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5-02-23
“一带一路”2013年提出来，开始大家都不太明白。经过这段时间的研讨。我谈一下我个人的理解。 “一带一路”虽然只是习近平的倡议，但具有高度的战略意义。
为什么我们要“一带一路”？
第一，金融危机打破了“西方消费、东方制造”模式，国际分工重组。
整个世界经济，特别是经过了这次金融危机以后，整个的世界经济在重构。过去那种“西方消费、东方制造”这种国际分工的模式现在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西方国家，美国、欧洲的消费能力会下降，它的储蓄在增加。它再靠借钱来消费难以为继了。同时，对咱们东方制造，我们大量出口、大量顺差的这种模式现在都进行了新的重组。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有新的市场，需要有新的发展模式。
第二，全球性产能过剩加剧，需要新需求、新增长动力。
产能过剩，其实不仅是中国碰到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全球碰到的问题。因为现在各行各业，包括最近出现的石油价格大量的下降，包括铜价一天就跌了7%，整个的大宗商品的过剩跟全球的生产过剩都非常有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全球范围内需要新的需求，特别是需要新的增长动力。
第三，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重构，TPP\TTIP需要第三极来平衡。
我们前几天在美国跟很多的美国官员和企业家接触，他们说这是很好的、很高大上的规则，但是真正推行起来还是很困难，因为即使是发达国家，以及那些和发达国家联系比较紧密的发展中国家也不是全能接受这么高的规则的。假设这两个都成立的话，那么一个把泛太平洋给包了，一个把大西洋给包了，这个世界就剩不了太多的了。我们需要第三极，中国应该积极加入。这第三极恰好就是主要的部分都在咱们这“一带一路”之上。也就是说，这个世界需要一个除了TPP泛太平洋，泛大西洋合作的之外还需要第三极，而且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
从国内的角度我们也需要一种新的战略，新的发展战略，新的开放战略，过去三十年的开放战略是什么呢？是引进来的战略，我们把国门开放，把资金引进来，产品卖出去。这种开放的模式，现在已经受到很大的挑战。
我们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因为劳动工资的不断上涨，基本最低工资，如果加上其它成本的话，几乎都要四千到五千美金一个人，这在国际上，特别是在亚洲已经是相当高的劳动力成本了。所以我们一大批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要转移，一种可能是转移到西部，但是西部的工资也不低，相当部分要不断地转移出去，需要一个承接。
更重要的是过去我们“引进来”这种开放模式现在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从去年开始已经成为了对外投资的净投资国，也就是外国直接投资进到中国来比咱们中国直接投资到外国去还少，而且这个速度一旦出现了之后，我们的对外投资是每年有20%、30%的增长，而引进来投资每年是百分之几的增长，这个差距会越来越大。如果说2002年的时候我们几乎对外投资还几乎为零，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对外投资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从中国内生的经济来说，需要一种新的开放战略，一种新的开放模式，就是在“引进来”的同时要大规模地“走出去”，甚至我们走出去规模比引进来规模还更大，因为中国是一个储蓄率非常高的国家，我们的投资消耗不了这么多，一定得走出去。
基于这些，从国际宏观环境的需求和国内的经济需求，我们需要一个新战略，一个新的开放战略，这个开放战略，我们就可以用“一带一路”来概括起来。而这“一带一路”，大家不要把重点放在“一”字上，虽然它叫“一路”，叫“一带”，但实际上这是我们新的未来开放的一个大战略。
从这个意义出发，我们就可以看，现在我们的“一带一路”，远远超出了过去想的那种“带”，那种“路”的概念。在这里包括国家有65个，人口是44亿，占全世界人口的63%，这实际上是全方位的、更大范围的开放。
而这65个路、带国家，整个的外贸、外资的流入，每年增长是13.9%和6.5%，比全世界平均增长都快很多，而且预计未来的10年，在这65个国家，我们称之为“一带一路”的国家里，整个出口将会占1/3，真正成为第三极。如果说其它的泛太平洋、泛大西洋是一极的话，我们这里出口达到1/3的话，理所当然的成为第三极，当然这里有很多重复的部分。
