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2-01-03
他是一个战略型科学家——科技部部长万钢追忆江上舟
上海芯片产业奠基人、国家大飞机、新能源汽车等项目启动者之一江上舟于2011年6月27日在上海因病逝世。科技日报2011年12月27日刊登长篇通讯《“他心里装着国家，唯独没有自己”——记战略型科学家江上舟》，缅怀其为国家、地方科技经济发展鞠躬尽瘁的一生。
2011年12月30日，曾与江上舟共事多年的国家科技部部长万钢接受记者采访，追忆这位他视为兄长的故人，并从他的视角解读在国家面临产业变革的今天，怀念、学习江上舟的现实意义。
万钢用四个字概括他认识的江上舟——功、势、明、理。
“功”，是指他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势”，是说他能在复杂的形势下对产业发展趋势做出正确判断；“明”，则指他能把自己的想法让大家明了并接受；“理”是说他有很强的管理能力和操作能力。
他的学术功底不只在自己的专业上
“谈起江上舟，我是很有感情的。”万钢说，认识江上舟是在回国后，但知道他却是在回国前。同样有出国留学的经历，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相同理念让两人十分投缘。
文革结束不久，已从清华大学毕业多年的江上舟、吴启迪夫妇决定出国求学。1979年—1987年，江上舟在瑞士苏黎世理工学院学习。利用这一机会，他完成了个人能力的建设。“大多数人只在自己的专业上下工夫，对总体布局、经济政治制度的研究不是很关心，但江上舟不是这样，他兴趣广泛。”万钢说，江上舟的学术功底不只在自己的专业上，在国外他了解了很多经济、科技发展的理念，学习了处理各种问题的方法。
也许是刚刚经历文革，此时出国的一代人更有紧迫感和危机感。当时正处在欧洲转型前夕，环保主义盛行，“绿党”兴起；以信息化为代表的第三次浪潮袭来，信息化给社会各方面发展带来变革。这给江上舟的思想带来冲击。“他对欧洲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从经济发展向全社会共同发展的转型有很深理解。”万钢说，这也为他日后作为战略型科学家，准确地为上海产业布局和国家重大专项筛选奠定了基础。
万钢在国外的十几年正好经历了欧洲的转型，这让他的很多想法与江上舟不谋而合。回国后，两人“经常一起喝咖啡聊几句”，很谈得来。
现在万钢经常会跟留学生讲，不要只局限于自己的专业，要多了解社会，了解国际国内大局。“希望多一些人能学习江上舟，培养自己深厚的功底。”
他考虑的是“整盘棋”
今年上半年，去过三亚的万钢还和江上舟聊起三亚的情况，科技促进旅游发展、经济发展、可持续发展等。“上舟刚回国在海南工作时，很多想法的实现步履艰难，但他敢说、敢干、敢为，在政府职能转变等方面有很多创举。”万钢说。
但万钢觉得江上舟真正“发力”，是在上海市经委工作时。
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面临着以引进为主向创新为主的转变。上海的发展理念一直比较先进，也在考虑如何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变。负责工业经济布局的上海市经委，既要管眼前也要管未来。因为经济工业的布局不是一两年就能有收益的，今天的决定可能要10年20年后才能看到效果，正确选择至关重要。所幸的是，作为上海市经委副主任的江上舟得到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他着眼长远的很多想法得以实现。万钢“盘点”了江上舟10年前做的几件事：
——上海芯片制造产业的发展便是其一。“如果没有当年上海下决心搞芯片，可能我们今天的芯片进口要远远超过石油。而且今天芯片的主流产品65纳米芯片已经成为我们的重要产品，芯片的自给自有供给率也在提高。”万钢说。对江上舟开创的上海芯片产业的评价不应只放在10年后的今天芯片制造业规模有多大，而应该看到它带动的芯片设计业、芯片信息产业的下游发展。“现在上海银联、一些超级计算机芯片的应用都形成了能力。”
——大飞机落户上海，带动了高端制造业的转型，也带动生产服务业的转型和传统产业的提升，比如宝钢、上海电机。
