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2-01-02
2011年12月29日，中国最大影响力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秘书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在广州参加中国南方智库论坛时，接受了南都记者的独家专访，畅谈中国智库的发展。
可供领导决策的选项太少
南都：你以前是在外经贸部和商务部工作的，退下来之后的这两年多一直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做智库工作，这两份工作你更喜欢哪一个？
魏建国：两个我都喜欢，但我觉得现在这个平台更广。
我原来不是在这个(国经)中心，领导找我谈话，是想让我到博鳌当秘书长，接任龙永图，龙永图也是我们一个部里面的，但是，我们的理事长曾培炎同志管这个中心，希望我也能在这个平台。博鳌会轻松一些，论坛一年就开一次，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则是一个智库，直接给领导提供决策支持的，而且这个中心成立的背景你也知道，是成立于2009年经济危机的时候，当时很多知名学者跟着一些国外的主流媒体走，他们在电视上讲，当时的国际油价上涨到每桶80多美元了，他们估计还将上涨，涨至120美元，结果不到11月份已经跌下去了，也就是说国外的形势已经下行了，但我们还在搞“两防”，我们觉得(国内)慢了一些，国内更高端一点的智库应该出来。
南都：你的意思是，国内的政策总是落后于国际形势，之间有一个时间差。
魏建国：对。中央决策要民主化和科学化，这些我都赞同，但我更看重多元化。你不仅要有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你不仅要有企业、大学，你更要一些来自民间的，直接反应民间实际问题的(声音)。举个例子，奥巴马决策时桌子上往往摆一大堆方案，我们为什么不能有更多的可供领导决策的选项？现实往往是两三种都没有，只有一种，要求领导从时间的掌握和力度的拿捏来决策，这往往是很难的。
美国的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包括美国的传统基金会等思想库里面出了很多大师。美国有个“旋转门”，我希望中国政府在智库发展上要下大力气，这有利于国家软实力的提升。
我在南京长大的，小时候，我们看到很多店里面有个“师爷”，他没有什么职务，既不是店老板，也不是二当家，他就是摇着羽毛扇专门给老板出谋划策的，老板不上班，店伙计卖东西。要是店里生意不太好，师爷来看一看就知道是货源质量不好还是价格过高，还是因为服务员态度问题。绍兴师爷这种职业，其实就是最早的智库。另外，“食客三千”这样的典故，都是智库出的主意。所以，其实中国的智库咱们自己没有很好地发展和研究起来。比如美国前总统里根曾在他的国情咨文里面，引用了老子《道德经》第八辑第一页第一条，“治大国如烹小鲜”，即治理大国就像烤小鱼一样，不能来回地折腾。“不折腾”，胡总书记不是这样说过吗？老子说的话竟然被美国总统放在国情咨文里面拿来引用，放在政府报告里面了，这件事使我很震撼，这传达出了美国智库的实力。
所以对于你问我究竟喜欢哪一份工作，我先是告诉你都喜欢，联想收购IBM的PC，李东生收购汤姆森，吉利收购沃尔沃，都是我在弄，我是管企业走出去的，管援外，我在非洲20年，有一种对中国的对外经济的全方位的概念。
以前是执行者现在是谋士
南都：你的意思是，以前的工作经验给你的视野和高度非常重要。
魏建国：对，那些经验，使我在现在这份工作中游刃有余。
南都：而智库的工作专业性更强。
魏建国：对，它是智慧型的，是出主意的，我归纳“出招”和“解惑”“指路”。
南都：变成了谋士。
魏建国：对，以前是执行者和操作者，现在是个出谋划策者，你说的最重要，是谋士，它要经过深思熟虑，需要深谙背景，需要了解很多情况，然后才知道如何选择其中最好的一种策略供领导者决策。当然，做还是不做，是他们定，但我必须给你可供选择和参考的选项，这是一份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我今天为何要用海涅的一句诗结束演讲呢，“思想先于行动，犹如闪电永远先于暴雨之前。”闪电雷暴实际上是同时发生的，但是我们看到的往往先是思想的碰撞所产生的火花。
南都：当初你接手智库，属于欣然受命？
