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1-12-24
走 近 院 士
“现在大家感觉有点吵，这有两个原因，一是通风机运转的噪音，另一个是为保证冷却剂钠在液态下使用，主泵仍在运转。”经过三道安检程序，74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徐銤穿着蓝色工装，身手矫健地领着记者沿着窄窄的楼梯，爬上了中国第一座实验快堆核岛厂房内近10米高的顶层甲板，当起了讲解员。
今年7月21日，我国快堆技术迈出了关键一步——并网发电成功，这意味着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快堆技术的国家。
在别人眼中这如烟花般璀璨光辉的一瞬间，却是徐銤长达半个世纪的坚守，从风华正茂到年逾古稀，从图纸变成现实……这位慈祥的老人说：“我大半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快堆。”
“我当时觉得非常有意思，想弄明白”
快堆，有别于目前全世界400多座核电站的主力堆型——热堆，主要差别是在核燃料的利用上。
在热堆中，铀-235好比煤，铀-238好比“废料”煤矸石。遗憾的是，自然界中铀-235的蕴藏量仅占0.66%，其余绝大部分是铀-238，占99.2%。
在快堆中，常用的核燃料是钚-239，钚-239发生裂变时放出来的快中子会被装在反应区周围的铀-238吸收，又变成钚-239，从而使堆中核燃料变多，反应开始循环持续下去，铀资源的利用率可提高到60%—70%。这意味着相对较贫的铀矿有了开采的价值。快堆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核废料越烧越少。热堆反应后的剩余物的放射性仍然很强，如果直接进行地质处置，耗资极其惊人。而这些核废料在快堆反应中经过回收再利用以后，可降低放射性物质的衰变期，可大大减少核废物处置量，因此快堆被认为是第四代核电技术。
“我当时觉得非常有意思，想弄明白。”1961年，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毕业后，徐銤来到中核集团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虽然最初他并未参与这项工作，但他自学查阅了大量资料，并把目光投向了这个崭新的领域。
1965年，徐銤开始从事快堆研究。1970年，“东风6号”零功率实验装置临界，实现了我国快堆技术研究“零”的突破。当时恰逢徐銤当值班组长，一切仿佛注定了他与快堆的不解之缘。
科学研究往往是寂寞而艰辛的，对于技术复杂、设想超前的快堆技术研究尤其如此。
1971年，34岁的徐銤遭遇事业中的第一个低谷。由于国家建设需要，与快堆研究课题有关的科研人员举家从北京搬迁到“三线”四川夹江，准备筹划快堆下一步的发展。
“正值文革期间，国家经济困难，没有足够的科研经费，加上发展方向和技术路线都不明确，快堆的发展一时陷入困境。”和徐銤共事40年的快堆工程部原副总工程师陈逸少回忆说，当时许多人选择了放弃，在情况最糟糕的1985年前后，原本300余人的快堆队伍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只剩下100多人。
徐銤有机会去竞争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职位，大亚湾核电站也向他伸出了橄榄枝。面对这些，他丝毫不为所动，还不厌其烦地游说身边的同事不要轻言放弃。
在夹江的山沟里能获得的信息毕竟少，真正搞起科研来还得往外跑。为了更多了解快堆技术的进展情况，他每年至少出差20次，坐着绿皮火车四处奔波，有时一坐就是30多个小时，而且还常常10多个小时因为没座只能站着。
曙光再次出现。
1986年4月，国内专家汇聚北京，共同商讨863计划能源领域的项目。年届半百的徐銤参加了这一决定快堆命运的关键会议。从国家能源发展的战略考虑，快堆被列入了863计划能源领域重大科技专项。紧接着，中核集团决定重新整合快堆研发力量，让远在四川的一班人马拖家带口回到了北京。
快堆犹如一叶搁浅已久的小舟重新又驶入新的航程，喜悦让所有的等待和艰辛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徐銤没有带回更多东西，却带回了一大推快堆资料，堆满了他当时住的小屋。作为国家863计划能源领域专家和快堆项目负责人，他开始了快堆事业新的征程。
但伴随着快堆成长的脚步，争论并没有停止。
“一路走过来非常艰辛，每隔几年就有一次风波。”快堆工程部原总经理钱顺发和徐銤一起携手走过了20年风雨。技术问题、经费问题接踵而至，甚至国外快堆的风吹草动也会在国内引发不同的声音。但徐銤等一批老科学家硬是挺了过来。
