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4-12-20
不改变思维模式，就要落后挨打
杨培芳
此文根据杨培芳在“新华网思客会•新经济跨界谈”上圆桌对话的发言整理所得。
新经济的三个维度
中国新经济的“新”，是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阶段来讨论的，从三个维度来看可能更全面。
一是我们国家的经济从高速发展走向中高速或者中速发展阶段，不可能完全按照传统的经济模式走发展钢铁、机械的路子，然后再到房地产和金融。按照美国传统的思路，这个路子已经越走越窄，所以我们要考虑新的思路、新的发展、新的增长点。包括克强总理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二是我们要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需要两个维度的东西。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秩序，怎么建立一种新的秩序，这两只手很重要。但是在十几年前我就发现，一位北大教授也谈到需要三只手，因为在新的情况下两只手已经忙活不过来。市场要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要起到辅助或者引导的作用，而还有一只“手”叫做社会协同，也叫做社会治理或社会监督，我觉得很重要。我也支持强调三只手的作用，所以希望在座的各位顶级的经济学家也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三是经济转型，就是由原来的GDP增长考虑到经济结构的优化，GDP要注重质量，考虑到创新，考虑到新的互联网经济的到来。互联网经济出现了两个新情况：一个是新的增量的部分，是原来没有的，还有改造的传统产业，包括原来“只是一个交流”的互联网；第二个阶段是媒体，第三个高潮就是和生产力结合起来，也就是与3D打印、云计算、物联网、智慧地球、智慧交通、智慧城市结合起来。另外，我觉得工业时代这和高红冰讲的并不矛盾，而是应该相互结合的，那样可能会出现新的天地。
不改变思维模式，就会落后挨打
2014年发生了几个重大事件，其中之一就是《21世纪资本论》的出版。这说明，目前来讲工业经济是高峰，在新经济下也有些新的变化。大家应该关注一个重要的问题：在新常态下，再按照传统的工业思路去做，那么有些领域是走不通的。刚才高红冰也强调了新经济的一些新特征，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它的生产力核心工具在变化，也就是技术在变化。马克思讲过，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他还说，用手推磨产生的是原始社会，蒸汽机推磨是蒸汽机的社会，而互联网推磨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大家要做好的文章。
新经济从技术方面开始产生影响，波及到生产方式、经济模式，包括我们的一些思维模式，都要随之改变，如果不改变就会落后挨打。三百年前或二百多年前中国的丝绸生产很厉害，在全世界都首屈一指，但由于中国没有赶上蒸汽机的热潮，所以英国、法国、美国的纺织品大量涌到中国，把中国的丝绸产业给搞掉了。后来美国人发明了电器，英国人却说电器解决不了蒸汽机的问题，解决不了动力的问题，所以英国人也不在乎电器，后来他们也就落后了。
现在，虽然美国人是互联网的发明者，但在某些方面，比如刚才高红冰谈到的，他已经在互联网经济领域让位给了阿里巴巴。整个世界的情况都在转变，我们的思维模式也要转变。我们不能身体已经进入21世纪，我们的思维方式还停留在旧时代，这一点我很确信。
进步和创新需要跨界人才
跨界就意味着进步和创新，但跨界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比如大家都知道的诺基亚，它原来是搞木材的，后来跨界搞手机，当时是很成功，后来却正是死在手机上，这是失败的一个教训。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成功的例子，根据我的总结，成功的路径主要是三点，一是要跨界，二是要融合，三是要创新。
为什么要融合呢？互联网信息有渗透性，它能渗透到各行各业，包括农业、交通、运输、商业、金融业、制造业等等，这些渗透的过程就是一种“跨界”，马云就是一个最好的典型。他原来是搞商业的，然后跨到互联网，最后融合了互联网和商业，再加上有所创新，所以他才成功了。
将来，我们的各行各业都会出现很多新的跨界者。比如丁磊，原本是电信业的，想跨界搞互联网，但是跨了半天搞不成，稍微有点成就就出来了，但是电信自己就跨不了。这其中有很多条件和限制，所以一定要找到自己的优势。
最终我们还是要有跨界的人才，既懂得传统经济，也懂得互联网新经济，这样才能通过融合创新出台一个新型的产业，而不是一会儿到这边、一会儿到那边，像诺基亚似的，最后就死掉了。
信息时代的核心生产力是什么？
