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1-12-13
清华大学教授贺克斌表示PM2.5公布容易减排难；目前空气质量达标率就像“考试卷难度小考分高”
■ 对话人物
贺克斌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参与PM2.5标准研究制订的大气污染与控制专家
■ 对话动机
今年冬季，北京几场雾霾天，把“PM2.5”推上争论顶点。环保部也很快将PM2.5纳入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征求意见稿中，并提出很有可能实行限定的标准。
中国PM2.5治理的现状和前景如何？12月11日，贺克斌教授接受了记者采访。
现状 “预计PM2.5新标准春节前出台”
新京报：我国PM2.5污染现状如何？
贺克斌：颗粒物污染作为首要污染物出现的频率，在我国大部分城市公布的空气污染物中都是最高的。
就北京而言，PM2.5占PM10的比例，大约是70%到80%。按照北京PM10年均浓度在120微克/立方米来算，PM2.5的浓度要在80微克/立方米以上，甚至更多。按照世卫组织推荐的PM2.5年均值是35，两者之间相差了一倍距离，所以北京PM2.5的浓度还是比较高的。
新京报：我们PM2.5污染严重的原因是什么？
贺克斌：这与发展阶段有关。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速最快的国家。GDP的增长带来的能源消耗，以及能源中煤炭的消耗，和机动车总量的增速，在世界上都名列前茅。所以污染物排放总量比较大。
第二，发达国家在二三百年间先后出现的环境问题，在中国却是30年里集中爆发。比如，发达国家会经历煤烟的固定污染源到PM2.5的流动污染源的逐步转变。而中国则是集中出现，一种污染源还没有解决好，另一种的矛盾又出现了。
新京报：国内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PM2.5，为何10多年后国家才提出PM2.5标准？
贺克斌：这也是国际惯例。判断一个污染物需要新的法规政策时，要经历一个过程。比如美国真正确认PM2.5进入政府行动是2006年，但第一次提出PM2.5的研究结果，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欧盟，目前英国也没有PM2.5标准。我们周边的韩国也没有。
新京报：近段时间，舆论对PM2.5的争论很大，环保部是否是在压力下，才推出PM2.5标准的？
贺克斌：确实起到加速作用。如果没有这些事情，预计新标准会在明年6月份出台。这次在公众参与的促进下，我相信在近期就会出台。如果快的话，明年春节前就会出台。
但是，肯定不可能是政府迫于压力出新标准。如果说一个政府在这么短时间就拿出新标准，这在技术上也是经不起考验的。因为从2008年到现在的积累，已经有了方案，所以才能拿出来。
困难 “高增速下降PM2.5世界无先例”
新京报：PM2.5若纳入新标准，实施是否有难度？
贺克斌：反映问题靠监测，解决问题靠减排。减排方面，我们积累了一些经验，比如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都是在短时间内检验了一些措施，看到了一些效果。矛盾是我们目前正处于一个经济高速增长期，能源尤其是煤炭消耗大。在这么高速增长的同时，又要解决PM2.5的问题，世界上没有先例。面临的矛盾会比较大，需要更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新京报：其他国家没有这种矛盾吗？
贺克斌：《雾都孤儿》反映的是上世纪40年代伦敦的环境问题，洛杉矶烟雾事件也是40年代，而他们到上世纪80年代才得到逐渐缓解，用了40年。我个人认为，我们不会重复他们的历史。但是，他们那时候GDP增长率不是那么陡，而我们是非常快，煤炭等能源消耗量那么大，这是他们当时没有的情况。从这方面看，我们减排PM2.5的难度要比欧美大得多。
新京报：新标准实施后，是否会受到利益相关企业的阻力？
贺克斌：交通和机动车是排放PM2.5的重要方面。所以新标准的实施，对造车企业的技术水平，供油企业的技术水平，都会是考验。
按计划，今年1月1日全国都要实施国四标准，但现在是汽油车做到了，柴油车还没做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石油、中石化没能按时供上国四标准对应的柴油，油里的硫含量没有降下来。
新京报：地方政府在新标准实施后，他们的压力有多大？
贺克斌：地方政府肯定有担心，公布了之后，空气质量会从比较高的达标率变低了。
但环保部的一位领导曾经说过一句话：现在的空气质量评估，评估的污染物种类相对偏少，制定的限值相对偏松，所以现在的达标率是一个低水平的达标率。就像考试，试卷难度小，大家的分数都高；难度增加了，大家的分数就都低了。
对策 “PM2.5限值就低仍面临执行难”
新京报：新标准征求意见稿中，PM2.5的限值是年均浓度35，日均浓度75，你认为这个限值是高还是低？
贺克斌：以大家对空气质量的期盼来看，是松了；但对中国目前的状况，经济发展和能源消耗的程度，又是难度比较大的。所以是很矛盾。
新京报：新标准实施，是否要看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贺克斌：环保部说的是2016年实施。地方的领导也要权衡，是晚参与，还是提前实施？各有利弊。
如果早参与的话，数据公布后，老百姓会问，什么时候能降下来？减排会有压力。晚实施的话，老百姓还会问，是不是我们这里污染很重？到现在还不公布？
新京报：早晚实施都有民间的压力。
贺克斌：公众的推动力是主要的，这对于实施是有利的。1996年、1997年的时候全国推行无铅汽油，分三年完成，但最终一年半就完成了。因为北京等城市提前实施后，会向公众宣传，有铅汽油排放的污染物对老人、孩子的健康不利。结果别的城市人们一看，就提出为什么我们要再等两年？这个压力通过媒体释放，所以很多排在第三年的城市，也纷纷提前实施。
我觉得PM2.5的标准也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不过PM2.5的情况也有不同，就是公布容易减排难。不但要不能再有增量、还要削减存量。
新京报：此前，不少城市都监测PM2.5，但为什么一直不公布数据？
