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何炳棣回国参加学术交流活动。
2008年，何炳棣应邀参加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组织的小型座谈会后合影，何炳棣（前排左二）的左右两人为黄明信、陈宝仁。
一位重要历史学家，油尽灯熄而遁入历史，活着的人们所承受的丧失，不仅是失去了一位历史学家，更是失去了一种可能性：将芜杂历史，纳入理性有序的知识体系中。故而，史学家之辞世，总会让人有所警醒，在芜杂与有序之间作一番自我省察，当然，其前提是，我们了解其研究成绩。
2012年6月7日，史学大家何炳棣病逝加州，台湾“中研院”以“著作宏富，成就卓然”，称何先生为“历史学界泰斗”。虽闻之哀悼，但我们对何先生的理解，似乎尚未来得及成熟，知道何先生饮誉学林，位尊望重，却并不清晰他何以特殊与所以重要。
究其原因，首要在语境之隔阂。何先生生前重要著作论文，皆以英语著成，围绕其作品的讨论、评价以及学术定位，也是发生在英语学界。故而我们只能引用海外学者余英时先生之评语“才大如海”，以及汪荣祖“当今利用社会科学、结合传统考证方法，研究中国历史最有成就的历史学家”，模糊而知何先生之卓然。
其次为学术交往之隔阂。何炳棣先生与1966年入选台湾“中研院”院士，但与彼时“中研院”主事者治学观念不合，且在1968年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抨击1949年前的国民党政府，故不见容于威权执政的台湾当局，中断往来，迟至1990年才恢复。
何先生与中国大陆学界的交往，始于上世纪70年代初，在开始很长一段时间，是以爱国学者身份，交往的政治性，胜于学术性，难免隔阂。他有少数专著，在上世纪80年代译入中国，讨论的是人口问题以及土地数字，为专究之学，非专门学者而不可知。历史学家葛剑雄回忆说，自己在上世纪80年代，第一次读到何先生的作品，立刻明白“我们的努力只是盲目探索，还没到达何先生早已开启的大门”。
何先生在古稀之后，开始大力以中文耕耘。国内普通读者所熟悉的，唯其学术自传《读史阅世六十年》，他在书中回顾自己治学历程与师友杂忆，以史学家的视角，细批流年，坦率睿智，娓娓而叙，很多人正是通过对此书的阅读，而知何先生一生攻坚求精，勤挚治学。
下文所涉及何先生生平，大部分内容来自《读史阅世六十年》，而非多种资料互证而得。自传难免有自我构建意味，广州学者胡文辉曾以“披露学界秘辛甚多，尤多引师友对他的恭维以自重”评价此书，因此，不妨将书中所呈现的何先生的形象，视为何先生自己愿意在世人面前所呈现的形象。
关注广阔 气象浩荡
何炳棣先生为浙江金华人，1917年生于天津。幼时家教谨严，自小心存远志，其父吴寿权审时度势，将留学视为新式科举。因父子年龄相差近半个世纪，何先生对父亲，是以敬畏多于依恋，不敢忤逆，故而，他很早就将出洋留学，作为人生必行之路。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因时局之乱，他奔赴云南，任职西南联大助教一职，其意仍在出洋留学。
时为联大学生的何兆武，回忆何先生说：“他留给我的最大的印象，就是很有气魄，很有志向。他从小就安排好了自己一生的道路，而且对自己的学术之旅，胸有成竹，极为罕见的，平常人总有懵懂混沌的年纪，不知道将来何去何从，还需要自己慢慢探索，而他是沿着自己早已规定的道路，心无旁骛，竭力前行，真是奇士。”
1944年，何先生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庚款留美公费，于1945年如愿赴美留学，入哥伦比亚大学，专攻英国史及西欧史。求学期间，何先生几乎长年躲在图书馆找资料做笔记，勤苦的同时，心气甚高，曾以“看谁的著作配藏之名山”自问，以此激励自己。
