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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南山:科技界浮躁带坏海归 杨乐院士:科学道德建设关系到中国学术界未来


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1-12-25

 

钟南山:科技界浮躁带坏海归

  首届“珠江创新论坛”于12月19日举行 嘉宾就浮躁风和大师问题进行激辩

  “国内的浮躁风气带坏了海归!”“浮躁也是创造的原始动力之一呀!”“我们现在的时代是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要多年以后回头看才能说有没有大师!”……昨天下午,在首届珠江创新论坛上,几位专家就国内学术界的浮躁是利还是弊,当代中国到底有没有大师进行了激辩。

  文/记者丁虞、黄蓉芳

  关于浮躁

  钟南山:浮躁作风埋没才华

  “国内科技界的浮躁风带坏了海归。”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论坛上再次提出,国内科技界最大的问题就是浮躁。“我们现在的科技体制,助长了浮躁作风。国家在科技创新方面投了很多的钱,但真正出来的创造性成果却是很少,其间的创新水分很大。”话音刚落,立刻赢来全场热烈掌声。

  他接着直言:“我这样讲可能很多人不高兴。可是,我就常常发现这个问题,尤其是很多从国外回来的年轻人,本来非常有才华,但是在国内受到一些环境的影响,他就学‘聪明’了,就很注意搞关系,这样钱得到了,项目得到了,奖也得到了……所以他觉得这条路很容易走。而正是这样,反而埋没了很多有才华的人。要创新成才,不管搞经济还是科技,都需要踏实。”

  谢学宁:浮躁是创造原动力之一

  “我们应该用包容的心态去看待浮躁的问题。”对于大家所抨击的浮躁,广州市科技和信息化局局长谢学宁提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观点,在他看来,浮躁是创造的原始动力之一。“因为当今社会经济在快速增长,社会在快速转变,因此我们在科技上应该怎么样去围绕和解决这个问题,你就有这种紧迫感。所以我觉得看这个应该一分为二地看。有的人确实是为了出一些成果,很快去拿什么奖励啊,去做这些事情。”谢学宁说,“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社会在迅速地发展,所以你这个创新也要迅速地跟上,所以你这个创新也有这个紧迫感。社会其他领域都在快速发展,所以你就有这个急切的需求,也就会浮躁一些。”但同时他也补充道:“这只是说一个阶段,我们政府要做一些事情,做一些引导,避免他盲目地去浮躁。”

  关于大师

  冯长根:大师非个人可代表

  在论坛中,有专家提出,现代人非常怀念有大师的时代。可是,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没有大师了。

  “在今天这个社会,大师一级的人物,已经不是个人可以代表了。”中国科协副主席冯长根回应道,“比如神八和天宫一号对接,动用的零件需要上万个单位的人来合作。当然我们可以认为那几个穿白大褂的人是杰出人才,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做这些零部件的人,他也是杰出人才。我们今天卫星上天,高速铁路,南水北调,青藏铁路,所凭借的众多科学家,能把这样的事情做成的人就是大师级别的人物。”“21世纪并不缺乏大师,”冯长根说,“但21世纪的大师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与个人名字联系得比较少,特别是在中国的文化下,我们有千千万万的大师,他们也许没有留下多少名,但是他们已经做得比西南联大那些大师们要有成就得多了,他已经让中华民族扬眉吐气了。那个时候的大师们要做到这一点,比上天还难,可是现在我们上天了。”

  钟南山:强调集体也要有领军人

  对此,钟南山反驳道:“我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角度,神八上天,这个是集体的力量,但是我们还是要有一些领军人物。像1960年上海胰岛素人工合成是非常领先的,完全可以获诺贝尔奖,但是当时非常强调集体的力量,结果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青蒿素,也是同样原因没有得到诺贝尔奖。所以既要强调集体的力量,同时也要把科技领头人提出来,他是一个旗帜,一个代表。”

