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反腐可提升经济效率

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4-12-02

黄益平：反腐可提升经济效率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认为，反腐肯定影响短期经济增长，但对提高经济质量、提高经济效率是好的

　　■ 人物简介

　　黄益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副院长，中国金融40人论坛和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曾任花旗集团董事总经理、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巴克莱董事总经理、亚洲新兴市场首席经济学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经济项目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政策、金融改革与国际金融。

　　2014年第三季度，中国GDP增速同比增长7.3%，降至五年来最低水平。民生证券研究院执行院长管清友说中国经济暂别最坏时刻，但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随后公开表示，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候还没到。

　　对于有观点称，经济下滑有反腐的贡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副院长黄益平认为，反腐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两个问题。反腐是改善效率、提高质量，以及改善政府运行效率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

　　增长目标定在7.5%仍然偏高

　　新京报：中国经济第三季度的增速降至五年来最低水平，房地产下滑、PPI涨幅连降31个月。对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你是怎么判断的？

　　黄益平：我对今年经济总体趋势的看法是，政府一直在以微刺激或者定向宽松来保7.5%的增长。但是政府每一次微刺激的手段放松一点，增长速度就往下走，这可能意味着经济自我稳定的速度在现在的增长目标以下。下一步会怎么样，我觉得主要还是看政策。

　　新京报：你认为现在的“稳增长”对刺激政策有很大的依赖，如果没有“微刺激”中国的经济会更差？

　　黄益平：我并不反对微刺激，任何政府都会采取一些宏观经济的手段来稳增长。但问题是政府要花多大的力气？所谓的“稳增长”，就是在增长速度比较快的时候往下压一压，增长速度比较慢的时候往上抬一抬。但现在的趋势看起来是政府一直在往上抬。如果抬一两个季度经济稳定了，那就很好，但如果准备抬一年两年，一直抬下去，那说明目标可能定得偏高了。

　　新京报：你认为定多高合适？

　　黄益平：我不用增长潜力这个词，用趋势增长水平这个词，就是政府什么也不干看经济可能是个什么样的增长速度。我觉得肯定是在7.5%以下。

　　新京报：有人说现在中国政府微刺激变成中刺激了，你怎么看？

　　黄益平：一方面来看，政府现在跟四万亿的政策比已有巨大进步。首先，政府已经试图接受相对偏低的增长，原来政府觉得“保8”一定是要保的，但现在已经能接受7.5%，经济增长速度的目标已经下移。第二，采取的政策措施也比以前谨慎多了。以前是举国保增长，而现在的微刺激、定向宽松或精准滴灌，都是有限度、有选择性地支持，但另一方面，现在不确定的是政府下一步要做什么？因此，可能就会有人担心微刺激做多了就变成了强刺激。过去政府都在一直表明微刺激不会变成强刺激。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很好。但以后是不是会定力不够，采取更多的措施，这种风险是存在的。

　　新京报：定力不够是什么？

　　黄益平：就是增长速度下降到7.3%、7.2%、7.1%，就扛不住了，然后再来一轮大的刺激。这种可能性有没有，我觉得肯定是有的。但现在不能说一定怎么样。我的理解就是说政府现在蛮担心的。

　　新京报：有许多学者说6%-7%其实是可以的，从长远来看也会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为什么政府一定要7%到7.5%？

　　黄益平：通常说的是三点：第一，会不会导致比较多的失业，如果有失业社会就不稳定，政府不愿意接受；第二，现在的金融风险已经很多，如果增长速度进一步下滑，会不会出现更明显的金融问题，局部的或者系统性的；第三，担心投资者信心，增长速度下滑，不管是在资本市场，还是在实体经济，如果他们不投资了，说不定经济就会出现更大的滑坡。

　　反腐只影响短期经济增长

　　新京报：近期央行推出了一系列新的定向宽松措施，用总量货币政策来调结构，对此你似乎有不同看法？

　　黄益平：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宏观政策。想要依靠宏观政策来解决结构性问题其实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我也赞成在采取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考虑一些结构性因素。比如说现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些瓶颈，像能源供给，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社保比较落后等，在采取财政扩张的时候适当考虑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是比较合理的，但不能主要依靠宏观政策，这个次序不要打乱。另外，即便在宏观政策当中能够考虑一些结构性的因素，财政政策的准确性也比货币政策高很多。

