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8日，郑哲敏院士（左）与王小谟院士在人民大会堂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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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郑哲敏（右二）与科技人员讨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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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谟在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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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谟在拉二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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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爆炸力学的奠基人
本报记者 吴月辉
郑哲敏：
只做雪中送炭，不做锦上添花。
【人物小传】
郑哲敏，1924年10月出生于山东济南。194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1952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1955年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作至今，现任所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93年当选美国工程院外籍院士，1994年选聘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他是我国爆炸力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著名力学家。他阐明了爆炸成形的机理和模型律，与合作者一起提出了流体弹塑性模型，带领团队先后解决了穿甲和破甲相似律等一系列问题。
2013年1月18日，人民大会堂，在这里，中科院力学所的郑哲敏院士被授予了国家最高科技奖。
这一年，他89岁，献身祖国力学事业已整整58个年头。
对于获奖，郑先生坦言心情很复杂，“有了这份荣誉就有了份沉甸甸的责任。我这么大年纪了，还能尽到多少责任？所以总有点欠了什么完不成的感觉。”
接下来一个多小时的采访中，郑先生又多次提到“责任”这两个字，对国家、对力学学科，对学生……他用自己的一生完成着对祖国、对人民重于泰山的责任。
报国是不可推辞的责任
“我们获得教育，直接或间接的是由于全国人民的劳动”
1943年，19岁的郑哲敏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南联合大学(抗战期间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在昆明合办的大学)，和早一年考入的哥哥一样就读电机系。在这里，郑哲敏第一次开始对当下国家的前途命运以及自己的责任有了更深刻的思考。
怎么样才能富国强民？在经过一番思考和探索之后，生性淡泊名利且对政治不感兴趣的郑哲敏决定投身科学救国。
因为觉得和哥哥学不同专业，能对国家有更大贡献。于是，在进入大学的第二年，郑哲敏从电机系转到了机械系。抗战胜利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迁回原址，郑哲敏所在的工学院回到北京的清华园。同年，钱伟长从美国回到清华大学任教，在他的课上，大四的郑哲敏首次接触到弹性力学、流体力学等近代力学理论。钱伟长严密而生动的理论分析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从此又走上研究力学的道路。
1948年，经过全国选拔获得“国际扶轮社国际奖学金”的郑哲敏前往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在那里，郑哲敏用一年时间获硕士学位后，跟随当时已誉满全球的钱学森攻读博士学位。在学习的过程中，他深受钱学森所代表的近代应用力学学派的影响：着眼重大的实际问题，强调严格推理、表述清晰、创新理论，进而开辟新的技术和工业，这成为郑哲敏后来一生坚持的研究方向和治学风格。
出国留学，是为了归国报效，郑哲敏“从没想过不回国”。然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美留学生归国集体受阻，郑哲敏毕业后不得不先暂时留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当助教。但他仍然感到自己像一叶浮萍，扎不下根来，心中时刻牵挂着祖国。
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美国移民局取消了对一批留学生不得离境的限制。郑哲敏先生遂于当年9月从纽约乘船离美，回到了阔别6年半的祖国。在“回国留学生工作分配登记表”中，郑哲敏先生写道：“回国本是一贯主张。我们之所以获得教育，直接或间接的是由于全国人民的劳动，因此回国服务是不可推辞的责任。同时一个人如果不是在为群众的利益工作，那么生活便失去了意义。”
承担爆炸力学学科创建重任
“虽然是一个全新领域，但国家需要，我当然义不容辞”
