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时期袁中道在《游居柿录》中对圆明园一带的景色有过这样的描写：“西直门北十余里，地名海淀，李戚婉园在焉。亭台楼阁，直入云霄，奇花异草，怪石美箭俱备。引玉泉流水入清渠，可数里，泛大楼船其中，宛似江南。”写下这些文字时，袁中道不会想到400年过去后，不是能不能在海淀泛大楼船的问题，而是整个华北平原已经从曾经的丰富水资源变成了今日严重水危机的地带，地下水的过度开采让北京这座城市形成了以红庙为中心的地下水漏。是什么造成了今日的局面？水危机、河水断流、一个又一个的调水工程背后到底是何种原因？有没有改善的办法？后望之后又怅望，朱幼棣自2008年动笔的《怅望山河》一书，就是在回答这些问题。
谈创作缘由
“我写作时心情相当沉重”
新京报：你说过《怅望山河》是《后望书》的延续？
朱幼棣：从作品的内容上来说有延续性，写《后望书》时有一些问题了解得还不是很透彻就没有涉及，留到了《怅望山河》。《后望书》只写到黄河，这次补上海河、淮河、长江中下游，展现了河流和文明的关系。我们的文明是江河孕育的，祖先是沿着河流走来的。永定河上游的泥河湾有一百多万年前的古人类遗址，泥河湾的浮雕刻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上。在写《怅望山河》那些日子里，我常常觉得自己似乎在写江河史。
新京报：你的初衷并没有打算写成江河史？
朱幼棣：最初的动因想把江河的现状告诉大家。现在孩子以为河流就是干涸的河床；桥就是建在马路上的；村子里原本就没有小河。实际上生态的巨变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也就是半个世纪。两代人的时间，我们国家大地上许多河流湖泊干涸了，消失了。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发生的灾变，是几千年来所没有的。海河水系魏晋南北朝已基本定型，海河是华北平原上最大的河流，是华北的母亲河，近50年突然就干涸断流了。我想把这一代人的经历，把历史的记忆告诉下一代。
新京报：所以就演变成了江河史？
朱幼棣：写的时候，很多历史的、思想的、人文的记忆纷至沓来，涌到眼前。人类是一万多年前第四纪冰期结束后开始了上升的历程。旧石器、新石器时代也就是五六千年。人类沿河居住，从山谷森林走向平原。二十世纪后半叶发生的江河污染或者断流，很多人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是前所未有的大灾变，会给我们的未来带来许多不确定的前景甚至梦魇。海河、黄河都出现过多次断流，成了一条季节河，有些大河在地图上也画成了虚线，所以我写作时心情也相当沉重。
新京报：你说这是前所未有的大灾变？
朱幼棣：对，这么短时间发生的生态巨变，我不能简单说是好还是坏，有些好坏需要隔一段时间才看得出来，但是至少一些灾难已经显现。淮河污染严重，黄河时常断流，华北地区更加干旱，北京、河北地下水位严重下降，形成了大面积漏斗。我在写作的过程里，想找出导致这些现状的根源。
谈治水策略 “思想与观念都需要改变”
新京报：你找出的根源是什么？你在书里写到了在1963年水灾之后，持续15年左右的对海河的治理过程。
朱幼棣：比如当年毛主席提出“一定要根治海河”的指导思想就不太正确。华北地区平均年降雨量在500-600毫米左右，缺水和干旱是主要矛盾，而不是水灾。1963年海河流域水灾之后，把偶发的洪水作为主要矛盾，对海河全流域进行治理，层层筑坝拦截，要求河水不出山。几百万人奋斗了十五六年，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宣布海河治理成功。但干旱缺水就接踵而至了。海河下游水量丰富的天津首先感到缺水了，这个时候接着开始引滦入津工程，再接着又引黄济津，接下来上马“南水北调”工程，一个接一个工程，至今未有穷期。结果是，水灾没了，地表河的径流量也没了，地下水也没了。不从根本上反思指导思想、治水的理念有什么失误，不恢复最低的河流生态流量，那很难说是成功的。
新京报：你的书里提到中国水库缺乏规划，建设量很大，国外怎么做的？
朱幼棣：国外对河流开发的强度普遍比中国低很多，我们对海河开发强度到了80%以上。一般说，国外很少有超过50%的。大跃进是从兴修水利开始的群众性运动，和大炼钢铁一样，几乎每条干流支流都筑坝。小水库属于地方管理，很难有一个统筹全流域的科学规划。水利部门只能指令什么时候放多少水，但是企业可能有很多理由并不严格执行。比如，要永定河上游放多少水，山西那边说，我们也干旱呢。水利部门处于很矛盾的状态，恢复生态流量，有的人就认为这样“水白白流走了”，实际上就是卖不了水了。这些思想与观念都需要改变。维护河流生态流量与工农业生活用水，未必非此即彼、你死我活。保持河流生态流量应该是最重要的，也是地表水与地下水转换的需要。
谈水与发展 失误有纠正但未到理性高度
新京报：但是你书里也说到，在历史上北京是水资源很丰富的城市？
朱幼棣：北京的水资源原来是充足的，永定河北京以上流域面积4万多平方公里，再加上潮河和白河，流域面积超过半个浙江。永定河上官厅水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大坝加高，库容扩大到40多亿立方米，现在为什么年入库水量只有2.5亿立方？而且北京用水光是应急的话，从黄河小浪底调水就够了，这条调水线路都在那儿了。
新京报：你在书里还提到华北过度开采地下水，北京是以红庙为中心形成了地下水漏。
朱幼棣：现在上游的水库层层拦截了河水，河水没法流到下游去，造成中下游彻底干涸，湖泊调节河水的作用也就失去了。华北是主要农业区，过去靠河流灌溉为主，现在靠地下水，农民家家户户用地下水。水库没法灌溉华北平原，引水渠修不了那么长（平原没法建水库，水库主要在太行山里。）过去打深井受到技术上的制约，只能打一二十米。现在技术上不是问题，打100米都没有问题，可以用深水泵。这往往就把地下含水层给打漏了。就如我在书中说的，农村篱笆墙和狗还在，辘轳却消失了。
新京报：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些问题，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现状吗？
朱幼棣：五六十年来我们经济建设走了很多弯路，对其中的失误教训并未进行系统的梳理总结。我们习惯于向前看。后望不是翻旧账，要进行用科学的分析研究。如果过了30年还不去考虑这些问题，失误可能还会继续下去。目前有的已经调整，得到了纠正，但并没有提高到理性高度。这就是我在书中提出的，如东川口一炮打出来的水库，后溃坝造成了几百人死难，为什么不建个“科学发展观教育”基地？彼得·海斯勒（何伟）中国三部曲之一《江城》中写道：“在其他地方，我都没有如此强烈地感受到这两种不同的历史，一边是自然的，另一个——尽管结果不同——却一直循着直线往前：进步发展、控制”。“中国这个国家早就习惯了做出困难的抉择，而这样的抉择可能连想都没有想过”。我不知道是赞扬，还是有其他含义。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姜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