魏建国：没有，起先我不知道怎么搞。我当时把全世界的智库都拿来研究，研究它们的基金会、董事会是怎样的，它是如何决策的，报告是如何传递上去的，它们有哪些刊物，它们为什么做得好，为什么有名气，我还出去拜访人家。
南都：当时国内外专家学者们对你们的态度是怎样的？
魏建国：疑虑，他们说你们是官方的，我就跟他们耐心解释。当然，还有好奇，问怎么又搞了一个官方智库，是不是原来那个不行。
“以前自以为是的时候比较多”
南都：那你在这份工作中获得的自身完善和提升又有哪些？
魏建国：这是绝对的，很多时候是颠覆性地否决自己。以前总觉得只要自己做了就是成功的，没有想到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比基层反应的传导要慢。比如说有一次我下到基层，一个很大省份的经贸厅长，他直接讲你们外经贸部制定的这些政策就像飞机洒弹一样，洒下来的都是臭弹，我们没法执行。这句话虽然很尖锐，但是我印象很深刻。
南都：以前高高在上的时候比较多。
魏建国：以前认为自己所做的是正确的，自以为是的时候比较多。就没有想到中国这么大，东部实行这个政策，西部行不行？国有企业行，民营企业行不行？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假如都行，那么外资企业行不行？
我到了智库以后，有四个多：一、听得多，听到了以前听不到的声音。二、走得多，接触多。以前我只接触商贸这一块，现在我证券的、环保的、高教的、慈善的、地方的、海外的、学术的都要接触了解。第三，想得多，感触多。俗话说，“静能生慧”，以前忙得风风火火，现在解除了这么多东西静下来想想看，能悟出很多道理。比如说，某处再改改，政策可能就更完善。
南都：现在会有更多的反思。
魏建国：那当然。第四个“多”，是想得多。那就是如何能够把我国那么多学术教育机构的研究成果聚合起来发挥作用？
“海南旅游岛想法是我们最先提”
南都：你在智库中发挥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魏建国：我的作用就是召集最好的团队，针对难题提出最佳方案，给决策领导提供解决问题的最捷路径。
南都：你相当于一个搭线人？
魏建国：我相当于一个黏合剂。我很想做一条线，把这个东西串起来。
南都：这个角色最需要什么，一双发现问题的慧眼？
魏建国：比慧眼更高一级，眼高才能手高，你必须有想法，然后选最佳的团队，提出最佳的方案。我们首先是找问题，发现问题就是解决了一半，发现问题，题目都是我们反复确认的重大问题，比如当前经济是否过热，人民币的升值如何？我们的酬劳不高，只有二三十万一个，但有些问题倒贴钱也有人愿意做，为什么呢，因为他提出的解决方案能被用上，能往上走。人做事情往往不在意酬劳的多少，而在于做这件事情价值几何。看，海南旅游岛的想法是我们最先提出来的，发生了多大的经济效益！所以这项工作很累，比我当部长还累，但是非常有意义。
南都：你们有过跟某些领导意见不一致，需要去说服的时候吗？
魏建国：有，我们经常争论，经常去说服省厅领导和地方领导，对上则一般是用书面的形式打报告。慢慢地，领导会像国外的政界高官一样，遇事把智库招来。就像奥巴马。
南都：你觉得离这个理想还有多远？
魏建国：快得很，快得很。我们智库从2009年3月21日成立至今还不到3年。我们南方说，“三岁看大，五岁看老”，你的性格品质人生道路三五岁的时候就能看出来。
南都：就是说这三年的发展基本达到了你的预期？
魏建国：百分之六七十。我们跟外国智库还不好比，他们有更大的研究空间，可以相对自由地翻阅材料，我们的研究员还不能看到一些很关键的材料。他们可以到很多地方去，我们还受经费的影响，因为我们没有拿国家一分钱。央企帮我们筹集了一些基金，但是它的增值部分才能用于研究和交流，经费方面有些紧张。就连我们工资都是部里拿。就在中心拿三四千劳务费。但是我们热情不减，为什么，就是感觉有一种力量在推动着你，感觉在为中国的经济而思考，在为中国的发展在思考。
南都：我能理解你的感受，就好像自己在一步步接近自己的理想、在为一种理想而奔忙的感觉。
魏建国：没错，可能好多人体会不到。把自己一些理想，智慧，尤其是一生工作中积累的经验和技巧提够给后面来的决策者，而且是有用的，结合实际的，操作性很强的，这是一种幸福，也是一种 … …I have adream，all I to do is for the dream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钱拿少一些，忙碌一点，但是我们没有埋怨。就算(建议)没有被接受也没关系，我们的心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做了。我们希望能被接受，但是我们可以淡定一些。