　　新京报：为什么？

　　黄益平：因为货币政策是通过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流动的，而不是由政府直接实施。如果要依靠货币来支持本来钱流不到的地方，除非给予特殊补贴。比如现在经常说要增加流动性，让银行给中小企业、三农企业提供贷款，那就应该先搞明白，银行为什么不愿意贷给这些企业？无非就是风险比较大，回报比较低。如果中央银行给这些企业提供贷款担保就不用考虑风险问题，如果政府给银行三个点的补贴，就能填平回报低问题。但如果这样做的话，就变成财政政策了。而且银行要做精准滴灌也比较困难。第一，很难选，会变成一个主观判断的问题；第二，钱下去了，企业能不能用到也很难说。

　　新京报：有人认为今年经济增速下滑，有大力反腐的贡献。现在看明年政府反腐工作会继续，是否会继续影响经济增速。

　　黄益平：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反腐肯定影响短期经济增长，但对提高经济质量、提高经济效率是好的。至于增速下滑会不会引起担心，我觉得要考核的不是反腐的问题，而是减速多少就会出现系统性的问题。

　　第二，反腐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两个问题。今年已经在反腐了，明年可能还要反腐。简单来说，如果今年的反腐影响了100元的GDP，明年的反腐如果还是影响了100元的GDP，那对增长就没影响。除非明年力度加大，影响了200块钱，这个影响就大了。这个问题我觉得从经济稳定的角度来说是要考虑的，但不是根本性的。反腐是改善效率、提高质量，以及改善政府运行效率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

　　新京报：你曾经说即使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6%，2020年GDP也会成为全球第一,判断依据是什么？

　　黄益平：我觉得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比较明显。只要不出现大的系统性问题，只要最后能稳住，中国的增长速度都会超过美国的增长速度，要赶上美国只是时间问题。我甚至都不担心会出现局部性的像金融危机这类问题。不过，即便赶上了，中国的人均收入还只是美国的四分之一，发展水平其实和它们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新京报：你说不担心短期之内会发生金融危机，是不担心发生了以后对经济的影响，还是不担心这个事情会发生?

　　黄益平：我说不担心是因为我认为现在政府其实是能够消化这些不稳定的问题，包括银行坏账，地方融资问题，国有企业，信托产品等等。万一它们出了问题，政府是兜得住的。因为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大概就15%。我们国家现在金融风险的问题更多的是流量的问题，不是存量的问题。存量的问题，它是有能力去消化的，但是如果流量没有停止，以后这个压力会更大。

　　资本账户开放应有先后次序

　　新京报：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300多项改革中，你最关注哪一项?你认为哪几项在2015年亟待突破?

　　黄益平：在所有的改革中我最关注金融改革，一是跟我的研究兴趣有关，二是我认为下一步市场化改革的关键在于要素市场的开放，因为过去三十几年改革的一个基本策略，就是产品市场全面放开，要素市场持续扭曲。而在所有要素市场扭曲中，金融市场的扭曲最为普遍，也最为严重。三是因为既然要走向市场化经济，一个有效的金融体系是必不可少的。2015年还需要突破的领域很多，最看不清楚但也至关重要的有国企改革与土地改革。金融改革的大方向很清楚，但什么时候改、怎么改、改到什么程度，似乎并没有形成共识，这些也还有待突破。

　　新京报：你观察这一两年，哪些改革是做得比较好的?

　　黄益平：力度最大、最直截了当的就是减少行政审批。这项工作从李总理上任后就开始在做，动作也非常快。此外，财税改革动作也比较快，尽管有争议，但方案出来后就很快推下去了。像户口制度、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和松动也比较明显，我觉得(明年)应该说有比较大的进展。

　　新京报：你一直认为金融改革是此轮深化改革的核心，那么金融改革进展如何?

　　黄益平：金融改革争议比较大。大家都觉得要进行金融改革，央行的方向也比较明确，但到目前为止，进展比较慢。可能是因为现在经济下行，政府对金融改革持比较谨慎的态度。怎么改、改多少、怎么协调，没有形成共识。

　　新京报：关于资本账户开放，你觉得是到了一个可以开放的节点了吗?