贺克斌：如果作为学术研究，我们的研究10多年前就已经公布了。但作为政府要公布的话，就需要两个标准。一个标准是监测的技术标准，第二个是限值标准。
什么情况是达标了，什么情况是没达标。标准没出来之前，如果政府公布数据，就会引起混乱，没办法评估是否达标。如果是学术公布的话，可以说是个人观点。而如果是政府公布了，政府就要对公布的数据负责任。
影响 “北京降PM2.5没周边支持不行”
新京报：就北京而言，PM2.5最主要的污染源在哪里？
贺克斌：一方面是燃煤。虽然中心城区已经不用燃煤了，但郊区和河北等周边的电厂还在使用。燃煤排放的有一次颗粒物，也有气态的可二次转化为细颗粒物的污染物。
另一方面是机动车。电厂可以选址在下风向。车不一样，都往城区里钻，所以机动车对城区的贡献是更高的。而且无论是汽油车还是柴油车，排放的都是细颗粒物，都是2.5以下，没有2.5以上的。
然后就是工业工艺过程，比如水泥厂、钢铁厂，也产生PM2.5，虽然首钢搬走了，但河北省增加了很多钢厂，对北京也会有影响。
另外就是生物质的燃烧，比如周边的农村焚烧秸秆。
新京报：为何欧美和日本的大城市机动车也很多，但PM2.5污染并不大？
贺克斌：因为他们的排放标准更高，美国相当于欧五和欧六标准，而中国目前还是欧三到欧四的阶段。
另外，机动车出行的方式不一样，东京、纽约都是把车开到中心城区之外，把车停下来，换乘地铁进入中心城。这对中心城的污染影响就要小一些。
新京报：周边省市对北京影响大吗？
贺克斌：这一点必须要注意，北京想把PM2.5降下来，没有天津、河北等地的支持和联动，是不可能的。
越是小的颗粒，在空气中存在的时间越长。PM2.5最远的传送距离有2000公里。如果只是北京把污染源控制住了，周边没有，那么PM2.5还是会随着风飘过来的。所以必须要从整体上解决出来。奥运会时也是采用了多省市联动的方式。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马力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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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国际时评：不负责任的退约
新华网北京１２月１３日电（记者 张小军)遗憾！加拿大１２日宣布正式退出《京都议定书》，成为《京都议定书》缔约国中的退约第一国。
《京都议定书》是一份人类采取共同行动对抗气候变化的历史性条约，牵涉全人类的福祉，加拿大政府退约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动。
众所周知，德班气候大会经过１４天“马拉松式”艰苦谈判，才最终达成一致，决定实施《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并启动绿色气候基金，包括欧盟在内的西方世界都认为这是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取得的“历史性突破”。
然而，德班大会刚结束，一转眼加拿大环境部长彼得·肯特就宣布加拿大正式退出《京都议定书》。这不仅让全球气候变化谈判取得的成果蒙上阴影，也对人类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造成严重伤害。
地球是人类的共同家园，气候变化问题牵涉到人类的共同利益。加拿大逆潮流而行的举动遭到国际社会，特别是环保组织的严厉批评。
绿色和平组织在加拿大的发言人迈克·修德曼说，此举再次表明加拿大政府“保护污染者利益甚于人民”。加拿大气候行动网络认为这是“国家的羞耻”，其发言人哈纳·麦克肯侬说：“这完全是背弃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
加拿大此举是一个缩影，折射出部分发达国家一贯对排放历史责任和应尽义务的推卸。比如，排放大国美国在２００１年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并在２００７年后成为唯一没有签署这一条约的发达国家。美国破先例的做法具有传染性，使得部分发达国家减排决心飘忽起来，直至加拿大“冒天下之大不韪”第一个站出来退约。
加拿大此举的另一目的是让气候变化问题久拖不决，债务危机给西方世界带来的财政困境使得这种“拖延”战术更加赤裸裸。正如绿色和平组织国际执行总干事库米奈所说：“美国等气候谈判的阻挠者已经成功为自己保留了一扇‘后门’，如果此门不被堵住，美国可能将我们急需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气候协议无限期拖延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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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减排有碍经济发展论。肯特说，承担减排任务，干扰了加拿大经济发展和创造工作机会。对于这一点，中国的经验是有力的反驳。中国在政府的有力领导下，整合了企业和社会基层等各方面的力量，在战略、计划和实际工作三个层面统一行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２０１１）》白皮书说，２０１０年实现节能６．３亿吨标准煤，相当于少排放二氧化碳１４．６亿吨以上。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其二是发展中大国平等责任论。西方一些专家和官员，错误地强调以国家为单位统计温室气体排放量，并据此要求人口众多的中国和印度等国家与发达国家履行同等的减排义务。实际上，计算温室气体排放量，人均数字更准确。如果发达国家的人均排放量能够降至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对抗全球变暖的斗争就会大功告成。
气候变化和减排温室气体问题需要全人类携手共同行动。人们希望，加拿大能收回退约决定，重新回到《京都议定书》的旗帜之下，为全球减排事业做出积极贡献。
[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