  冯长根又反驳道,大师需要回顾地看。“如同不可能在战争中评论谁是战争英雄,只是能说谁是领军人。同样,我们现在时代的大师,也需要回过头去看,现在各领域的领军人物,多年以后回顾,就是大师。”

    [广州日报]

杨乐院士:科学道德建设关系到中国学术界的未来

10月6日下午3点,91岁的师昌绪走进北京蓝旗营附近一家宾馆的会议室,和中国科协及教育部的工作人员一起讨论自己一周后在“全国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宣讲”报告会上的发言。

在座位上坐定,老先生掏出身上揣着的已修改过四五遍的手写稿:两个版本,一个21页,一个17页。看着400字一页的稿纸上一排排密密麻麻工整的钢笔字,中国科协组织人事部组织处处长解欣心中涌起阵阵感动。

为了增强宣讲活动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宣讲活动主办方要选择那些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的楷模做宣讲专家。解欣与多位院士专家联系,邀请他们参与宣讲。“不论他们在学术界名气多大,有多少公务在身,听说是科学道德宣讲活动都是马上答应并积极认真地准备,全身心投入。”

2个月时间,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了包括50多位院士在内的100位专家在全国各地进行宣讲。解欣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正是这些德学双馨的院士专家们的全情投入给宣讲活动的质量和效果提供了保证。

“别的事可以谢绝,这件事一定要来”

因为夫人身体原因需要自己在身边照顾,72岁的著名数学家杨乐院士近两年总是尽量谢绝出席各种活动。可今年10月中旬到12月初,他却应中国科协和教育部之邀参加了四场“全国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宣讲”活动,而且其中的三场都在外地:江苏、江西和广西。

“这件事对年轻人的成长是有益的,关系到中国学术界的未来。我是在科技界工作了很多年的科技工作者,有责任和义务参与其中。”杨乐说。

近些年时常出现的一些事情让杨乐觉得惊讶。“考试作弊时有所闻,而且作弊手段形形色色。论文抄袭在被举报和揭发后,大家并没有感到奇耻大辱或者义愤填膺,反而有些稀松平常、司空见惯。”

杨乐回忆说:“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虽然大家非常看重考试成绩,但是,从来没有人作弊。当时有些大课一两百人参加考试,老教授发完考卷后就离开教室,将近3小时的考试处于无人监考的状态。”

杨乐认为,必须让年轻科研人员重新认识到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的重要性。“这是前提,是最根本的问题,我们宣讲的对象主要是研究生,他们将来有可能成为我国各领域的领军人物,如果他们从现在起就学着走捷径、弄虚作假,将来给他们所领导的行业和领域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所以有的活动我只能谢绝,但这件事我一定会尽力去做。”杨乐把科学道德宣讲看作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每次接到地方的宣讲邀请,他都会按时出现在宣讲报告会的现场。

浙江大学校长杨卫院士也总是在自己本已紧张的“时间表”上,给“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宣讲“挤时间”。

12月6日,浓雾锁京城。来北京开会的杨卫在首都机场准备乘坐下午6点的飞机赶回杭州,参加第二天下午浙江省“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宣讲。大雾导致多个航班延误或取消,一直等到夜里10点杨卫也没能登上飞机。他连夜定了第二天的高铁和两班最早的飞机票,“三重保险”终于让他第二天下午准时出现在宣讲现场为1000多名学生上了一堂精彩的科学道德课。此前,他已于11月30日迎着济南今年的第一场大雪赶赴山东参加宣讲。

“给学生们补上人文缺失的一课”

“请研究生同学们注意一件大事,弄不好会贻误终生的大事!”12月7日甘肃省政府礼堂,南开大学校长龚克以“真实与责任”为主题,结合自身经历为甘肃省1000多名研究生新生进行科学道德宣讲。演示文稿上他用大号加粗字体向在场同学们强调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的重要性。

他向大家提出的问题引人深思:研究生是更高学位的攻读者,无论哪个学科都应有基本的自觉——追求学问还是学位?无论哪个学科都要回答这个基本问题——做什么人、怎样做人?