农业时代的核心生产力是耕牛和炼钢，所以它的时代特征叫做分散与封闭；工业时代的核心生产力是动力和机器，那么它的时代特征是集中与垄断。而信息时代的核心生产力是互联网，它的时代特征就应该是相互关联（或者叫扁平化的关联），而不再是小农分散、封闭的特征了。这点很重要，希望大家从这三个特征发散开来，分析出更多的研究课题。
(作者 杨培芳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理事长）
[新华网]
橄榄型社会：越闭塞越贫穷
杨培芳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而信息经济具有天然大众化属性，发展信息经济更有利于缩小城乡、区域和人群的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使我国更快进入稳定发展的橄榄型社会。
贫穷的一个重要根源是信息闭塞
解决贫困问题有两种思路，一种是传统的解决思路，就是先鼓励富人创造财富,等富人足够富了之后，再通过收税，捐赠，经济学叫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来反哺穷人。有第二个思路，就是利用信息通信直接提高穷人素质，让他们自己创造财富。 美国诺奖得主舒尔茨认为，贫穷的主要根源不是土地贫瘠和产业落后，主要根源是由于教育落后和信息闭塞造成的劳动者素质底下。
怎么样才能更快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我们不能沿用传统的传统经济学的办法，应该考虑一个后现代化新经济的办法，也就是通过信息化直接提高劳动者素质，让贫困人群自己去创造财富。有的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们说西部比较贫穷，温饱都没有解决，哪里有钱搞信息化，还是要按照传统办法一步一步地来。
去年我在山西考察，一个村庄办了一个网站，农民上网可以知道全国的蔬菜行情，知道他应该种什么，不应该种什么。最后选择种胡罗卜，产品销到新加坡和日本，整个村子富起来了，他们说不是网络找到了我们农民，而是我们农民找到了网络。农民利用网络的能力和对网络重要性的认识程度是我们这些人始料不及的，非常了不起。许多研究都在证明，解决信息闭塞的问题比教育落后问题更为急迫，因为通过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是个百年工程，而解决信息闭塞问题至多需要十几年。
传统发展方式不可持续
我国经济如何继续保持稳定增长，这是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由于收入差距的拉大，许多有钱人没有东西可买，许多想买东西的人又没钱。现在既需要转变生产架构，又需要转变收入结构，通过信息消费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几十年来我国主要靠钢铁、水泥、房地产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现在的市场空间几乎用完。1958年我国领导人认为，只有有了钢铁，国家才有实力。于是全民炼钢，为了实现1070万吨钢的目标,搞得是鸡飞狗跳。现在50多年过去了，我们的钢铁产量世界第一，超过美国钢推额产量的8倍，但是粗钢积压，细钢还要进口；能源产量世界第二，可是单位GDP的能源消耗是发达国家的3-4倍。
最近几十年，我国通信发展确实很快，网络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一，网络装备水平也是世界一流，但是，综合信息化程度却很低，主要是宽带基础设施和各行业信息应用服务落后。如果说社会只存在物质、能量、信息者三中基本资源，那么，我国只有提高信息消费水平，才能有效降低物耗、能耗， 走上节约、环保、可持续发展之路。
信息经济是天然大众经济
我国信息化发展已经出现两个失衡，一个是中东西部的区域失衡，一个是城乡失衡，数字鸿沟非常明显。主要是因为传统经济规则和商业模式阻碍了信息生产力的发展。
然而信息经济又具备摩尔定律、吉尔德定律、梅特卡夫定律，这些定律都表明信息经济的成本递减性、收益递增性和网络外部性，是天然适合服务大众的经济领域。我们必须变革现代企业的传统经营理念。一是经营目标要从利润最大化过渡到价值最大化，二是要从经营者主权过渡到消费者主权上来。三要从同质对抗性竞争发展到异质合作性竞争上来。
长期以来，我国只有营利企业和非营利事业两类经济实体，而对于基础性、公共性企业则按照一事一办的国家临时政策灵活处理。后来有人主张完全市场化改革，结果许多带有自然垄断性质的企业很快由成为高利润甚至暴利行业，石油、电信就是典型的例子。
十八大三中全会决定首次明确，水、电、气、石油、交通、电信行业中自然垄断环节的价格不能完全放开，就是要把技术进步和网络外部性的好处尽快还给广大消费者。基础网络企业应该维持低利润经营模式，以更好发挥它的外部效益，支撑多元化的信息应用服务，以更高的服务质量，更低廉的价格刺激信息消费。
信息化是解决农民问题的重要切入点
我国经过35年改革，基本解决了13亿人的温饱问题，现在钢铁、水泥、和房地产已经过剩甚至出现泡沫，今后最重要的一环是如何启动几亿农民的有效消费需求。
