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4-03-11
许章润：强调法治也应避免过度司法化
今天下午3时，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听取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听取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新浪网独家对话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为网友解读“两高”报告，以下为采访实录。
法律人以法律为自己的信仰
从前几年李克强副总理开始讲起，去年三中全会的改革意见，包括这次两高报告，里面都多次讲到了“信仰法治”或者“法律信仰”的问题，这实际上讲的是——法律人以法律作为自己的信仰，而法律的精神在于公平正义，法律信仰所指向的最高价值准则是公平正义。这次在两高报告，尤其高院报告里提出，值得肯定。
除此之外，此次两高报告还有以下一些亮点。
第一，两高的报告尤其是高院最高法的报告，强调以公正司法、公平正义作为司法至高无上的目标。
这条抓到了法律特别是司法审判的实际性问题。报告强调要独立审判、独立检察， “让审判者独立审判，让裁判者负责”，这些都体现了现代司法的理念，要正面肯定。
第二， “司法为民，公正司法”。
在中国的今天，司法除了受到人大和舆论监督外，还是国民和公民评价的重要指标，强调“司法为民”十分重要，如果没有这一条，谁来评价它，因为法律打交道的毕竟还是这些诉讼当事人。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司法为民”提法本身当然体现了他们希望用司法解决民间纠纷、社会难题，用意是善意的。可司法本身强调超脱、中立，和行政权不一样，行政权一定要“执政为民”，因为它直接来自于人民的委托，但司法机构是一个相对中立的机构，它的权力并不是人民直接委托，而是间接的，因此“司法 为民”甚至“走群众路线”的讲法，太过于行政化。
所以，像“法律不得违背民俗与民心”、“法律必须要符合中国人的世道人心”，如果用这些比较专业的表述加以传达的话，会更好体现报告的专业精神。
所以这一条既是它的亮点，也是它的不足。
第三，两高报告尤其是高院报告里讲到一条“独立审判，公正司法”，这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体现国家治理能力的有机组成部分。
现在国家统一司法是整个国家治理的一部分，在这个情况下，高度认识司法腐败等问题的严重性，把它纳入国家治理能力，这是过去没有讲过的，直接牵涉到国家建设和政治建设的问题。
第四，强调要进一步近来司法改革、检察改革。
高院报告里讲到要在2014年进行省级司法机关人财物统一试点工作，探索与行政区划相分离的司法管理工作，这是对去年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司法改革”目标的重述，但具体怎么做，目前还只是大框架、原则性讲讲，高院、高检还没有拿出具体实施方案。
但现在有两条措施比较具体：一个是东部14省份判决书一定要上网，这算是司法公开一个措施；另一个是要取消对法官不合理的考评制度，这一点非常重要，过去的一些地方政府把司法机关是否参加征地拆迁、是否参加维稳当做考核指标；从法院内部来讲也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考核指标，比如有些地方要求法官每年 发表论文等，如果这一点能够真正做到，将使司法、法官朝着专业化、中立性方向发展，别把他们搞成“万金油”，也别让他们分心。
文学用语不适合法律人
报告里面的一些表述，将来要适当注意，比如动不动就讲“刮骨疗毒”“壮士断腕”，这不合适。
党政官员可以说要有“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抵制司法腐败。但高院院长是中国首席大法官，要讲法言法语，要讲专业术语，这种“刮骨疗毒”“壮士断腕”形容词，更多是一种文学用词，党政机关可以用，大法官用这样的词就体现着你的分寸，因为什么叫“刮骨疗毒”“壮士断腕”？应该从法律角度来说要做说明，这些文学用语并不太适合法律人讲。
还有一条值得商榷，强调“要加强西部、边远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法院建设的支持力度，加强援藏、援疆、援青等工作”。当然这不能说错，但牵涉到资 源分配问题，如果你要建设现代司法，那现代司法、现代国家基本是从经济发达国家、市地区逐步推展，老少边穷地区相对滞后是正常现象。最高法院有这样的表态实际上是一种行政表态，和专业化、中立性的司法要求不一定完全等同。
强调法治也应避免过度司法化
今年的两高报告中提到，“推进涉诉信访工作改革，涉诉信访终极机制，网上信访，巡回接访等工作”。这点从专业化和中立性来看，并不是一个好办法，不是一个专业性、中立性的司法方式。
信访的实行，更多是属于行政事务，由信访机构来做，法院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审级程序制度，比如二审终审制、两审终审制，这个问题不能严格遵守 《行政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用信访制度破坏了审级制度的话，那是与建设现代司法相矛盾、相违背。所以就这点而言，将来整个司法改革要重新考虑。
所谓信访问题要看将来怎么分工，因为中国有信访等各种机构，如果搞不好，有时候案件审判都终结了，结果国家信访局转了一封信，然后这个案件又重新开始审理，这就自相矛盾了，这就不是法院的问题，而是牵涉到中国矛盾调处体制的通盘安排。
现在中国社会处在矛盾多发期，很多问题的解决机制不健全，有些问题要分流，怎么分流？比如各种行业协会解决问题的一个渠道，各级仲裁机构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渠道，过去常讲的单位如工会也是一个解决渠道。
但现在的问题是强调法治使大家有一个误解：认为什么问题都可以到法院解决，如此造成片面的过度司法化。比如有一些小额财产纠纷或者当事人彼此之 间因合同信用未履行、未兑现产生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本应是行业协会可以出面解决的。这些协会现在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这牵扯到社会的发育，怎么分担矛盾解决的渠道问题。