作为“全国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宣讲团成员,龚克参加了甘肃、重庆、天津三个省市的宣讲工作。“我个人认为这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它涉及国家、学术和个人的发展。本应是最基本的内容现在却出现了可怕的缺失。我国古代就有‘人无信,无以立’的说法。市场经济尤其要求诚信,但是我国正是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诚信严重缺失的问题。”龚克对科技日报记者说。

他认为,当今社会科技的作用尤其突出,涉及社会发展的各环节、各领域,科研不诚信危害就更大。现在我国学术界不诚信的状况不是主流,但却引起了全世界和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因为大家都认为学术界应该是道德楷模、诚信“高地”。本来应该是最诚信的领域,却时常曝出不诚信的事件,这样的结果导致学术公信力的下降。

“我国的科学教育在这方面有所缺失。国外科学教育一直重视这方面内容,特别是从上世纪70年代之后,科研诚信、科学伦理等都是重要教学内容。但在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只强调做科学的知识和能力,忽视了人文的要求。我们大学的教育要把科学道德作为基础,这是立国、立学、立人的基础。”龚克说。

在学校工作的过程中,龚克发现很多研究生对学术规范十分不了解,什么情况下该署名,引用如何标注,一篇文章有多少创新思想才算是自己的东西这些都不清楚,“学生们急需补上这些课程”。

2006年发生的“陈进事件”给中国科技界带来的诚信危机一下子凸现出来。中国科协科技工作者道德与权益委员会也正是在这一年成立。包括龚克在内的委员们便一直在探索治理学术不端的途径,他们把教育当做自己工作的重点。“年轻科研工作者不诚信的情况非常严重,我们应该在学校给年轻人多一些这方面的教育。”几年来,委员会组织多位德学双馨的院士专家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天津大学、中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开大学等几十所大学进行宣讲。这为今年10月启动的“全国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宣讲”活动奠定了基础。

改了一遍又一遍的讲稿

师昌绪先生的秘书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接到宣讲任务后,老先生坚持自己写稿不让别人替写,91岁高龄的他不会用电脑,就用钢笔一个字一个字的在稿纸上写。

讲起自己的学科专业,院士专家们往往是张嘴就来,可这次要在很短时间有针对性的结合自身经历给学生们讲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这对不少人来说是个新课题。师先生的稿子便根据这个要求改了一遍又一遍。对大家提出的修改意见,他都虚心接受,“十一”放假期间他还认真琢磨,自己在家改了四五遍。

请他宣讲的每一场报告,无论是到清华大学,还是到北京大学,人民大会堂,整个报告过程都是鸦雀无声,学生们都被这位老科学家吸引并感动。

和他一样认真的还有81岁的袁隆平,为了保证报告的针对性和质量,袁隆平先在自己单位给年轻人讲,讲完后请年轻人提意见再修改。因为远在湖南,袁老还请人把自己报告的实况用DV录下来,送到北京请宣讲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帮助修改。

“有什么问题给他提出来他就改,这要是其他的事,他可是不改的呦。”同在湖南,负责帮助袁老修改讲稿的中国科协科技工作者道德与权益委员会主任黄伯云院士笑着说。

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田昭武教授欣然接受为福建高校作第一场报告。他事前做了极为认真的准备工作,为解决代沟问题,报告内容反复修改完善,他的儿子田中群院士也十分关注父亲的报告能否被青年学生接受,主动提出具体的修改建议。

和他们一样,一批著名科学家杜祥琬、叶叔华、杨福家、杨叔子、欧阳自远等都精心准备宣讲报告,全身心投入这场维护“科学道德”的“战斗”。德学双馨的院士专家们希望自己的努力能给年轻学子们带来帮助,能为中国学术界的未来贡献力量。

    [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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