“我们没有拿过国家一分钱”
南都：国经中心的研究方向主要是什么？
魏建国：军事的，政策的都有，但主要以经济方面的研究为主。财政啊，金融啊，贸易啊。外贸啊，投资啊。
南都：有一种评价，说国经中心是半官方半民间的机构，是么？
魏建国：这个评价我同意一半。首先，我们的资金是自己的，地盘是租的，我们没有拿过国家一分钱，我们在财政部也没有户头，所以不能算官方的。但是我们很多人员又是有现职的，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一个智库，如果离权力核心太远的话，你不知道决策者想要什么。久而久之，就不了解了。所以必须要接触。这个接触，我认为称作半官方也是可以的。一方面能了解政府的思考，一方面能带来政府要干什么的一些信息，甚至很多部长省长在里面，各级领导，他们知道政府在解决什么。
南都：知道官方想要什么，这个很重要？
魏建国：你的义务你的功能即是提供思想和智慧，这个思想和智慧是官方需要的、企业需要的，老百姓所需要的。所以从这个方面讲，国经中心是半官方的，我同意。
南都：国经中心里面有很多前或者在职的高层官员，你欢迎高官参与智库工作么？
魏建国：美国智库是这样的，美国搞两党制，一届在任政府高官退下来之后，可以跑到智库里面去对执政党发表反对意见，然后下一届说不定他又当选，又不受年龄的限制。而我们不行，我们有退休制度，现在还很难有智库人士跑到政府去任职。但力度慢慢加大了，比如刘鹤，林毅夫，现在力度还不够大，以后慢慢地会更多。我认为这种交流换位思考，会让政府做得更好，下来的时候为政府出谋划策也会做得更好。
“曾碍于情面听不进别人意见”
南都：你也很看重官员在智库中所起的作用？
魏建国：非常看重。
南都：但官员有时会有思维定势，那岂不是不利于智库的自由思考和创新？
魏建国：太对了，不只是有时，而是一直是这种情况。我们跟国外智库的模式不一样，在职官员往往向上看的多，朝下听的少。常年累月的理念和思维模式导致了思维定势和个人行事风格，对下面的意见不听，自以为是，这样形成了一种风格，听不得其他意见，也不易采纳别人提出来的建议方案。
南都：而且不利于新的思想产生。
魏建国：太对了，你点到要害了。不利于新的思想潮流。
南都：那你怎么才能扬长避短，解决这个问题？
魏建国：我会考虑在建议的方式、力度上，做一些很好的调整。各级政府现在越来越重视智库了。我有时会想，要是我们的村一级、县一级、市一级等地方政府都能建立起自己的智库，官员耳根更软一点，能听进去一点，身段放低一点，把退休官员和民间人士的经验智慧集中起来供决策参考，岂不是很好嘛。人家给你出谋划策，是为了你工作质量更高，另外，即便人家的意见是错的，多听一点有什么不好？以前我在经贸部工作的时候也有碍于情面听不进别人意见的时候，现在觉得兼听非常重要。
南都：有时候你觉得自己也有这个毛病？
魏建国：正是我自己也有这个毛病，我才更觉得重要，需要有人讲给他(决策层)听。听进去需要两个要素，一个是为你的工作好，一个是即使对方说的是错的，你多听一点又有什么不好呢？以前我也听不得。
南都：所以你的经历也说明，改变决策层的观念任重道远。
魏建国：非常重要也是至关重要。所以尤其需要决策的多元化。
敢唱反调但目的是找出更好方案
南都：龙永图曾经在谈到智库的问题时说，中国智库最大的问题是能否提出有操作性的建议。
魏建国：对，发现问题然后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思路以及步骤，更重要的是可操作性。
南都：所以一个智库的影响力取决于所提出的解决方案的质量？
魏建国：布鲁金斯是美国头号智库，一年预算4000万，主席约翰·桑顿曾经讲过，智库需要独立性，不依附于一个政党，一个企业。
南都：但国经中心应该属于半独立吧。
魏建国：怎么是半独立呢？
南都：你们的编制和成员很多具有官方背景和从政经验。
魏建国：但我们没有拿政府一分钱，可以说让你不高兴的话吧？
南都：可是，敢跟政府唱反调么？
魏建国：当然敢啦！唱反调没关系，主要是让政府更好地执行，找出一条更好的方案出来。
南都：意见可以是相反的，但是必须提出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
魏建国：没错。你说我一塌糊涂，可是你拿出的东西呢？你的方案是要能实行的。比如你的小孩，高中毕业了，大学没有考上，好几个出路，你急有什么用，不要急，我给你提供四种方案：回学校去复读，上职高，去社会工作，花点钱上大学。但是你要选择道路，你先得听听小孩和家庭其他成员的想法。在关键的时刻，智库要发挥关键的效果出来。