　　黄益平：可以逐步开放。但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是先后次序的问题，利率还没市场化，地方融资平台问题那么大，如果放开，(企业)不向国内借，都跑到国外借，那怎么办?第二，还需要有一些条件，比如监管能不能跟得上，以后会有许多其他的风险出来。简单来说，放开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你可以提高资本利用效率，坏处就是会带来新的不稳定。新的不稳定如果处置不好就是新的金融危机。

　　新京报：有学者担心央行将资本账户开放了，但中国的经济增速达不到一个很好的水平，投资者信心会下降，资本外流，最后形成金融危机。你怎么看?

　　黄益平：直接投资可以放开，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长期投资，不是短期的投机性的投资。但是要谨慎开放不意味着全部放开，不管制了，在很多领域还是可以管制的，证券市场投资、金融创新产品投资，包括银行跨境信贷流动，都可以有所管制。在经济不稳定的时候，适当地放慢开放的步伐，我觉得是合理的。即便到真正完全放开之后，我觉得对短期资本流动也是要有一些限制的。

　　国企改革重在管资本和去行政化

　　新京报：你之前说过中国深化改革的核心是金融改革，前提是国企改革。国企改革为什么这么重要?

　　黄益平：如果国企做不好，软预算约束不改变的话会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会影响金融风险，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它可能也是一个内生的。如果它一直做不好的话，那政府潜在的财务负担会不断上涨。毕竟对一个国家来说，最终还是要看政府本身负债是多少。

　　新京报：按照你的观点，国企到底应该怎么改?

　　黄益平：政府首先应把自己看成一个普通的出资人，而不是上级或主管单位。从以前的管人管事管企业转变成管资本。我倒不是很介意政府在一些企业做大股东，但政府要把自己只当成大股东对待，大股东的影响的确要大一些，但要把目标搞清楚，大股东是出资人，最应该关心的是资产的回报和企业的发展，而不是官员的想法或政府意向，这是根本区别。我觉得最终落实到企业层面，是两个事情，一个是管资本，第二个就是去行政化。

　　新京报：现在政府的很多政策其实是考虑到民众意见，按照你的观点，政府不需要再考虑舆论了吗?

　　黄益平：有一些企业政府完全放开当然是不行的，像水电、公共交通这些项目可以采用PPP模式。即政府与私人组织之间，以特许权协议为基础，彼此之间形成一种伙伴式的合作关系，并通过签署合同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具体做法就是政府限定价格，公交车不能随便乱涨价，政府给予一定补贴。但我们过去的做法就是直接让政府的企业来负责运作，把补贴变成无底洞。你不知道它到底需要多少是够的，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想要依靠宏观政策来解决结构性问题其实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我也赞成在采取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考虑一些结构性因素。

　　资本账户可以逐步开放，但放开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你可以提高资本利用效率，坏处就是会带来新的不稳定。

　　政府应把自己看成一个普通的国企出资人，而不是国企上级或主管单位，其角色应当从以前的管人管事管企业转变成管资本。

　　新京报记者林其玲实习生向倩芸北京报道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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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背后的改革逻辑：创造经济可持续增长生态

　　反腐为经济创造可持续增长生态；中国反腐巨浪背后兼具改革逻辑

　　■ 编者按

　　中央强力反腐之下，我们既看到老百姓的拍手称快，也有坊间流言，“许多地方官员都不干事了，也不敢干事了”，因为不敢寻租，没有干事的动力；也因为反腐严厉，积极干事意味着更多出错概率。

　　国务院7月组织了那场规模空前的大督察，目的即包括破除“政令不出中南海”之弊，推动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强力督察背后，说明官员不作为已成为一种现象。积弊多深？

　　在中国当下政府部门对资源配置拥有巨大权威的经济模式中，地方官员的消极会如何影响经济增长？

　　林卿颖是参与国务院督察组的少数媒体人之一，近距离观察了当下强力反腐环境中政府部门真实的运作状态。

　　同时，经济学家陆铭和合作者曾完成了一项《反腐败、市场建设与经济增长》学术研究，论文刊发于《经济学》（季刊）杂志。

　　新京报特约林卿颖撰写跟随国务院督察组的所见所感；并专访陆铭教授，就上述话题展开辨析。

　　十八大以来，中央“拍蝇打虎”式反腐日趋苛严。

　　高压反腐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据统计，一年来在中纪委网站“案件查处”一栏公布的落马官员，即有547人，包括1名前政治局常委、2名副国级官员和37名省部级官员，平均每个月近50人。