“战略型科学家的眼光要放到10年、20年以至更远更长久的发展看。政府需要有一批人，眼睛盯着变革和前沿。这一点江上舟是称职的。他对经济带来的变化不一定体现在2001、2002、2003年，但对2010、2020甚至2030年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万钢评价：“江上舟有很强的判断力，就像下围棋，不是只考虑一个棋子，而是整个棋盘，有多大发展空间，选择何种发展模式，未来应用情况如何。”
他像是一块“吸铁石”
11年前的圣诞节，万钢结束了十几年的海外生活回到国内。在北京逗留几日后，前往上海看望老校长吴启迪。吴启迪告诉万钢：“江上舟他们前不久刚做了一个新能源汽车的战略研究，你去和他谈谈吧。”
第二天万钢便找到上海市经委，第一次见到时任上海市经委副主任的江上舟。几天后的元旦，江上舟将万钢引荐给时任上海市副市长蒋以任，万钢在国内的新能源汽车研发之路由此启程。“他办事就是这样雷厉风行。”
在万钢看来，江上舟像是一块“吸铁石”，对海外留学生、创业者具有极强的吸引力。
对有能力有想法的留学生，不论愿不愿回国，江上舟都要见都要谈，而且总是满怀热情。“有决心回国的，他让你更坚定；有意向回国的他积极介绍各方面情况；对在国外干得不错，暂时没有回国打算的，他和你共同探讨了解国外最新科技产业动态。”万钢说，江上舟觉得这是个共同探讨、互相帮助的过程，“我们帮他们创业，他们帮我们了解国外最新情况”。
万钢觉得江上舟能成为一个战略型科学家除了独到的眼光，还有魄力。“别人都在忙眼前的事，你去提一个长远的事，不一定能得到反响和共同的呼声，在这种情况下，你要得到资源的投入需要很强的说服力。尤其是投入创新不像引进产品马上产生效益，你是有压力的。这就需要你有魄力，你要能跟领导、同事、科学家、公众把事说明白。”
江上舟经常跟万钢说，跟领导汇报就是“三个三”：三句话、三分钟、三张纸。但要做到这“三个三”，却要储备很多。
每个行业他都了解，话都能说到点子上
2011年6月27日半夜，随温总理出访德国的万钢接到了江上舟逝世的短信，虽然早已知道这位老友恶疾缠身，但突如其来的消息还是让他愕然。“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为了工作他把自己耽误了。”万钢说。
芯片产业、大飞机、新能源汽车……穿梭在多个跨领域的不同行业中，都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极为不易。“你要正确处理好传统产业发展转型和未来产业发展变革之间的衔接，你要知道细节，要会操作。”万钢觉得江上舟能做到这一点： “每个行业他都了解，话都能说到点子上。”
江上舟为上海市筛选重大专项时，万钢负责的汽车行业发展必备的大型试验装备“风洞”项目位列第一。“德国公司报价20亿元人民币，你只要5亿，落成后还要世界最先进，有这个把握吗？”当时不少人表示怀疑。
江上舟与万钢讨论了整整一个晚上，怎么组织建设？有哪几个难点？在什么地方可以通过建设风洞实现先进技术的引进？哪些关键设备要引进，哪些我们可以自己做？人才怎么引进？采用什么运行机制，何种筹款方式？“现在实现了当初的目标，当时江上舟给予了高度理解。”万钢说。
“江上舟看上去大大咧咧的，但他很多事情都考虑得非常细致。在项目论证期间要十分严密，形成逻辑。有困难你找他，他帮你协调，但平常他是不管你的。他对自己的定位很准，操作细节都知道，管理能力很强。”万钢说。
这些能力的具备与江上舟持续学习善于学习分不开。他喜欢和留学生、产业界、科技界的朋友聊天，总是利用很短的时间在广泛沟通中学习。
“结识江上舟10年，我变换了很多角色，从留学生到研究新能源汽车的专家到学校工作组织者，再到科技工作管理者，每一次跟他的谈话都对我有很大帮助，对我有很多指导意义。”万钢说，“江上舟是个纯粹做事的人，他是用他的心在做事。如今我们又处在一个变革的阶段，非常需要像江上舟这样的战略型科学家。”
当记者问起是否劝过身患癌症十年的江上舟放放工作，多注意身体，万钢不愿再多说。“他是自己耽误了，不然不应该这个时候走。不说了，再说就伤心了。”（记者 刘莉 付毅飞）
[科技日报]
“他心里装着国家，唯独没有自己”——记战略型科学家江上舟