启动农民消费需求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发给农民点儿钱，愿意买啥就买啥！但实践证明这样做的效果并不好。按照农民自己的传统思维模式，当然是吃、穿、住、行，再有点小酒；然后再盖更好的房子，娶上个媳妇,生一窝孩子－－如此循环不已。也有城里的有钱人到乡下一看，啊！农民需要卫生纸和冲水厕所；另一些城里人到乡下一看，啊，农民需要家用电器！
其实无论是农民自己还是城里有钱人，大家都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就是“追求更多物质财富”。按照马斯洛的五级需求模型，农民和城里人一样，首先需要生存，其次就是需要信息，然后是体面和尊严，最后是追求自我实现。解决穷人问题有一条更好的道路，那就是将信息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最重要切入点！不信吗？看一看我国有的地区农民每月40元不限时宽带上网（甚至带视频互动），使他们的信息域一下子跨越几千年，与世界城市同步！什么基础设施问题、公共卫生问题、孩子教育的问题、精细化生产、农副产品销售问题，都变得容易解决了。
因此可以说，缩小城乡信息差距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最重要的切入点，同时又是启动农民有效消费、化解经济危机的大计。问题是我们受传统思维模式羁绊，总认为无论在什么经济阶段，人们的主要任务都是解决“物质产品”的生产问题，似乎只有物质产品才有价值，而公共服务，生存环境都没有价值。
其实我国有些边远山区，既没有电，也不通公路，硬是靠人背驴驮，将通信卫星设备、风力或者太阳能发电设备架设起来，就可以在世界信息高速网中任意驰骋，试问有哪个传统产业能做到这一点！现在的最大问题是我国传统社会精神不适应当今时代；许多现行政策又严重阻碍着先进信息生产力的发展，真诚希望我们的社会少一点路径依赖和浮躁作风，多一点深刻创新思维。
服务穷人也会有利可图
工业经济把有钱人的腰包当作主要目标市场，因为赚富人的钱更容易。于是就有了专门为少数人建造的总统套房和高级轿车。随着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这种高端市场策略在许多领域越来越遇到麻烦。因为物质资源总是有限的，人类不可能沿着物质生产的直线模式无限增长。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市场从短缺经济进入了全面过剩，经济萧条可能是未来社会长期的表现形式。当高端消费者的物质需求获得满足以后，社会生产力还要不要继续发展？朝哪个方向发展？这是有远见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都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在信息产业领域，从高端市场向大众市场的转变趋势更加明显。根据网络经济法则，网络的使用价值与用户的平方成正比。再根据信息流通规则，如果一个信息网络只有少数有钱人使用，可能没有什么信息流量。有差异才产生信息势能，在电信发展史上，已经有过不少采用高端市场战略而失败的教训。象可视电话、“铱星”系统和新加坡的CDMA，仅靠少量高端用户难以支撑一个必须覆盖全国甚至全球的网络，要么公司破产，要么把一个新建的网络全部拆除！
传统经济的基础资源是钢铁和能源，网络经济的基础资源是沙子（硅）和信息。厂商理论的一个重要依据是资源稀缺与可占有性，网络服务的重要理论依据是信息过剩和可共享性。成本构成与价值实现形式正在给传统理论带来严重的挑战。华为公司正是用高性能、低价格策略在全球电信市场取得了极大成功。
近代社会让人们养成占有更多物质财富的习惯，一方面，如果人们不去努力追求物质财富，今天的生活肯定还是像工业革命以前那样困苦，但另一方面，无限制地追求物质财富，也会形成一个无意义的经济体系。一个人占有过多的物质财富，就像喝了过量的啤酒还要再喝一样有害健康，一个国家拼命生产了大量钢铁和水泥还要扩大产量，这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也要患病。经济实践越来越证明，未来社会不是物欲无限膨胀的社会。因为人们的理性迟早会认识到，传统经济的病根主要在于金融资本盲目投资生产大量物质产品，反过来遭受资源耗尽、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双双恶化的严重报复。人类最终只能依靠信息生产力对物质资源的代替效应，以更低廉的社会成本提高全民科技、教育、生活质量和保障水平。
信息经济催生橄榄型社会
北京某名牌大学校长在新生入校大会上讲，从我们学校毕业的学生，就是要“做大官、挣大钱”。学生听得过瘾，家长也觉得惬意，因为谁不希望自己孩子光宗耀祖或者当世界首富？学生们沿着这个宝塔阶梯，一批一批淘汰别人、提升自己，就是梦想当人上之人。