　　但反腐也有代价和成本。有国际金融机构测算认为反腐可能拉低今年中国经济增长0.6至1.5个百分点，这同时引发国内一些专家对经济稳增长的担忧。如湘鄂情等高端餐饮业，自八项规定实施后，即遭遇断崖式下跌。

　　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时，一些观点将保增长和强反腐割裂看待，似乎非此即彼，陷入两难。人们关心，高压反腐是否持续？反腐是否有最优路径可循？

　　检视强反腐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增长问题，可以看到，当下的反腐巨浪背后兼具改革逻辑，反腐和经济增长并不矛盾。反腐和改革，其归宿终将并轨一处，那就是建立可持续经济增长生态。

　　中央大督察：摸底施政现状

　　十八大以来，中央派出了208个巡视组，在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1214个地区和单位进行了巡视。一大批“老虎”“苍蝇”被打落马下。

　　与此同时，国务院也派出督察组，在巡视组发现问题的基础上，力求解决问题之策。

　　7月份的国务院大督察，抽调了100余人，成立8个小组，分赴27个中央部委及16个地方省市。笔者参与其中。督察组所到之处，直面问题，务实高效，部委组每天只能搬两张凳子在会议室打个盹，地方组则经常开会到凌晨。

　　接受督察的部委和省市要求先深入开展自查，形成自查报告递交督察组。督察组在审阅自查报告的基础上，进驻实地督察。

　　实地督察一般流程包括听取主要负责人汇报、召开座谈会、审阅文件资料。

　　广泛的督察事实上成为一次对施政现状的全面摸底。在召开座谈会之外，督察组还采取问卷调查、约谈，暗访形式深入调查；地方省市督察组则深入到县、乡机关、企业、高校、公共服务机构，甚至施工工地进行实地调查。

　　在督察国家发改委时，参与工作汇报和问询的发改委官员近百人，包括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在内，仅司局及以上级别官员便达50人。

　　因督察工作涉事之深，每日督察结束后内部总结会上，督察组成员都能直接开列受督部委省市的“问题”。这些问题以涉及未来的改革方向为着眼点，标本兼顾。

　　以督察“磕”放权

　　如果以“成本”视角分析反腐与经济增长，在公权力市场中，“审批”可看作最重要的商品，也是各部门的“命根”。新一届政府甫一成立，即以削减行政审批作为改革抓手。

　　笔者见识了中编办和国务院审改办工作作风，面对各部门的“命根”，可谓毫不含糊，一项项磕除。

　　7月5日，住建部相关负责人即接受了中编办的约谈，探讨审批事项削减空间。

　　住建部23项行政审批事项，可分为三类：“管企业”、“管人”和“管其他”。“管企业”包括房地产开发企业一级资质核定等；“管人”即建筑师资格认定等；“管其他”则包括部分城市规划审批等。

　　中编办认为，企业资质和人员资格审批国际上都由协会干，住建部可以考虑将这部分职能剥离出去，腾出手来“强化城市规划等的管理”。住建部则担心取消后容易滋生弄虚作假，影响市场环境。

　　但面对改革大势，一周后，住建部决定，对涉及8项人员资格的审批事项将“全部取消”。

　　反腐的“成本”

　　根据中纪委公布的信息，截至今年二季度，查处违反“八项规定”问题数47150例，处理61703人。比较集中的“问题”主要包括公款大吃大喝、公款旅游、收送节礼等。

　　反腐的“成本”主要包括两大块，一是对相关产业的影响，如上述“问题”中涉及的奢侈品行业、房地产业、高端餐饮业、旅游业等。二是官员不作为或消极作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些成本，也正是部分研究者担心“损害经济”的缘由。

　　本次规模空前的国务院大督察，其背景就是按照李克强总理的要求，破除“政令不出中南海”之弊。这项极为明确的督察目标背后，说明官员不作为已成为一种现象。

　　国内外许多研究表明，一定条件下，腐败具有资源配置的功能，尤其在国有制主导下的经济体中。这就是所谓“腐败是经济的润滑剂”。

　　但应该看到，从更长期的经济发展视角衡量，腐败无疑带来巨大的社会损失，包括资源错配、社会福利损失、信用成本增加等。腐败对经济发展危害的研究汗牛充栋。

　　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认为，腐败不但会吞噬改革的成果，而且将瓦解公众对改革的支持，引发激烈的社会冲突，成为终结改革的致命杀手。