人物简介：江上舟（1947.4.20—2011.6.27），197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无线电系。1979年至1987年赴瑞士联邦苏黎世理工学院学习。1987年回国后历任三亚市副市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等职，还曾任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兼任重大专项组组长，他也是上海芯片产业的奠基人、国家大飞机项目的启动者之一。
2011年6月24日，上海瑞金医院的一间病房，窗外的雷阵雨重重敲击着房间里每个人的心，双目紧闭的江上舟再度陷入昏迷。
站在病床边的老友、曾长期主管上海工业的原上海市副市长蒋以任深深懂他，俯身趴在耳边大喊了一声“集成电路”，江上舟立即清醒过来。喉咙插着管子无法说话，他急得左右扭动着脖子，当再听到“装备样机很成功”的消息，他才慢慢安静了下来。
此后他便再难有力气睁开眼睛，一天后从国外赶回的大儿子含泪在床边呼唤，使尽全身力气的父亲也只能用睫毛的微动来回应他。
6月27日清晨，64岁的江上舟静静地走了。“他心里装着国家，装着大局，装着我们这些创业者，唯独没有装他自己。”上海睿励科学仪器有限公司董事长吕彤欣这样说。这个从未被沉疴压倒的身躯真的累了，他终于能让自己歇一歇了。
他一生超前创新，从政从商都怀着敢为天下先的魄力；脚踏实地，为官为民都扛着推动产业向前发展的责任；乐观积极，癌症十年从未放弃与命运抗争的勇气。由他主持筛选的国家第一批重大专项逾16项，包括大飞机项目、探月工程等；由他主持筛选的上海第一批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如今已成为中国及上海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敢为天下先的“闯海人”
“咚咚咚”一阵敲门声响起，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启元打开房门，一个高大身影出现在门口，伴着爽朗的笑声自我介绍。来人正是江上舟。
马启元有些吃惊，上午才听说江上舟想见他，没想到下午这位上海市经委副主任就找上门来了。
彼时是1998年夏，马启元正在上海参加欧美同学会举办的一个国际研讨会。江上舟匆匆赶来要与这位微电子专家讨论的议题是：如何改变中国“有脑（电脑）无心（芯片）”的局面。
那时我国集成电路制造完全空白，芯片全部依赖进口，技术、设备、人才一无所有。马启元没想到，这个时候会有人和他大谈大力发展半导体产业，且不是空谈而是有很多“异想天开”的具体想法：引进掌握最先进半导体技术的海外华人和企业，在上海建张江微电子开发区，攻关半导体核心技术光刻机……
当年11月，两人牵头策划的微电子产业论坛在上海举行，他们呈上拟好的方案，受到中央领导高度重视，终于促成2000年国务院18号文件《国务院关于印发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出台，我国集成电路产业步入快速发展阶段。
“他是个重视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有战略眼光，向前看的人。”时任科技部高新司副司长的戴国强给他这样的评价。光刻机项目后来被列入国家“十五”重大专项，这是块“难啃的硬骨头”，国内很多专家认为中国当时的技术水平不能碰这样的尖端技术，但江上舟不这样看，他认为核心技术不攻克，中国永远不能成为真正的芯片制造大国。
推动项目立项过程中，江上舟的超前思路和战略眼光让戴国强印象深刻。如今，我国在这一领域已取得突破。
科技部部长万钢回忆说，2000年，他从德国回国，向国家提出了关于清洁能源汽车的建议。江上舟得知后，给予了大力支持。当时，普通汽车刚进入中国人的家庭，上海如此早地启动新能源汽车的研发，让万钢很意外。“上海电动车现在已形成最大规模的应用，很多国家都感到惊讶，这个技术并不简单，没有上舟同志的亲身推动，不可能有这个规模。”万钢说。
“敢为天下先”的事，江上舟做了很多，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海归；海南建省后的第一批“闯海人”；国产大飞机项目无人问津时主动牵头调研，为项目启动四处奔走……
1991年，已在海南工作3年的江上舟高票当选了三亚市副市长。之后，他大展拳脚：在全国第一个建立了土地交易中心。