南都：你们会避免自己有官方的立场和口吻么？
魏建国：没有，我们就是实事求是。
南都：也就是说，不以官方的口吻和立场作为自己评判事实的出发点。
魏建国：这句话对了。
南都：能讲一个这方面的成功案例么？
魏建国：在海南，搞旅游岛，本来在核心区想跟日本搞一个生态城，但日方说低碳，我们说不行，将来的目标应该是零碳。零碳和低碳一字之差，但完全不同的，将来的标准将是完全不一样的，零碳是彻底颠覆性的。刚开始政府说不行，这个目前来说还很难，但是我们从海南的发展，海南的旅游，养生，保健等方面说起，低碳是虚拟的，但零碳才能给你压力，给你标准，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最后他们发现我们不是立足于一地一时，而是有长远的战略眼光，政府同意了。
希望智库征询能成为一种制度
南都：你们内部的交流机制是怎样的？
魏建国：我们每年要出二三十个研究课题，理事会进行研究，请最好的团队来研究这些题目，然后再让理事会来看，再请全国的研究单位看，我们的行不行。没有问题的话，再拿去招标，好多标书过来后，我们先选最有说服力的团队，拨给它一部分经费让它做，做完一部分后再拨一部分，等待完成后我们验收，验收合格，我们把剩下的经费全拨给它，确保研究方案的质量。
南都：在职的官员平时工作非常忙，你们怎样抽出时间来跟他们交流选题？
魏建国：我们有一个学术委员会，全部由专家学者组成，每周开会。
南都：学术委员会是独立的么？
魏建国：独立的。他们来评价选题。官员很少参加，像我就不参加。
南都：那这些官员的主要作用是？
魏建国：就是桥梁，纽带，穿针引线。把各个环节串起来。这是不可替代的。
南都：如果说到现在的制度，你最渴望改变和实现的是什么？
魏建国：最好是以后的政府决策都能全方位全流程地听取智库意见。
南都：是否把智库征询作为一种制度一种程序？
魏建国：对，作为一种机制上的制度保障。就像美国那样的机制保障。在做的时候就充分考虑智库的意见，而且参照程度达到70%。而我们现在不是的。
南都：你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魏建国：对。无论智库有什么党派背景，都是为了国家利益。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现在各级政府，需要大量考虑智库意见，民主化、科学化、多元化地考虑问题。
南都：你觉得国内实现这种理想还有多长路要走？
魏建国：三句话。第一，现在正在开始，尤其是金融危机和中国转型升级之后，遇到大的难题之后，各级政府已经开始重视智库的作用了，这是好势头；第二，应该从顶层设计上加大力度，包括我们同国外智库的交流。第三，作为民间智慧的集中体现，网络上叫的人多，能够冷静地提出建设性意见的比较少，就像一个家庭一样，如果叫多了，家里就不太和谐。现在政府的意见还是主导的，因为它的情绪不好的话，大家的心情都不会好，但，一家之主工作了一天，回到家里吃饭的时候应该更多地倾听一些很好的建议，尽管建议的方式和口气不同。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出谋划策，兼听则明。
并不反对民间智库是营利性的
南都：有一种说法，智库必须与咨询公司相区别，应该是非营利性的。你同意这个观点吗？
魏建国：如果智库是独立的，不拿政府一分钱的话，我认为它做不到非营利，因为它从哪搞来资金维持机构运转呢，除非它有自己的基金，或者有公共机构捐款，这些智库在国外有很多例子。再比如，企业给你一些钱，但是你不为企业做事，人家为什么要给你钱？非营利事业我很赞成，但目前国内还做不到。
南都：那么国经中心呢？
魏建国：我们是非营利的，我们是政府购买我们的服务，我们做东西，你们付钱。
南都：你的意思是，国经中心是非营利性的，但是您并不反对民间智库是营利性的。
魏建国：是这样的。
南都：今年广东放开了对民间智库的注册，你怎么看相对弱势的民间智库的发展？
魏建国：一句话，我们国家一定要有大量的民间智库，思想的火光往往闪烁在民间智库里。他们搞营利性的还是非营利的都可不拘一格，只要你拿出来的思想产品是新型的，有效的可操作的，我认为我们就要扶一下，既然它们提供了思想，你就应该为这些思想产品支付一定的酬劳。
南都：你关注民间智库的发展么？
魏建国：非常关注。不但关注，而且非常支持。这是一种新生的力量。大家都有这种想法，这就是国家的软实力。