1952年，何先生以研究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英国的土地问题、土地改革运动以及土地政策为题，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任教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开始由西入中，反治国史涉足明清两朝帝制中国的人口问题，社会结构及流动，并旁及会馆制度的研究，著成《中国人口研究》（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及《帝制中国的晋升之梯》（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以其坚实精悍，被欧美学界奉为经典，不仅重建了中国人口的历史真貌，也为社会流动的历史研究建立了方法论上的典范。
六七十年代后，他的兴趣转移到中国上古史领域，著书详论中国文化的特征，并带着浓重的民族主义情绪，重新诠释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之后由西化的社会史、文明史论述，介入传统的思想史考证，尤以对墨家思想的评价定位，为学界所关注。台湾“中研院”称其“关注广阔，气象浩荡，屡创新意，撼动学界”。
2005年，何先生的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风行一时。本报《书评周刊》曾于2005年8月推出《读史阅世六十年》的专题访问，据何先生自述，其幼承庭训，内心已渗入华夏文化敬始慎终的忧患意识。后因社会延宕变迁，于中西文化相激互发时积育学养，一生治史深受西史训练之益，但内心早立志，以期跳出汉学之囿，将国史研究融入西方历史学科谱系。
在台湾“中研院”院士情况表中，何先生曾将自己的专长列为：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思想及农业史、宏观史论，晚年解释说自己的用心，在“启示后学人，治史范畴不可过于专狭”。
性情学者 爱憎分明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何炳棣与胡适交往甚密。何先生曾回忆胡先生笑颜迎接其所厌恶的人，敬服胡适宽厚待人，反思自己做不到“对人怀疑要留余步，尽量不给人看一张生气的脸”。
饶有意味的是，何先生自叙曾与人绝交，其原因是，何先生曾以兄礼待之，无话不谈，对方却将私论泄露。怕自己的言论，触怒他人，何先生一度不敢去见自己在清华时期的老师蒋廷黻先生。可见何先生论断人物，口不留情。
中华书局副总编顾青，与何先生多有交往，以日常接触而论，称何先生为“真性情真学者”。据顾青回忆，几年前曾为何先生举办一个小型学术研讨会，会上何先生一个人侃侃而言，丝毫没有察觉已经过了中午饭点。考虑到在场的学者，年岁已大，不宜过度疲倦，一位编辑提醒了何先生一下，没想到他勃然大怒，大声质问：“学术重要，还是吃饭重要？”然后继续侃侃而谈，会后向那位编辑诚恳致歉。
将《读史阅世六十年》版权引入大陆的出版人吴兴元，回忆说何先生常在越洋电话里，慷慨激昂，点评学界中人。也有顽真如童稚之时，有一次为了说明其师冯友兰先生虽是口吃，但总有妙语，即兴模拟冯师口吃状。因此也不难理解，在何先生的自传里，他回忆与西方学者交往，尤其留意对方对学界众人的评价，很是偏爱那些“直言而无不安全感”的学者，实为性情使然。
性情中人，往往爱憎分明，推衍至家国情怀，则不免以感情逻辑代以理性。1998年清明，陕西祭皇帝陵以庆祝“中华之崛起”，何先生身在现场，据陕西考古学院石兴邦回忆，观看蚩尤战鼓齐福，炎黄之战，擂鼓战鼓表演时，何先生热泪盈眶，说：“这不是流泪，这是历史文化的血缘和激情的涌动。”
国内读者对何先生学术成绩，了解不深，但对于何先生曾作长文，论证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合理进步，仍是耿耿于怀。也许从性情分析，可以有些同情理解。何先生晚年自己对此文的评价是“宁愿忘掉，因为虽有史实与感情，但对国内新气象只看到表面，未能探索新气象底层真正的动机。同样愿意忘掉的是70年代和80年代初所撰有关中国资源和经济前景的一系列文章。”
采写/本报记者 朱桂英 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