1993年4月10日，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局挂牌成立。江上舟出任首任党委书记、管理局长。他在开发区成立典礼上演讲，其中两句在当时极为鲜见：“小政府、大社会”、“最小的行政干预、最大的经济自由”。此外，江上舟还在洋浦开始“公务员招考”，从全国范围内选拔英才，麾下一度聚集了8位博士几十名硕士，其他的如公共财政、无纸化办公等，都开了国内风气之先。
身体力行的战略科学家
作为一位战略型科学家，江上舟凭借全球化的眼光、战略性的思维，不仅为中国及上海筛选出了50余项重大战略专项，更是形成了一套筛选项目的思路与方法。
2003年，江上舟被任命为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兼任重大专项组组长。他首先面对的工作是要对大飞机、探月工程和热核聚变三大工程进行论证，研究其立项的必要性。
众多争议给江上舟带来了很大压力。他对当时已成为他助手的上海航空工业集团驻京代表何志庆说：“如果我们搞清了真相，提出的是正确的建议，那对国家也算有了交代。但如果搞错了，就成了历史的罪人。”重压之下，他仍不懈地坚持着。
科技部重大专项办主任许倞当时担任重大专项组副组长。这段工作经历，让当时作为江上舟副手的许倞感触颇深。江上舟先是召集大家展开讨论，什么是重大专项，对国家产业竞争力应发挥怎样的作用。没过几天，他又抱来厚厚一摞书，包括《麦肯锡决策方法》、《兰德决策》、《极限项目管理》等，让大家学习借鉴，为下一步开展工作奠定基础。
前期论证中，江上舟十分注重对论证专家组组长的选择，制定了多项标准，比如要有战略思维，能跳出部门、行业的限制，有权威、有掌控和把握能力等。每次座谈他都亲临现场，听第一手资料，并请来速记把谈话内容全部记录下来。同时，他还对市场环境下我国的重大工程及企业的成长经验进行了总结，比如对三峡工程的装备引进吸收进行了调研，听取华为、奇瑞等国内著名企业的发展体会等。这些工作，为后来大飞机项目成立商飞公司，建立主制造商、供应商的模式打下了基础。
重大专项组的另一项工作，是从各战略研究小组推出的方案中凝炼出其他重大专项。许倞回忆道，当时一些专家有种误解，认为重大专项就是资金多，并纷纷推荐本领域的重要项目。江上舟说：“重大专项应该是个东西，或产品，或重大工程，否则就不是重大专项。”后来，他又把一些关系民生及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如疾病防治、水污染治理等列入其中。
在项目论证过程中，江上舟还不断探寻更科学的论证方法。何志庆说，重大专项请来论证的专家，大都由各单位推荐。为了多考虑国家利益，少局限于地方和部门利益，为了让专家们多说真话，少说、不说违心话，江上舟“约法三章”：一、专家发言不代表单位，只代表自己，回去不用汇报；二、专家对每个问题都要表态，发言内容经整理后，须由本人签字确认；三、专家只能表述自己的观点，而不可否认他人的观点，以让各种意见充分表达。这套工作法，被专家们公认为保证论证程序公平、公正、公开，减少扯皮的最高效方法。
经过论证，大飞机项目最终列入了中长期发展规划，探月工程明确了绕落回三步走的发展方针，热核聚变也抓住了时机，使我国成为重要的发起国。
脚踏实地的“产业推手”
出差在外的中微半导体首席执行官尹志尧一再嘱咐接受采访的副总，一定要转告前来采访的记者：没有江上舟，就没有我们这家企业。
在尹志尧和另外几位上海半导体企业老总合写的回忆文章中，记者看到了这样的话：上舟先生曾是我们的领路人。在事业的道路上，我们都得到过他的指引、建议、引荐、推举和批评，得到过他以各种形式的帮助和扶持，及时而有效。沪上新兴的半导体装备和材料企业亦大多如是，绝少例外。
江上舟算是老百姓常说的“官二代”，其父江一真是中央苏区创立闽西革命根据地老战士，建国后历任福建省长、河北省委书记、卫生部长及代理农业部长。但接触过江上舟的人都说他身上看不到官员或官员子弟的影子。“他是个好人，从来不说空洞套话，为人诚恳，是真正做实事的人，从不推诿责任，而是尽自己的能力一个个解决问题。”在戴国强看来，江上舟做了大量默默无闻的细致工作，但却从不张扬，所以大多不为外人知。
心怀赤忱的江上舟被很多海归创业者看作“值得信任的兄长”和引路人。“他就是真心帮我们，想把产业和项目做起来”，尹志尧说，有时为了产业发展的国家大事，江上舟甚至会利用私人关系给留学生们提供帮助。他曾带着刚从美国回来的尹志尧等人去找时任国务委员陈至立汇报；为给留学生企业融资，亲自带着留学生们跑到国家开发银行“游说”。