　　“中国面临腐败和改革赛跑的挑战”，周其仁说。

　　反腐与改革并辔推进

　　综合国内外多家机构研究预测，中国经济很难回到增速8%的快车道。当前中国，经济增长趋缓的“新常态”成为不得不面临的现实。

　　将反腐和改革一并纳入中国当前面临的“新常态”现实，可以看到，反腐与改革并辔推进，成为新治理策略核心内容。

　　如果孤立起来看所谓反腐，容易放大高压反腐的负面效应。但观察席卷全国的“督察”行动及前后多项举措，可以看到高压反腐背后中央政府深化改革的决心。

　　目前，行政审批、财税预算、政府采购、司法制度、国资国企等体制机制改革多点开花，与反腐并辔推进的改革和制度建设已成势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反腐倡廉要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指出：反腐要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

　　反腐背后的制度建设诉求，已为最高执政者明确宣示。复旦大学教授陆铭的研究结论认为，对于政府来说, 更为根本的反腐败措施是建设市场，只有最大限度地完善市场，才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腐败活动的根源——政府的特权。

　　陆铭的研究模型证实,当资本积累（社会的产出能力）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合理规划反腐路径，加大反腐力度，可以实现在反腐败的过程中经济的持续增长。

　　无论反腐还是改革，其出发点和归宿并轨一处，那就是建立法治制度保障下的可持续经济增长生态。

　　而依法治国，正是10月份即将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讨论的核心内容。以如此鲜明的主题巩固反腐成果，护航经济增长，公众拭目以待。

　　□新京报特约撰稿林卿颖

　　陆铭：反腐与经济增长没有“负面关系”

　　经济学家陆铭认为，反腐对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是主要的，反腐本身是一种价值

　　8月初，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的一篇文章，引发境外媒体误读。这篇文章被解读为“若进一步反腐，会损害经济增长”。徐高随即发表文章称自己的文章被“严重歪曲”，并称，反腐对中国经济不仅有益，更是中国经济实现长期健康增长的必要举措。由此，反腐与经济增长的话题，引发热议。在此之前，年轻经济学家陆铭曾经撰写论文研究反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8月6日，新京报就此专访了陆铭。在他看来，反腐与经济增长没有负面关系，反腐败本身就是一种价值。

　　反腐败本身是一种价值

　　新京报：你和合作者在2005年发表的论文《反腐败、市场建设与经济增长》，现在已过去将近十年。你当初是怎么想到确定这个论文选题的？

　　陆铭：当时想到这个论文的选题，就是因为我和我的同事孙刚和张吉鹏在现实生活当中观察到存在一些腐败行为，觉得有必要去研究腐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理论关系。

　　我们也观察到东亚经济体普遍在进入中等发达阶段以后，反腐败力度加强，政府受到有效的约束，法治水平大大提升。于是，我们特别想知道，经济增长和腐败之间的关系，以及随着经济增长水平的提高腐败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新京报：你在论文中指出，只要选择合适的腐败治理力度，就可以保证在加大腐败治理力度的同时,实现经济在达到稳态前的持续增长。现实中，普通人或者反腐败执行者怎么衡量这个力度？

　　陆铭：我们在论文当中所提到的这些标准只是在理论上的探讨，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不可能成为指导实践的原则，否则就太书生气了。

　　反腐败本身还有很多在我们的研究当中没有被纳入进去的一些非经济的影响，如果考虑到这些，在反腐败的过程当中不可能根据理论上的推导来制定反腐力度的标准。

　　新京报：你的论文引述观点认为，反腐败如同治理犯罪一样是对社会成本与社会受益进行权衡的结果。政府需考虑打击腐败的成本以及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激励政府官员放弃腐败活动的成本。在中国的现实下，激励官员放弃腐败的成本是什么呢？

　　陆铭：反腐败对经济增长有益，包括对于经济增长有潜在的收益，也包括对于社会发展公平性的收益，还有就是反腐败本身可以成为一种价值。但是反腐败也是有成本的，包括制度的建设，反腐活动的执行成本，这些都需要耗费经济资源，因此在理论上存在反腐败的收益和成本的权衡。

　　另外，许多国家都有针对政府官员而设计的一些激励机制，比如说特殊的养老金制度，公务员相对社会平均较高的报酬水平，这些都可以激励政府官员长期努力工作，来获得长期回报。

