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4-03-31
民间智库“倒逼”官方智库改革
国研中心、社科院及10家省级社科院开启改革步伐，专家建议官方智库和民间智库同台竞争
2月底，一家力争成为中国公共外交的重要智库——中国人民大学公共外交研究院揭牌成立。原国务委员、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前主任戴秉国任名誉院长，人大新闻学院院长赵启正任院长。
业内专家称，智库在中国迎来发展的最好时期。十八届三中会会就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据权威机构统计，中国智库数量已达426家，仅次于美国。全球100家顶级智库中，中国占六席。
智库蓬勃发展，竞争时代随之而来。尤其是大量民间智库应运而生，让官方智库感受到压力。已有官方智库表示进行着史无前例的改革，直面竞争。
为何要改革
第一次向自己“开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研中心）直接为中央决策提供服务，名列世界智库百强，无疑是官方智库“第一梯队”的代表。眼下，国研中心正在酝酿一次史无前例的内部改革，国研中心一位资深研究员说，面对已经到来的智库竞争，国研中心正准备向自己“开刀”。
同样向自己“开刀”的还有全国各地的社科院。据新京报记者统计，三中全会后，上海、四川、江苏、甘肃、湖南等近10家省级社科院，均传出内部改革的声音。社科院系统的“龙头老大”中国社科院，内部改革开始的更早，2011年就已启动创新工程，其中一项重要改革措施也是人员管理和激励机制改革。
在国研中心这名研究员和某直辖市社科院部门负责人张震（化名）看来，官方智库改革“动力”，主要源于智库的大发展和竞争时代的到来。“民间智库成长很快，国际智库也在跟我们‘抢生意’。说生死关头不准确，但如果不改革，极有可能边缘化，甚至出局”，张震说。
给张震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三中全会引发的智库方案竞争中，民间智库显示出影响决策的实力不容小视。
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看来，民间智库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阶段，在与官方智库的竞争中，话语权越来越大。
除了民间智库，在我国日益活跃的一些国际智库，也让官方智库感受到了压力。“那些影响力大的民间智库，参与的多是国家决策，对我们这些地方社科院造成的压力还不太大。但是，一些国外商业机构经常跟我们‘抢生意’。”张震说。
以全球著名智库兰德公司为例，最近几年，先后承接了天津滨海新区远景规划、广州知识城战略规划等项目，并为海南提出了改组财政系统、改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等方案。
改革难在哪
智库改革关键在去行政化
虽然在民间智库、国际智库的双重压力下，官方智库的改革大幕已经拉开，但张震认为难度很大，“倒逼转型未必能真正伤筋动骨，解决不了去行政化等体制机制难题”。
具体到国研中心的改革，体制机制就是最大难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坦言，“我们感到最关键的是体制机制问题。中心面临的很多挑战从根源上讲,就是体制内管理和建设专业智库的关系问题。”
该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余斌则具体指出纠结所在：受行政化制约，研究机构和智库应有的学术激励得不到体现；人才利用、进人机制以及汇集和利用国外人才资源难度大。
除了国研中心是公务员管理，其他官方智库很多都是隶属于某个政府部门的事业单位，张震告诉记者，“我们首要的是让领导满意。课题项目争取过来，我们也想独立研究，但是经常有政府部门的人暗示我们，他们领导希望的方案是什么样的。不按领导的意思走，课题就通不过。长此以往，还谈什么学术能力、研究能力？”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何帆也撰文提出相同问题，“政府部门的研究机构提供的政策建议不可避免地会掺杂部门利益。”
此外，事业单位对应行政级别，上升渠道狭窄，“从科员到副处，这一步就挺难，升到正处更难。智库竞争实质上就是人才竞争，但刚毕业的学生只能是科员，每个月才挣两三千块钱，还看不到晋升希望，怎么可能留住人才？”张震说，他所在的社科院虽然地处直辖市，但至多能招录到国内高校的博士生，而国际智库却是高层次海归云集，“前不久，院里一个所长和一个副所长都跳槽了，损失不小，但没有办法”。
如何改革
不同智库建竞争平台
官方智库到底如何改革，探索正在进行。例如今年1月，甘肃省社科院联手白银市政府，组建了白银分院，甘肃省社科院院长王福生说，成立分院就是要打破现行的行政级别体制，在分院试行新的人员管理模式、激励机制。
国研中心的改革已经酝酿了3年，据了解，该中心已经形成了一个内部改革方案，涉及“人如何组合、课题怎么做、内部机制如何调整、人才怎么调动起来”等人、财、物各个方面，但从去年11月起，方案一直在内部讨论。
