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2-12-18
社科院副院长：中国真实GDP增速仅5%左右
作者 章 轲
“如果在GDP中扣除生态退化与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我国的真实经济增长速度仅有5%左右。”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在出席“中国循环经济与绿色发展论坛”时说。
“如果在GDP中扣除生态退化与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我国的真实经济增长速度仅有5%左右。”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在出席“中国循环经济与绿色发展论坛”时说。
传统增长模式难以为继
李扬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GDP年均增长速度接近10%，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曾有过的伟大奇迹，也是我国国力持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和国际地位日益上升的根本保证。
“但是，在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下，与高增长相伴的是高资源投入和高污染排放。”李扬说，这种发展模式造成了自然资源日益枯竭，生态环境严重破坏。在社会生产力日益提高的同时，削弱了自然生产力。在人造资本不断增长的同时，加剧了自然资本的损耗。
李扬说，20世纪80～90年代，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带来的经济损失约相当于GDP的8%。2005年以来这一数值虽然有明显好转，大幅降低到4%左右，但如果在GDP中扣除生态退化与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我国的真实经济增长速度仍仅有5%左右。
“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这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李扬认为，经济发展新阶段必须在“稳速增效”中实现经济绿色、循环、低碳转型。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在召开，我理解，今后我国经济工作中‘快’字会越来越少地出现在各种会议和文件中，而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会被置于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李扬说，“这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
据李扬介绍，中国社科院目前已有几个研究小组正在就“稳速”进行测算。李扬说，“稳速”就是将经济增长速度稳定在潜在增长率区间，并依据它的趋势变化进行增速目标调整。
“宏观经济政策绝不刻意追求超越潜在增长率。”他说，而所谓“增效”，就是将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和提升劳动生产率置于更为重要的位置，并借此改善收入分配，防范金融风险。稳速增效的核心，就是用质量效益的提高来弥补速度下降的缺口，进一步强化财富的积累，提高人民的福祉。
李扬认为，降低发展的生态环境代价则是“增效”的重要环节之一，这要求经济的重心放在创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产品上，放在对已有产能的绿色化与循环化技术改造升级上，放在发展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产业上。通过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降低生态退化与环境污染损失，使国民经济转向创新驱动的循环高效安全的绿色发展轨道上，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过程中实现真实的增长。
排污体系的“费改税”
据记者了解，近期已有多家研究机构开展绿色GDP的研究。国家发改委所属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兼研究部部长陈文玲日前对记者表示，传统的以GDP为核心的衡量方式无法反映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成本，更不能反映一个地区通过自然保护所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要促进经济的绿色转型，应建立一套综合考虑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的指标体系来测度区域发展。
测算结果显示，我国高人均GDP地区单位面积二氧化硫、COD排放量和固体废物产生量分别是低人均GDP地区的约3.7倍、4.1倍和2.8倍。这说明单纯的GDP增长是不够的。
“经济发达不等于发展持续。”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张焕介绍，该中心开展的绿色经济指标体系从社会和经济发展、资源环境可持续和绿色转型驱动三个维度来刻画各地绿色经济发展情况。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因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污染代价已接近1万亿元，并且这一数字还在逐年升高。
据环境规划院测算，自2004年以来我国基于退化成本的环境污染代价从5118.2亿元提高到9701.1亿元。2009年环境退化成本和生态破坏损失成本合计13916.2亿元，较上年增加9.2%，约占当年GDP的3.8%。
“做经济工作，一定要牢记经济学基本道理。”李扬说，不能一讲发展就要求减税、免税、优惠。其实这都是增加成本，不讲效益和质量的做法。
李扬认为，改变传统经济发展的做法，需要在价格形成机制、税收体系、财政金融政策等领域进行全面创新，需要对环境管理手段、资源管理手段、产业布局与资源配置规制等进行创新，需要对产品准入标准、生产技术体系标准、废弃物排放标准、经济核算标准等进行一系列创新。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建议，改变现有排污费体系，逐渐将排污费体系引向环境税(包括环境保护税、污染排放税、碳税等)方向，建立有利于绿色发展的税收体系，使“绿色税收”成为促进绿色经济发展的财税制度保障。
”政府应将经济发展中的环境污染成本纳入考量范围，对资源开采和污染物排放进行总量控制。”张焕说，金融机构应通过金融创新推动绿色发展，探索新型金融合作模式，降低绿色产业投资风险，比如将结构性融资应用到绿色产业项目中，通过缩短投资回报周期和降低风险来弥补资金缺口。
[腾讯网-一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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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地不要人”的城镇化注定走不通
提高城镇化质量，要尽快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把解决城镇化进程中人的发展面临的制度掣肘作为改革的重点。
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
这是决策层首次就城镇化发展明确提出城镇化质量的要求。过去30余年，中国的城镇化不仅起到了扩大市场的作用，而且容纳了大量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着眼于未来，城镇化仍然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
但同时要看到，如果靠行政主导，走粗放式、要地不要人的城镇化之路，不仅不能保证城镇化的质量，且这条路也很难走得通。例如，2011年我们名义城镇化率为51.2%，但扣除1.6亿尚未融入城镇的农民工，实质的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5%。这1.6亿农民工，还不能充分享受到城镇化带来的成果。这种城镇化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矛盾与问题。因此，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城镇化质量要求，是相当务实的战略选择。
城镇化的质量，有很多标准，除了集约、智能、绿色、低碳外，恐怕还需要明确三条最基本的标准：第一，城乡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总体实现，彻底打破城乡分割的公共服务体制；第二，城镇居民，无论是户籍居民还是非户籍居民，都要享受同等的公民权利，在城镇化进程中“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实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第三，在人口流动上，真正实现无障碍化。
从这个角度看，提高城镇化质量，关键在于推进传统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的转型，把解决城镇化进程中人的发展面临的制度掣肘作为改革的重点。从现实情况看，城镇化转型的突破口是尽快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尽快解决当前1.6亿以及不断转移进入到城镇的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如果不能在未来3-5年初步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恐怕将带来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这需要在当地不少地方试点探索的基础上，在中央层面上统筹规划。
城镇化转型依赖于改革的突破。没有系统性改革的推进，城镇化转型恐怕也将难以推进。未来几年，需要加快推进的改革包括：第一，尽快破解城乡“二元N次”方程，真正实现城乡要素平等交换，打破农民向城镇转移的福利门槛、制度门槛。第二，尽快加快改革当前的土地制度，改变依托土地财政的城镇化模式。第三，打破行政等级化的城镇管理体制，实现城镇化由经济主导而非行政主导。第四，在户籍制度改革上要有重大突破，实现户籍制度从管制到服务的转变。第五，对现行的人口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
在城镇化转型中提高城镇化质量，关键是把人口城镇化作为重点，在此基础上实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城镇化。这个城镇化转型，将真正释放出巨大的改革红利，由此为未来5-10年的公平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