现在中国法官判案尤其基层法院判案数量达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所以要建设现代国家的社会矛盾、纠纷的分流机制，使得不至于过度司法化，一点小事都到法院打官司，浪费司法资源，不是一件好事。
死刑发展方向应存而不用
此次高院报告中提到“确保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死刑效用究竟如何，目前为止应该说不同的刑法学家有不同的看法。
从我的观察来看，具体的刑法专业人士并不完全否认死刑的刑法效能，但从事其它专业的，比如从事法律哲学和一般的政治哲学研究或者人权研究的人，更多的是表示质疑。
从全世界来看，逐步废除死刑是趋势，但也没有完全在地球上见不到死刑，就算是美国，有的州也保留了死刑。
我的个人看法是：死刑在刑法典上要保留，但死刑的适用面应当有所减少、缩小，最好能够形成一种状态是——死刑在法典上有，但能够做到存而不用的理想状态，让死刑在法典上存在，有威慑，但尽量少用乃至不用。
利用死刑是一种国家垄断暴力的一种特权，在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公众会逐步地不接受死刑。从刑事政治的角度来说，尽量少使用到最后不使用，存而不用，这是一个良善社会逐步发展需要强调的。
[新浪网]
汤嘉琛：以文化体制改革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文化体制改革近些年一直是全国两会的焦点，今年依旧有很多代表委员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建言献策。比如，全国政协委员冯小刚“炮轰”电影审查制度，呼吁有关部门给电影人“松绑”；比如，全国人大代表王亚非建议文化体制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中获得有益经验，不能再让“看不见的东西”束缚住，不能再穿新鞋走老路；再比如，全国政协委员宋丹丹就提倡追求“正确价值观”的收视率。
在十八大报告确定的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文化建设被放在了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平齐的位置。究其因在于，文化建设是具有价值牵引、人文塑造，且具有基础性和战略性的关键环节，对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关系的和谐具有重要作用。要想充分激活文化建设的积极作用，就必须创造条件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经过多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国文化产业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已显著增强，但客观来说，我们当前的文化体制与社会经济发展、民众文化需求之间还没有完全“兼容”。主要矛盾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共同的价值基座有待夯实；其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需要进一步落到实处；其三，文化发展中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没有完全理顺，政府缺位、越位、错位现象同时存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而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建设无疑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才能最大限度地在全社会凝聚核心共识，进而坚守核心价值观。
要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建设现代文化强国，需要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方式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文化的发展要打破一些不合理体制机制的束缚和过渡性制度安排的约束，以世界眼光和历史视角来重新规划下一步的改革方向；要多尊重文化创作的规律，减少不合理的行政干预，唯有如此才能充分释放文化工作者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在真正意义上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格局。
此外，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需要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在文化事业发展和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政府既要“不缺位”也要“不越位”——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方面，政府要承担法定管理职能和监督职能，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要加快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充分鼓励市场、社会力量参与文化事业，以多元发展增进文化活力和竞争力。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媒介。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文化体制改革势必大有作为。有关各方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努力提升文化产业发展水平，培育和规范文化市场，以文化建设更好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原标题：以文化体制改革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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