　　这些防止腐败的激励机制本身也需要付出一定的经济成本。但这些制度本身必须以市场竞争比较充分作为前提条件，也就是说，进入公务员队伍工作这个机会本身是竞争性的。否则任何事后的高报酬水平和福利水平，都不能有效地防止公务员出现腐败。

　　新京报：你在论文中说，应该明确地反对两种认识上的极端：一种极端是认为腐败活动需要不顾一切代价地予以打击;另一种极端是认为腐败活动有利于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担心反腐败会使经济增长难以持续。

　　陆铭：对于反腐败来讲，首先我们应该看到，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制度环境在不断的进步，市场竞争体系在不断的完善，这时，反腐败对于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是逐渐下降的。

　　即使存在一些负面影响，也是非常次要的方面，反腐本身对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是主要的。

　　而且我们还应该看到，反腐败本身是一种价值，从长期社会发展来看，反腐败并不仅仅需要考虑对于经济增长本身的影响，政治的清廉、制度的公正性等本身应成为一个健康社会所追求的价值。

　　反腐对经济增长长期具有正面影响

　　新京报：你的研究认为，中国反腐败的根本任务是进行市场建设。怎么理解这个观点？

　　陆铭：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最好的方式就是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如果有了公平的、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腐败活动作为配置经济资源的一种方式，它的作用就不重要了，这时反腐败的损失就会减少。

　　新京报：怎么理解“市场建设是反腐败的根本措施”？

　　陆铭：不能错误地理解为政府什么都不管，市场经济体制就自然得到建设了。市场的公平性和竞争性本身是需要有一系列的制度进行保障的。民主和法制建设本身就是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制度环境。

　　只有通过民主和法制的建设，才能保证在竞争性的条件下将资源配置给资源利用效率最高的使用者；同时，政府的权力才能得到有效的约束，有效地防止腐败的产生。

　　新京报：怎样在反腐败的同时，提升市场的建设？

　　陆铭：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过一定的腐败现象。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制度越来越完善，市场体系越来越有效，腐败活动就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因此，当前中国所需要的是在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过程当中不断地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民主和法制建设本身就是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新京报：有观点认为，经济增长是一个动态连贯的过程，目前突如其来的高强度反腐会打破政经运行的“平衡”。该如何看到短期的平衡被打破和长期的发展问题？

　　陆铭：首先，我认为，我们的公务员队伍和政府官员队伍里的绝大多数，不应该是为了腐败而做政府官员或公务员的。因此，对于腐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要区分短期和长期。

　　在短期里，反腐败会导致某些消费（特别是奢侈品）领域供需失衡，从而影响经济增长。另外，因为不敢寻租，个别政府官员努力程度下降也是可能存在的。

　　但在长期，我并不认为反腐和经济增长之间有这样的负面关系。

　　在经济学研究里，没有任何研究能够说明腐败程度越高经济增长速度越快。而从国家和国家之间相比较而言，反而是比较发达的国家政治上比较清廉，腐败程度相对较低。

　　应该看到，反腐和制度建设对于经济增长的长期正面影响。比如市场主体会因为制度的改善而面临更为公平的市场竞争。企业家可以将精力更多放在企业的经营管理和创新上，而不需要将大量的活动用于寻租行为。

　　如果有廉洁的环境，企业的投资也可以更多进入生产性投资，而不需要支付额外的腐败费用。同时，由于制度环境的改善，人们也会认为自己的努力可以获得公平回报，从而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

　　新京报：你在论文中也引用了“有效腐败”这个概念。公众该怎么看待这个概念？

　　陆铭：做这样的理论讨论之前，我必须要首先强调，这些理论上的讨论并不应该作为现实生活当中反腐败标准，因为区分有效腐败和绝对腐败在操作层面是非常困难的。

　　新京报：怎么理解这两个概念呢？

　　陆铭：有效腐败主要是指，在腐败过程中，经济资源被配置给了生产效率较高的使用者，这时，腐败活动的确可能将资源分配给了生产效率更高的企业。

　　与此相反，如果腐败并没有将经济资源分配给更为有效的企业，那么这种腐败就是绝对腐败。甚至有些腐败活动根本就和经济资源的分配没有关系，比如说，利用公款进行无节制的消费等等，这就更是绝对腐败了。

　　□新京报记者杨万国实习生田思奇北京报道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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