吕彤欣依然清晰记得2004年12月31日那一天：江上舟推延安排好的化疗，飞北京与他商议起草集成电路发展报告，一直聊到2005年1月1日凌晨3点，新的一年已悄悄到来。
“江上舟是拼命三郎，工作连轴转，满脑子都是做事。我们认识那么多年，从没谈过家长里短，一开口就是工作。有次和一位中央领导一起吃饭，他竟然把工作想法写在餐巾纸上，直接递给领导。他做事就一个标准——为了项目。”马启元这样评价他。
推动每个项目上马，对产业发展的每个环节作出判断都需要足够的辨识力。江上舟一直坚持学习掌握最新信息，弄清核心问题。他常埋在高高的资料堆里，一读就到凌晨三四点，第二天又精神奕奕忙这忙那。驾驶员黎忠辉记得：“他上车常带一马甲袋文件，下车时就全看完了。我见后排灯太暗，就换了个特别亮的灯泡，这很合他心意，老吹嘘：‘别的车没这么亮的灯吧！’”
他从来没有随身份而浮沉，为官为民都扛着推动产业向前发展的责任；他从来没有为私利苟且，不屈不挠、为所当为、一以贯之。在黎忠辉眼里：“江总就像个建筑工人，许多项目，他来建设，建好了，看一眼挺满意，就走了，从没想过去乘凉。”
让医生头疼的病人
2002年春，北京昆仑饭店电梯口，何志庆送别初次见面的江上舟。3个多小时关于大飞机的长谈刚刚结束。
即将进电梯，江上舟嘱托何志庆，有关大飞机的消息要随时打电话，随后又补了一句“小何，我得了肺癌，明天要动手术，手术台上接不了电话。”闻言，何志庆惊得一时说不出话来。
2001年，江上舟被查出罹患肺癌。可他却像没这回事，反而更加忘我地工作，争分夺秒地与病魔赛跑。上海市委研究室高级经济师李华欣说，“在我心中，他是一位傲视死亡的不朽仁者。”
与江上舟分别半个月后，中央几家单位在北京联合举办一个大飞机研讨会，何志庆思量再三决定告诉江上舟，请让他派人参加。不料此时伤口尚未完全愈合的江上舟十分激动，执意要亲自参加。这让何志庆十分为难，连连劝阻，但江上舟不但坚持要参加，还提出一个更离谱的要求——让何志庆把他从医院“偷”出来。
于是，何志庆安排了一位司机，把溜出医院的江上舟接到机场，结果恰逢飞机晚点，等江上舟到达会议驻地，已是晚上十点半。看他累得浑身冒虚汗的样子，何志庆十分担心，可江上舟只是吃了碗方便面，便立刻找到当时的中央政研室副主任郑新立谈开了，直到零点过后。第二天一早，他又跟当时的科技部部长徐冠华谈，中午赶到机场，下午溜回医院……
“我不能保证癌症不复发，但我能保证每次都能打败它，这不就像感冒发烧一样吗。”秘书陈筱琳常听江上舟这么说。
在为大飞机项目奔波的那段时间，江上舟经常一周往返京沪4、5次，身边的工作人员十分担心，他却大大咧咧地说：“对我来说坐飞机就跟坐公交车一样，飞机上还能睡觉。”
医生们更是对这个动不动就逃跑的病人大感头疼，最后忍无可忍，干脆把他的鞋藏起来。
尽管表现得开朗乐观、毫不在乎，但病痛不断对江上舟进行着折磨，此外，他还要承受药物副作用，以及越来越频繁的化疗带来的痛苦。一次化疗后，许倞问他治疗情况，他一反常态，显得有些萎靡不振。“总觉得疲劳。”他说。这让许倞心中一酸。
今年4月18日，江上舟参加了上海集成电路行业十周年庆祝活动，在人们眼中，他依旧精神不错。但没过多久，他便再度入院。这次，他再也没能“溜”出来，而一颗赤诚的心，却始终牵挂着国家和上海的各项产业和工程。
临终前一个月，他还在和中国银联磋商，如何在银联卡装“中国芯”，以利于中国金融安全。他让人把手提电脑和资料带到医院，大家戴着口罩一起工作，甚至还派人到护士那边“放哨”。
6月20日，他躺在病床上最后一次参加中芯国际董事会的电话会议。手机被没收了，他就偷偷用助理吴宏鲲的。会前还半躺着，昏昏欲睡，分明一位垂危的人，可手机一拨通马上思路清晰。一个多小时的会，他几度发言。怕别人听不清，还坚持把手机拿起，放在嘴边，长时间举着。
身边的工作人员最后一次探望江上舟时，汇报了大飞机、半导体、光热发电等项目的进展，这让他十分高兴。可随后，他的情绪便低落下去。“我再也看不到了，你们一定替我去看看。”他黯然地说，流露出无限的眷恋。
2011年6月27日上午6时45分，江上舟在上海瑞金医院逝世，享年64岁。
而他身后，大飞机、集成电路、电动汽车……他为国家筛选出的重大项目产业发展方兴未艾；“洋浦宣言”、上海创新……他为中国改革发展留下的探索足迹依然清晰。（记者 刘莉 付毅飞）
[科技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