如果整个社会心态都以宝塔顶端为成功的标志，达不到顶端就是失败者，而失败者只能沦为人下之人，成为不能流芳百世，甘愿遗臭万年的社会牺牲品。这样的心态怎么能使社会和谐安定，又怎么实现全面小康？
人们必须明白，社会顶端巨富阶层永远是极少数人，他们不具有社会表率作用，低端贫困阶层也应该是极少数人，人们自然不会以他们作表率。只有中等收入者应该是多数人，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也是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关键。但是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形成了一种褒富、悯贫的社会心理，使为数不多的中产者承受着过重社会负担。整个社会心态和社会结构发生了严重扭曲，传统市场规则使许多发展中国家走向两极分化的M型社会。
随着科技进步和信息的日益透明，经济个人主义伦理正在发生动摇，贪婪占有物质财富的理论工具也开始锈蚀。诺奖大师布坎南指出,现代经济学在快速发展中已经觅迷失了救世的激情和公平的梦想。前美国总统顾问斯蒂格利茨则说，始自亚当.斯密，经过200多年发展的经济学核心—标准的竞争均衡模型并不能很好地能反映市场经济，其中很多结论都是错误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凯恩斯主义都难以保证市场的长期活力，我们正在接近一种处于两者之间的哲学，它将为我们的时代指引方向。
信息生产力正在悄然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价值观念、哲学基础和思维边界，资源共享、公共理性、合作共赢将把人类推向以知识中产者为首的橄榄型社会。
按照劳伦斯曲线和基尼系数方法，我国基尼系数已逾0.5，而欧洲、日本一些发达国家为0.2－0.4之间。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知识劳动阶层将扩充中产者队伍。因为多数知识劳动者在解决生存和安全以后，不会无限追求物质财富，他们有更多的非物质追求，成功者的标志不再以金钱为尺度，物质财富必然逐渐走向相对均衡。
2010年，比尔盖茨和巴非特来华邀请中国富豪吃饭、劝捐，中国富豪总体表现冷谈，这里边有中国社会环境问题，也有复杂的社会心理问题，但是总体上讲，中国不适合让少数人暴富之后，再通过二次分配、三次分配实现社会均衡，中国需要在一次分配就考虑公平因素。如果完全按照个人理性经济规则，欧洲应该比美国出更多的世界首富。居里夫人、英籍华人高锟（光导纤维之父）比盖茨的贡献毫不逊色，但是他们没有利用传统市场规则谋求利润，而是使科学技术迅速向社会大众普及。再比如欧洲的GSM移动电话系统和W-CDMA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还有中国人发明的激光印刷术和许多开放式优秀计算机软件，发明者都没有像美国人那样追求垄断利润，而是更有效推动了社会进步。
现阶段的信息技术既张扬公平，也放大邪恶，甚至可以利用信息不对称，追求一夜暴富、一曲成名。但是网络最大的社会功能就是使信息快速透明，而信息透明就意味人类将生活在一个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熟人社会或者地球村庄。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只有真诚合作、平等交往者才能获得持续发展的机会。
如果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那么网络之磨必然会催生以知识中产阶层为首的橄榄型社会。
[新华网]
信息社会的哲学思维是多元协同
杨培芳
机器生产力时代，以牛顿力学为核心的思维方式形成了对立斗争的简单化决策方法。人与人的对立，人与自然的对立，斗争与反斗争，压制与反压制，控制与反控制的思想方法使人类社会遭受了太多的苦难。在经济学领域，人们长期纠结在凯恩斯主义和达尔文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权威主义的两元悖论之中，没有任何体系创新，也越来越找不到解决现实经济问题和社会难题的出口。
社会发展到信息生产力时代，人们遇到的诸多问题已经不可能在牛顿力学的单一因果链的思维平台上获得满意的答案。人们经历了集中还是分散、权威还是自由、政府还是市场两种对立思想体系的长期磨擦以后，开始寻求超越工业时代二元哲学思维模式，用多维模型、统筹兼顾方法建立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多元协同关系。
达尔文时代，人们曾普遍认为生物进化只能被动地服从"自然选择、优胜劣汰"这把利剑，说明那个时代的人对能量和力学的畏惧和崇拜。到了近代，科学才发现某些复杂开放系统在外界环境变化达到一定阈值时，就会自发形成一种有序结构。这就是说，有序并不总是在力学规律下被强制形成，环境的作用可以使某些开放系统形成自发有序。我们可以把开放系统分为自然系统和人类社会系统，自然系统的自发有序主要是单向力学作用的结果，可称作自组织化，人类社会系统的自发有序则是依靠信息形成协同互动作用的结果，可称作互组织化。退一步讲人类发展的早期阶段或许尚适应达尔文的力学自然选择规律，那么随着时代发展，人类发展越来越适应信息公共选择规律。