尽管如此，一些民间智库人士认为，一段时间内，体制机制障碍不能解决。但即使维持现行体制，官方智库也能有所为，最终还是要靠成果说话，要站得高更要看得远，才能有竞争力。
张震认为，对比民间智库的表现，官方智库不尽如人意，特别是屡次公开发布错误预测，更降低其声誉，比如2008年金融风暴爆发和影响就看走眼，认为其不会影响到中国。在房价问题上，一些官方智库更是屡判屡错，不但影响政府决策，同样影响到社会公众。
民间智库政通境和节能研究所所长付华辉认为，“让官方智库克服体制障碍、有所为，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依据市场规则，由官方组建一个公开透明的竞争平台，明确招投标标准和规则，不论是官方智库还是民间智库，都要通过这个平台拿课题拿项目”，他建议，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可以率先试行这样的平台。
多次参与中央文件起草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也有类似的智库公开竞争想法。他对新京报记者说，选择不同的智库同台竞争，不但能提高智库的竞争水平，同时能提高政府部门的决策水平。
新京报记者 王姝
[新京报]
相关评论
“智库”都听领导的将会变成“智障”
“智库”一词这些年在中国开始流行。据统计，中国智库数量目前已达426家，仅次于美国。全球100家顶级智库中，中国占六席。
但中国智库的生存状态和运行状况如何？新京报昨天的一篇报道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并不乐观。这篇报道引用了一家“智库”负责人的话说：“我们首要的是让领导满意。课题项目争取过来，我们也想独立研究，但是经常有政府部门的人暗示我们，他们领导希望的方案是什么样的。不按领导的意思走，课题就通不过。”
这一状况令“智库”的体制改革被提上议事日程。据报道，直接为中央决策提供服务，名列世界智库百强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正在酝酿一次史无前例的内部改革。
“智库”说白了就是智囊团。它由各学科的专家学者组成，为决策者提供咨询服务，是现代领导管理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时被称为“外脑”，就是因为它属于外设机构。
但智囊在中国一开始就与体制有着“血浓于水”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军师、谋士、参谋、门客等都是“智囊”，都算“体制内人”。“门客”严格地说不算体制内人，但他们由别人供养，也就成为“小体制”内的人了。
到今天，许多智库仍然保留体制的属性，从中央到地方的社科院、研究中心和研究所等，都有编制有级别，是“全体制”运行的。
有所不同的是，现在有了民间咨询机构，国外的智库也频频受邀进入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时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采纳了邀请国际著名企业家担任顾问的建议，聘请了“洋顾问”。1999年，广东创办经济发展国际咨询会，也开始聘请“洋顾问”。到2011年，世界500强跨国公司及世界著名科研机构的高层领导人共130多人被聘为省长经济顾问。
显然，如果专家的命运完全掌握在领导人的手里，那么领导听不听专家意见，就要看他们的涵养和心情了。而我们的领导通常要掌声有掌声，要喝彩有喝彩，要学位有学位，要头衔有头衔，很容易被捧为“全才”，或者自视为“全才”。这样能呼风唤雨的领导，往往不容易听从“部下”诸葛亮的计策。
这样的体制环境，让一些专家学者养成了为领导提供决策铺垫和化妆的习惯，所谓的“智库”就变成领导的“智裤”，最后连自己也出现“智障”了。人们经常称专家为“砖家”，就是因为他们经常说出一些上不接天下不着地的雷人雷语。
这次对“智库”的改革动力，据称是来自国外智库的挑战。但国内的一些“智库”不能提供真正的智力服务，逼使人们纷纷聘请“外脑”，钱被别人赚了还是小事，而智库出现“智障”、向决策者提供“馊主意”才是大事。“外脑”之所以能起到真正的智囊作用，恰恰因为它能够独立思考，不需要看领导的脸色“献计”。
养“门客”与请智库都需要花钱，但花钱的结果却截然不同，在这一点上人家就比我们聪明，于是他们才会有兰德公司这样的著名智库。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智库只能是“外脑”。美国钢铁公司创始人卡内基曾说过：“将我所有的工厂、设备、市场、资金全部夺去，只要留下我的成员，4年后我仍将是一个钢铁大王。”卡内基去世后，人们在他的墓碑上镌刻道：“这里安葬着一个人，他最擅长的能力是把那些强过自己的人组织到他管理的机构中。”
但卡内基的企业是自己的企业，他知道用人不善只会坑害自己。——然而我们需要对用人的结果负责吗？
（作者 何龙 本报首席评论员）
[人民网-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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