋税不至于过重。这些儒家都赞成、认可，也会努力去做，所以民众拥护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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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千年之政，不能再叫“秦政”，而应改称“汉政”

　　看来，政治上独尊儒术，组织上重用儒生，思想上推崇儒学，是一个能让统治者、老百姓和知识界，都各得其所的“三赢方案”。于是，此后直至明清，历朝历代都一律奉行。隋唐实行科举以后，就更是制度化。其间虽也有变法，但都是“技术性更新”，而非“根本性变革”。这就是“汉武招标，儒家参股”的主要意义。因此，二千年之政，非秦政也，实汉政也。百代皆行秦政治，也该叫“百代皆行汉政治”。

　　不过在我看来，汉武帝和董仲舒的这次“合作”或“合谋”，虽然意义重大，却完全称不上“革命”，跟宪政就更是风马牛。就连其积极意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要打不同的折扣。没错，在帝国这间公司里，儒家好歹也有三分之一的股份（伦理治国）。可惜这只是表面。因为这“三分之一”，法家还要暗中来分。这就打了一个对折。何况，揭示这一秘密的汉宣帝，也只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其中霸道（法术）和王道（儒术），究竟几比几，没人做过规定，也没人说得清。独尊儒术？号称而已。弄不好，就成了被宋江架空的晁盖。

　　剩下一半股权，也没有保障，因为“控股”的是万岁爷。这些哥们，多半贪得无厌。如果还“雄才大略”，就更是不由分说。在他们面前，儒家总是节节败退。能保住的，只有纲常伦理，因为这碰巧也是皇帝们喜欢的。那么好了：既然“君为臣纲”，你还跟他讲价？你自己把刀子递过去了，还挡得住他割肉？

　　何况儒家跟皇家的关系，还是“收支两条线”。儒生的“输诚”、“尽忠”，并没有价钱好讲。皇上返还多少，可就没谱。碰上“仁君”，算你运气；碰上“暴君”，该你倒霉；碰上个“霸王道杂之”的，肯定打折。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皇帝如果懦弱，或者懒惰，朝官们还有点手脚可做。有良知的，便可以趁机推行仁政。如果那皇上是“雄猜之主”，就只能“臣诚惶诚恐，死罪死罪”了。这个时候，他硬行霸道，你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

　　不可否认，历史上确有真正的儒家。他们真诚地相信，帝国既然接受和采纳了自己的主张，那就应该实施“君臣共治”。为此，他们愿意和帝国的命运前途绑在一起，并做出自我牺牲。打个比方说，他们就像一个好心肠的警察，把自己和嫌犯铐在一起。而且，为了表示诚意，还把手铐的钥匙给了“嫌犯”。结果如何，不用多高的智力，就能猜得出来。

　　对此，我并无嘲讽之意，更无苛责之心。相反，我对历史上那些真正的儒家，充满了敬意和同情。毕竟，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已经做得够好的了。正是因为有他们的努力，事情才没有坏到不可收拾，动乱也才不那么频繁发生。这固然是帝国政权之福，又何尝不是普通民众和中华文明之福？只不过，我们不能不硬起心肠痛言其败。否则，我们就永远长不了记性。先贤们的血和泪，也就白流了。

　　（作者注：关于秋风先生的“宪政革命论”和我的“招标参股说”，亦请参看秋风《儒家一直都想限制绝对权力》，载于2011年6月30日《南方周末》，易中天《儒家的限政只能是徒劳》，载于2011年7月11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