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许琦敏

　　使用先进的进口仪器做“无损检测”，竟然损坏了一件稀世珍宝。故宫爆出“瓷器门”之后，有人质疑，“科技考古”是否也属“忽悠”？

　　近十年来，中科院院士干福熹一直致力于将科技手段引入文物考古领域。他在接受本报独家采访时表示，中国传统的文物考古方法，正面对一些“瓶颈”，急需科技介入；但将科技手段应用于文物考古，首先要做踏实、扎实的专业研究，找到正确方法，确定操作规范。盲目相信科技与盲目排斥科技，都不可取。

　　伤在对“无损检测”一知半解

　　“无损检测”竟让国宝受损——这“无损检测技术”，靠谱吗？干福熹指出，技术没问题，伤在操作人员对技术了解不深透。

　　他说，用科技手段为文物整器做鉴定，势在必然。因为在各种高科技手段被用于仿制文物之后，仅凭传统“眼学”——看器物的器型、颜色、纹饰、铭文等，以此断定年代、真伪，已相当困难。但“细节决定成败”，如若对所用技术一知半解，认为设备自动化程度高，可将文物“托付”仪器处理，就会坏事。

　　故宫这次用的无损检测仪器，应用“X荧光分析化学成分技术”，检测时需要把瓷器置于人眼看不到、无法监控的真空箱里，由仪器“全自动”操作——结果，因为放置瓷器的样品台上升距离过大，文物受损。

　　“这正是由于操作者对技术不够了解，对检测仪器的局限并不清楚。”干福熹说，很多高校、科研机构都用同类仪器给样品做化学成分分析，但做文物鉴定有特殊性：放在样品台上的，都是无可复制的珍品；因此如何保障文物安全，如何精细调控仪器，都需事先细致研究，有时还要对仪器作些改进。

　　干福熹说，“我们实验室已为上千件文物整器做了测试分析，从未发生损坏。”他的实验室还有一条规矩：做实验的人绝对不碰文物。所有送检文物在检测全过程中，文物保管者一定在场，以防意外。

　　为考古“量身定制”新技术

　　干福熹介绍，他们最初测定整件文物的化学成分，是在复旦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的外束式质子激发X荧光分析装置上做的。

　　将文物放进“屏蔽”视线的真空箱，有危险。于是他带领团队改造了测试装置，使文物可以放置在人眼可见、人手可控的空气环境中接受检测。不过，由于轻元素的X光谱容易被空气吸收，样品置于空气中，一些微量的轻元素会测不准；为此干福熹专门招收物理学博士生，经过几年全心研究，解决了这个技术问题。

　　几年前，干福熹又想把检测仪器改造成“便携式”——因为文物十分珍贵，不能随意搬运，而且有些大型文物如石佛、壁画，更没有移动的可能，要做鉴定、分析，就要让仪器“迁就”文物，他称之为“原位无损检测”。

　　于是在购买仪器时，他与供货的日本公司签了一份“双方合作共同研发改进技术”合同。最近，他们带着自行改造的仪器前往陕西法门寺，为地窖中出土的20多件唐代完整的玻璃器做了首次“原位无损检测”，定量分析化学成分。接下来，他们打算建立多功能的原位无损检测平台。

　　“技术就像一匹漂亮的布，但要做成合身的衣服，需精心裁剪。”干福熹认为，专业科研人员当仁不让是“裁缝”，而文物学者提出需求，双方交流沟通得越深入，得到的结果越好。

　　科技为中国考古带来种种惊喜

　　“中国考古界接受碳14测定年代技术，花了整整18年。”干福熹说，跨界沟通的确很难，取得共识更不容易，好在事实摆在那里，科技为中国考古带来了种种惊喜——

　　借助紫外荧光相机的“火眼金睛”，考古学家才得知：看似一堵白墙的莫高窟某洞窟石壁上，曾画有7个女供养人的全身像；通过化学元素成分分析，出土于欧亚大陆的100多面汉代铜镜，被证实出自我国中原地区；利用微量元素检测，区分元青花与明青花瓷器更容易，因为元青花和明青花的釉料钴兰中铁和锰的杂质含量不同……

　　对“蜻蜓眼玻璃珠”做无损成分检测，干福熹发现，早在战国早期，埃及的蜻蜓眼玻璃珠就传入了我国中原。“埃及玻璃很早就采用了钴着色工艺，而我国直到东汉后才用；同时，中国本地玻璃与埃及进口玻璃的成分不尽相同。”

　　浙江良渚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玉器，但在当地并没找见软玉矿脉。15年前，江苏溧阳小梅岭发现软玉矿脉，不少学者认为良渚玉器的玉料出自这里。但干福熹通过玉石的“指纹元素”分析断定：两者无关，良渚玉矿极可能因为地质变动而湮灭了，需进一步寻找。

　　“可用于文物考古的技术很多！”他说，最近他正联合多位院士，想提一个综合性科技考古的建议——“做红外遥感的薛永祺院士、做激光拉曼光谱的田中群院士、研究高性能陶瓷的郭景坤院士，他们的技术都能为考古所用。”多学科交叉融合，有望发展出更精准的考古技术，“比如碳14测定年代很粗，热释光就进步了，能否找到更好的技术？有待研究。”为考古而研发的新技术，也能应用于其他领域。干福熹举例说，“原位无损检测”技术就可用于大型工程的检验、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