如果说农业社会是以物料为主导的无组织化社会形态，工业社会是以能量为主导的被组织化社会形态，那么信息社会不是被组织化社会形态的继续，也不是自组织或无组织形态的复归，而是一种新型互组织形态。一个报告厅有几千人随意鼓掌，在一片杂乱无章的掌声中过不了一两分钟就会形成有节奏的规律性掌声，这就是著名的尼格罗庞蒂互组织试验。该试验告诉我们，虽然现代社会还有许多不和谐的声音存在，甚至在计算机网络里仍有大量有害的信息，但是随着信息越来越透明，协同自律能力会大大增强并很快消灭少数不协调的声音，将它们淹没在共振的旋律之中。如果这种多元协同的互组织思想能够在后现代认识论中立足的话，那么目前人类面临的许多难题，大到中东战争、中到经济危机,小到企业竞争和人际关系,都可以找到根本解决的线索和方案。
农业时代适合分散个体化生产方式，工业时代适合集中标准化生产方式，信息时代适合多元协同化生产方式。几百年来，不加节制工业文明把人们带进了个人理性的误区，许多学者把现实社会的恶性竞争、弱肉强食、贫富悬殊视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他们信奉利己行为可以促进社会整体福利增长。实际上人们看到的则是金钱万能、物欲横流、诚信缺失、坑蒙拐骗，一切人坑害一切人的战争正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上演。
随着信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分工进一步细化，交易、交往频次快速增长。人们逐渐发现，在交往中一味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结果不是双赢而是皆输！人类生产的根本目的也不是攫取利润，而是提高生活质量。除了满足基本物质需求之外,还需要两个最重要的东西,一是自然环境,二是人文环境，它们都直接影响人的生存质量。如果说人类要满足基本物质条件尚要靠利己动机来推动，那么满足交流与尊重需求要靠平等互动的力量，满足自我实现需求则要靠牺牲精神。而个人利益最大化、占有欲无限膨胀、损人利己、贪得无厌不过是工业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个插曲。有人将高层需求理解为个人长远利益的另一种表现方式(沽名钓誉)，这种简单化的理解是对人类“天下为公”理想共识的亵渎。
理论前沿也从两个方面支持回归平等互利的经济伦理。一是著名的“纳什均衡”，二是艾克斯罗德的“合作进化”模型。约翰.纳什用数学方法证明利己主义非合作博弈的均衡结果肯定是进入“皆输”的陷阱。后来他又在“三人演化合作博弈研究”中进一步证明，“如果交互的生物体或人类被假定为仅有自私、非合作的动机时，合作行为的自然演化是完全不可能的。真实的人类行为显然是由一些复杂并且促进彼此之间合作的本能来引导”。
艾克斯罗德则用计算机建立合作进化论模型证明，人们经过上千次重复博弈发现，无条件利他主义者和赤裸裸的利己主义者都很快被淘汰；阴谋诡计者一度获得最多繁衍机会，但最后也被淘汰出局；只有平等合作者才能获得长远生存和繁衍机会。遗憾的是现实的人类交往和经济交易不可能一对一重复上千次，因此，该模型在现实社会不能收敛。
信息生产力的快速渗透使社会变得越来越透明起来，在同一个地球村庄，所有交易交往行为都要豁然阳光之下，谁好谁孬，社会自有公论。经济主体之间的非合作对抗性竞争不再像工业社会那样有效，人类将进入一个“自己活也要别人活”的闭环系统。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人们才会发现，遵循平等合作规则要比通过欺诈获得少数几次不义之财更有利。一个新的经济机理正在形成，那就是：“只有为别人创造价值，才能获得自身的合理利益”，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将实现高度的统一。
有学者在欧洲一个小镇观察车辆通过一座小桥的情况，桥很窄，一次只能通过一辆汽车。尽管队伍排的很长，但由于视野开阔，总是一边通过3－4亮以后，另一边再通过3－4辆，没有警察也不用信号灯，秩序很好。它进一步证明，只要信息足够透明，人们会自觉遵循公共理性规则行事，因为人们既不愿做专门利人的圣人，也不愿做损人利己的恶人，多数人还是愿做与他人平等相待的凡人。
我们并不知道人类未来能不能进入一种理想的以“利他”行为主导的君子国社会，但可以预见的是，人类正在摆脱利己主义的个人理性市场经济，进入一个以平等、合作、互动为主要特征的公共理性市场经济阶段。因为信息网络创造了透明、平等、合作的刚性氛围，在这样的环境中，惟利是图者越来越没有市场，损人利己者会更快得到报复，只有诚信的平等交易者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机会。人们不能脱离他们所在的时代，但每个时代都需要一批站在前列的人。
[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