南都：但是它们缺少像国经中心这样的直通权力核心提供智力支持的渠道。
魏建国：没关系，可以慢慢创造这种渠道，现在才刚刚开始，还只是一种探索。
南都首席记者姜英爽 实习生刘宇
[南方报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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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民间智库，提升公共政策制定水准
年关岁末，中国(南方)智库论坛在广州举行了“广东转型升级之路”的讨论会。与会期间，被称为中国最大影响力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秘书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在接受南都记者专访时称，希望智库征询机制有一种制度上的保障。魏建国秘书长的这一席话，正是基于目前中国民间智库发展严重不足，对于政府公共决策的影响力相对较弱的背景而谈的。
需要指出的是，公共政策这个概念进入中国的时间并不长，中国政府的各级官员对于公共政策的认知大多也是残缺不全的。因此，在改革开放已经进入到第34个年头的今天，政府的公共决策步骤并没有真正理顺，诸如长官拍脑袋决策、部门利益裹挟全局、政策出台后拒绝批评等等公共政策制定或执行中的劣习，依然可以从不少当下的政府官员和部门身上得以窥见。
提升当下政府的决策水平已到刻不容缓之时，这一方面有赖于政府本身机构的改革、人员认知的提升，另一方面，政府必须学会从政府力量以外的地方寻找利于决策的信息、观点和方案。这其中，民间智库理应得到更多的重视，来自民间的思想、智慧应该更多汇集到政府的重大决策中去。
长期以来，政府决策都倚赖社科院、政研室等官方智囊机构。这些机构由于经济上无法实现独立，容易受到政府的影响，从而无法更为科学地完成研究。相反，民间智库首先在经济上不会受制于政府，也得以尽可能避免被某一些特定的部门利益所裹挟，这就更有利于研究者不受干扰地去理解、界定问题，同时也能更好提出解决问题的策略和方案。其次，身处信息社会，面对大量的信息和知识，成熟的民间智库具有更好的机制来网罗人才。举凡有能力作出科学规范研究的专家都可以被吸纳进来，这同时也带来了更好的研究理论与方法，确保了政策研究本身所亟须的科学性、及时性、可靠性。
此外，民间智库并不像官方智库那样多为重视经济、军事方面的政策研究，而是涉猎更广。由于民间智库的研究不受各种条条框框的限制，因此，大到一国对另一国的外交战略，中到一个行业政策的制定，小到一个社区关系的处理研究，都隶属于各种民间智库的研究方向所在。正如魏建国在接受访谈时所概括的：以前在政府部门任职，自以为是的时候多、高高在上的时候多，而到了民间智库之后，则变成听得多、走得多、想得多、感触多。一个官员的转型感言，折射的正是民间智库的优势所在。
而具体到中国的情况，眼下还处于发展起步阶段的民间智库，其人员构成主要以退休政府官员与学者专家为主。而在美国，1800家民间智库的研究人员常常可以在政府与民间智库之间频繁跳动，这一被称为“旋转门”机制的人才流动方式，既为政府提供了更为科学、专业的智力支持，同时也将政府作为一个智库人员的培养基地存在。这一打通政界、商界、学界的人才流通机制，也是中国民间智库的发展方向：不光退休官员加盟民间智库，智库的研究者也同样可以成为政府官员，此二者彼此促进，共同激活政学界的活力，更为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化、专业化、多元化提供更好的保障。
时下，中国民间智库的影响力还远称不上强大，中国民间智库的发展空间也多受限制。但是，随着社会利益的不断多元化、信息的极端膨胀化，政府在决策时面临越来越多的障碍，长官意志决定一切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必须大力发展自己的民间智库，挖掘民间的智慧、思想与观念，用观念而不仅仅是经济或军事在国际竞争中获得胜利，或在国内治理中赢得良好口碑。换言之，一个民间智库高度发达的社会，公共政策的广受好评仅仅是其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思想高产的社会，也必是软实力强大的社会。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