1960年秋天的一个下午，中科院力学所的篮球场上发生了一次小小的爆炸。当响声、硝烟和尘土消散之后，一片薄薄的铁板炸成的一个小碗出现在围观人群的面前。钱学森激动地拿着这个小碗绕场一周，给众人传看。他知道，一个他寄予厚望的新专业即将诞生，而他的得意门生郑哲敏，则是创建这个专业的最佳人选。
同年，爆炸力学这门新学科就诞生了，钱学森在中国科技大学他负责的力学系里开设工程爆破专业，1962年开设爆炸力学专业，并由郑哲敏负责这个专业的具体事宜。与此同时，郑哲敏自己所在的中科院力学所第二研究室也将爆炸力学定为主要学科方向。
“爆炸”这个听起来威力无边的词，其实原本与郑哲敏毫不相干，在回国以前，他连炸药和雷管都不曾听过。
“虽然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但国家现在需要我做这个，那么我当然义不容辞。”郑哲敏说。
之后，经过30多年的努力，郑哲敏和他领导的团队在流体弹塑性模型等爆炸力学基础理论，以及核爆效应、穿破甲机理、防护工程、爆炸加工、爆炸安全、爆炸处理水下软基、瓦斯突出机理等爆炸力学主要应用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有重要影响的成果，为爆炸力学这门学科的成熟、壮大做出了奠基性贡献。
在开拓发展爆炸力学学科的同时，郑哲敏也一直密切关注整个力学学科的发展。他长期担任中国力学相关组织与学术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参与和主持制定了一系列重要力学学科及相关科学规划。
“郑先生在促进中国力学国际学术地位的提升等方面也倾尽心血。”力学所副所长杨亚政说，“1988年的时候我陪郑先生到澳大利亚去申办世界力学家大会，一直到2008年我们才申办成功。这期间，郑先生一直带领大家坚持不懈，2008年申办的时候已经是84岁的高龄。我印象中坐飞机时郑先生还随身带了一个吸氧机，以备身体的随时不适。”
2012年，世界力学家大会在北京如期召开，这是大会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召开。“当时到了1700多人，交流的效果也非常好，国际组织对中国的力学研究成果非常认可，这让郑先生很欣慰。”杨亚政说。
以培养青年力学人才为己任
“要潜心做研究，少点社会活动，少点商人气息”
郑哲敏很注重青年人才的培养，一直把培养优秀人才作为己任。
“我很庆幸自己在成长的道路上遇到了很多好的老师，他们对我一生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我希望自己对学生也能这样。”郑哲敏说。
李世海是中科院力学所的一名研究员，1984年开始跟郑哲敏做博士论文。他说郑先生不但指导了自己的科研，同时对自己的人生选择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他说：“郑先生常常教育我们要潜心做研究，少点社会活动，少点商人气息。”
熟悉郑哲敏的人都知道，他“只做雪中送炭，不做锦上添花的工作”。“郑先生从来都是以国家重大的、急迫的需求为选题方向，以深入的科学规律认识和系统的实践检验为标准，做‘爬坡的工作’、‘出汗的工作’。”中科院力学所所长樊菁说。
他不但这样要求自己，也同样这样教育自己的学生。“要做国家所需要的，下苦功夫，啃硬骨头。”
“1998年左右，我们搞二期创新，当时西部刚开发，郑先生建议做西部开发，搞一些地质灾害问题的研究。我主动请战，郑先生非常支持，但同时告诉我这事很难做，一定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之后的十多年里，在这个项目研究过程中，郑先生一直在鼓励和支持我，让我们到现场去做，让我们向工程地质专家学习。后来每次开会，郑先生都是到场亲自指导。在他的帮助下，如今我们已取得了一些不错的进展。”李世海说。
如今，年近90的郑哲敏依旧活跃在科研第一线，对当代年轻科技工作者工作和生活状态也一直很关注。他说，现在的年轻人确实压力比较大，但还是希望他们能眼光放远一点，不要为一时的得失计较太多，还是要多做点实事。
中国预警机之父
本报记者 赵展慧
王小谟：
人生有低谷，心情从来没有低谷。
【人物小传】
王小谟，1938年出生于上海金山，现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科技委副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小谟是我国著名雷达专家，是预警机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在他50多年的科技生涯中，先后主持研制了中国第一部三坐标雷达等一系列世界先进的雷达。
王小谟在国内率先发展国产预警机装备，构建了预警机装备发展体系，主持研制了我国第一代机载预警系统，引领国产预警机事业跨入国际先进水平行列。他是“自力更生、创新图强、协同作战、顽强拼搏”预警机精神的标志性人物。
国庆60周年阅兵典礼上，一架背负着雷达大圆盘的预警机——空警2000作为领队机，带着庞大机群，米秒不差地飞过天安门上空，这一瞬间，阅兵台上一位老人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他，就是我国预警机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王小谟。1月18日，他站在了2012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领奖台上。
预警机是指机身上放置整套远程警戒雷达系统，用于搜索、监视空中或海上目标，指挥引导己方飞机执行作战任务的飞机，功能等同于“空中司令部”。
研制出我国第一部使用计算机技术的三坐标雷达、第一部优于美俄的低空雷达，打造了中国人自己的预警机，做出了3型雷达，并且把雷达“搬”上了飞机……概括他70多年的人生很简单，但每个字都刷新了中国国防的新坐标。
“我们一定要争口气”
“国产预警机探测的灵敏度，就像一个人能看到20公里外一根火柴划出的火焰”
中国预警机有个外号，叫“争气机”，为民族和国防事业争一口气。上世纪80年代末，年过五旬的王小谟在争议和质疑中，坚持攀爬预警机这一高峰。尽管他始终不认为自己是“中国预警机之父”，但人们总愿意这么叫他。