快堆并网发电成功时，现场掌声雷动，满头白发的徐銤显得异常平静，但两行激动的热泪从眼角悄悄滑落，一向温和儒雅、面带微笑的他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尽管在上世纪60年代还并不真正清楚快堆到底能进展到什么程度，但总想为国家作出贡献，所以我们连续几十年一直在坚持。快堆的发展得到党和国家很多领导人的关怀和支持，最早是1968年周总理亲自批准用高浓铀给我们做快中子零功率实验……”
“我坚持46年，不光因为对快堆有感情”
徐銤生于1937年，那年抗日战争爆发，父亲为其取名第76号化学元素“銤”，更深层次的含义是希望孩子这辈子有钱花有饭吃。
因为特殊的成长背景，“国家”二字在徐銤心中的分量格外沉重。
今年3月日本发生福岛核事故，全世界都开始重新认识核电站安全设计。但在多年前，徐銤已坚持了实验快堆固有安全性和非能动安全设计，这个系统具有独立性，在全厂内外都停电的情况下，不用人工操控就可以自动把余热导出，防止堆芯熔化，可大大提升反应堆事故余热导出的安全功能。这好比人提高自身的免疫力，比打针、吃药有用得多。
对于这个方案，当时俄罗斯专家认为采用他们已有技术就可以了。但一向内敛温和的徐銤表现出少有的执拗。双方最终达成了共识，同意了我方的方案。在合作过程中，他始终强调“以我为主，中外合作”的方针，在许多专业上，要求与俄罗斯做平行设计，实现设计自主性。在他的带领下，首先完成了中国实验快堆的概念设计，然后组织中方工程技术设计人员在消化吸收俄方技术设计的基础上，独立完成了快堆的初步设计和施工设计。
相识近20年，作为学生的快堆工程部副总工程师喻宏印象深刻的是，这位长年与数据、图纸打交道的老人，不止一次在十多层的厂房爬上爬下，检查施工和安装进展，处理技术问题。他的“005号”安全帽都布满了坑坑洼洼、大大小小的伤痕，几年来先后换了5顶。
但对于个人，他索取的很少。
使用面积不足60平方米的房子，没有装修，水泥地面，家具摆设简单朴素。生活中他固执地奉行“公私分明”的原则，家里的一部电话有两个账户，私用长途自己交费。因为平时要接待很多重要人士参观，单位给徐銤买了件衬衫当工作服，但他坚决要自己买单。
一提配备专车，徐銤马上摆手：“用不上，用不上，走不动再说。”至今他的“坐骑”是一辆从1973年就陪伴他风里来雨里去的老式28永久牌自行车。
生活如此简朴，他却将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颁发的突出贡献奖10万元奖金全部捐出，设立了快堆科技创新奖。
“那么多优秀科学家为了国家利益，放弃国外优越环境，我们只是跟着学。”作为我国核工业“老母鸡”，国家表彰的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有7位曾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创建功勋，这里曾走出60余位两院院士。徐銤说：“我坚持46年，不光因为对快堆有感情，更重要的是从老一辈科学家那里学到了对事业的执着。”
如今这种坚持更显可贵和难得。
“现在市场经济，大家有各种选择，我的建议是，不要想哪儿待遇好点儿就去哪。”徐銤谈及前不久经历的一件“小事”，一家公司的两名技术人员和他面谈某项技术的转让价格。徐銤一听，觉得两人水平很不错，当时就感慨：“你们本应坐到我这边来接我的班，现在和我面对面来谈价格，我心里多难受啊。”两名技术人员当即红了脸。
但徐銤说，这是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学了技术要往真正能作出贡献的地方钻。我的很多学生都比我强，因为我的很多知识靠自学，我希望年轻人将为国家出力的弦能绷得紧点”。
2011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经过两轮评审和最终选举，徐銤是54名新增院士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前几天他接到中国工程院的一封信，信中希望院士要坚持在一线工作，保持低调。
“这些我都接受得了。”徐銤说，自己当选院士只是为快堆发展多了一个发声筒，“快堆是国家需要的，而且从技术上来讲是毫无疑问的，但领导没有专门的时间去研究快堆的技术问题，现在国家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快堆后续的发展上……”显然，快堆已成为他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记者 陈瑜）
[科技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