20世纪90年代，通过多年艰辛的谈判，我国与外方签订合同，共同开发一架发展型预警机，王小谟担任中方总设计师。这是一项技术高度密集的系统工程，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拥有研制能力。然而，2000年，迫于美国压力，合作方单方面终止预警机合作研制合同。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王小谟向上级建议“立足自主、研制国产预警机！”这一建议很快得到中央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一定要做中国人自己的“争气机”。仅一年时间，王小谟带领的团队就把地面样机做好了，又过了一年，样机飞上了天。随后，他们又打破了从科研样机到研制成功至少需要10年的预言，仅花费了5年时间。
“中国采用相控阵雷达的预警机，比美国的E—3C整整领先一代！”美国政府智囊团“詹姆斯敦基金会”如此评论。最终，国产两型预警机创造了世界预警机发展史上9个第一，成为世界上看得最远、功能最多、系统集成最复杂的记载信息化武器装备。
“国产预警机探测的灵敏度，就像一个人能看到20公里外一根火柴划出的火焰。它定位的精确度不亚于射击比赛中每发正中靶心的程度。”王小谟的得意门生、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电子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陆军打比方说。
王小谟在研制三坐标雷达的历程中，不止一次地感叹“感谢国外对我们的技术封锁，让我们必须走出一条自力更生之路”。也正是因为如此，他自豪地拍胸脯：“以地面防空雷达为标志，我国真正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这个先进水平是整体水平的世界先进。”
“我们一定要争口气”，这幅标语至今仍挂在预警机机库的墙上。
“人是第一战斗力”
培养年轻战斗力就是压重担，“不是不管，不能全管”
人是第一战斗力，这个观念一直贯穿了王小谟的整个科研人生。身体力行这个观念，王小谟做了不少“抗争”。
在研制预警机的过程中，王小谟要在飞机上装厕所，招来了很多反对的声音：一个厕所200公斤，增加了很大负担。王小谟坚持：“预警机不同于一般运输机，试飞时间很长，厕所一定要加。”最后，王小谟把增加的200公斤揽到了自己身上，想方设法在自己的设备中“砍”掉了相当的重量。
这不是他第一次据理力争。他带领研制的三坐标雷达是第一个关注人机环境的雷达。“以前的雷达车上没有空调，四五十摄氏度的高温，你能眼睁睁地看到汗珠一颗颗冒出来。”经常待在车里做实验的王小谟有亲身体验。他提出要在雷达机里装空调，遭到反对后，他据理力争：“人是第一战斗力，人都不行了，设备有什么用？”终于，专门耐高温的军用空调首次出现在了雷达机里。
人是第一战斗力，招揽人才时候的王小谟将这一理念执行得更彻底。陆军就是王小谟在上世纪80年代用40万元“买”回来的7个学生之一。当时这7个学生在中国科技大学就读的都是定向培养专业，由学校提供学费，毕业后也必须服从学校分配。为了要到这7个人，王小谟咬咬牙，硬是在他时任所长的中国电科38所经费最困难的时候掏出了这笔钱。“现在看这7个人，都很有出息”。
人才培养中，王小谟常做惊人之举。让刚毕业的陆军做项目总设计师，后来更是拍板让38岁的他当预警机的总师，还让当时年仅30岁的曹晨担任某型预警机的副总师。这些曾经遭人质疑的“小孩”，最终都不负导师期望，担起了艰巨的任务，成长为预警机领域的骨干人才。
让这么年轻的学生当总师，您当时真是没有一点顾虑吗？面对疑问，王小谟哈哈一笑：“我心里有底呢，万一出了问题，我会马上告诉他们的。”
培养这些比他小三四十岁的年轻战斗力，王小谟的绝招就是压重担，“不是不管，不能全管”。
做项目就像演好一台戏
唱京剧和造雷达是相通的
“我喜欢梅兰芳的戏，最爱一出《宇宙风》。”成长在北京四合院里的王小谟，差一点走上了艺术人生。然而命运没有这样安排，短暂徘徊后，他选择上大学，毕业后投身到国防科技工业中，并成长为一名院士。王小谟觉得，唱京剧和造雷达是相通的，当总设计师的本事也有大学时当京剧团团长这份经历的功劳。做一个项目，就像演好一台戏，安排灯光、演员、乐队，就像组织一个几百个人的研发班子，“首先主意要出好，然后要让大家心甘情愿地按照你定的目标去做。”
即便是在人生的低谷中，他仍“演出”了一幕幕出色而又坚韧的生活戏。1966年的政治风暴中，王小谟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被打入研究所机房管理计算机。他在机房的空调冷却池里游泳，用计算机下棋、唱歌，两年后，当他从机房里被“放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一个计算机专家了。这两年的计算机心得，被他应用在研制我国第一个使用计算机技术的三坐标雷达中。
某型预警机研制最关键的时刻，王小谟先是遭遇了车祸，伤愈后更有噩耗传来，他被确诊为淋巴癌。王小谟当时坦然面对：“我这辈子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了，做的是自己想做的事，去的是自己想去的地方，国家也给了我足够多的荣誉，我该知足了。”
他的病房里，传出的是京胡声，还有与预警机设计师的讨论声。自称“整天除了躺着就没事干”的王小谟还在病床上提出了下一代预警机的发展战略。对工作他其实不“知足”，他说：“下一代预警机的发展战略，不仅是达到世界先进，而是要立足于引领世界水平。”
半年后，王小谟奇迹般地痊愈了，回到了试验现场，他对大家说：“我又活过来了。”
如今的王小谟，笑容坚定，声音浑厚，看不出曾经病痛的痕迹。他也仍然没有闲下来，带博士生，开会，抽空去锻炼。“本来计划在70岁后停止工作，找一帮老票友练练京剧，组织一个京剧社……”
他今年74岁，这个愿望还没空实现，他又默默地把实现愿望的时针往后拨到了80岁，不知到时候他是否真能闲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