很有意思的是，在这65个国家里中相当多的国家，人均GDP才3000多美金，跟我们就会有一个发展的差。而这里人口就有将近30亿，这个数字是非常大的，可以创造非常大的市场。
从国内来说，“一带一路”把国内需要大力发展的，特别是在“一带”上，把我们的西部大量开发。在“一路”里，实际上包括着亚太的经济圈，包括跟欧洲经济圈相连，跟亚太经济圈相连，恰好这“一带一路”就把整个世界给包括起来。
如何做好“一带一路”？
一个是资源互补，市场共享，而且在这里面还有充足的资金，我们可以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一些国家是资金过剩，一些国家是资源过剩，一些国家是劳动力资源，一些国家是市场，他们之间的互补性非常强。
而且这“一带一路”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实际上是长期以来多变的、区域的、双边的合作机制。我在亚洲开发银行工作了很长时间，我刚加入亚洲开发银行，在1990年的时候，就推出了各种各样的亚太经济合作，包括湄公河三角区，包括中亚经济合作。这些在过去的20多年里都做了很多的铺垫，各国这种互通的概念，进行亚太经济合作的理念都已形成了，甚至很多的项目都已经设计出来了，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恰好是已经形成的亚太经济合作把它推到更高的层次上，而且事实上现在已经有50多个国家已经明确表态支持和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
这一“带”里面包括新亚欧大陆桥、中伊土走廊、中新走廊、中蒙俄大走廊等。基础设施优先，特别是在这一“带”的时候，首先要把路打通，要把通信打通，这些基础设施是首先要把它做好的。
这个基础设施实际上不仅是在这“一带一路”，其实现在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兴起一种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的热潮，包括发达国家。前几天我们在美国坐的火车摇摇晃晃，在上面看书都觉得不方便，这些都需要重新来建设，再加上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一“带”的发展中国家里，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是非常需要的。按照亚洲开发银行的测算，每年的亚洲国家需要73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包括现在已经涉及的中国、巴基斯坦、孟加拉，包括铁路公路的基础设施，还有油气管道，包括电力通道、通讯的这些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在“一带一路”，特别是在一带方面，在相当长的时间这个是很重要的投资方向，而这个领域恰恰又是中国的强项。
中国的强项，不但在于我们有很强的土建或者说建设基础设施设计施工的能力，还包括我们有很强的资金能力，因为建设这些基础设施需要大量的钱，我们有很多的外汇储备，我们有一定的设计能力，我们可以带资参加这种基础设施建设，这应该说是各国非常欢迎的。而基础设施的投资，根据在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我们长期工作的经验看，一般说来，它的投资回报都是相当稳健的，而且都会造成很多很多的附加的、溢出的效果。所以投基础设施的风险相对比投其它的更小。
我们这个“一带一路”，跟一般的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这种国际组织“把这个路修完了就走了”不一样，我们还有其它的工业产业同时走出去，跟它进行对接。有了基础设施，产业进去就容易，能够发展，可以减少它的成本。反过来，有了产业进去，基础设施才能发挥它的作用，才能还得起这个钱，才能有经济效益。而我们现在正处于劳动密集型产品要大量的外迁，要移到“一带一路”周边国家去，另外我们其它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工业，像核电、轨道交通、工程、机械、汽车等等，这些都可以作为我们到国外投资的强项。
像过剩的产业也可以向这些国家进行转移，这些都是别人非常欢迎的。而且就跟我们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一样，我们极度需要其它的外国资金到中国来投资一样。此外，在“一带一路”里，我们还有强大的金融支持，现在几个机制都在设计中，而且都在推动中。例如马上要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1000亿美元、金砖开发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等等，包括现在的人民币的跨境使用。不但钱有了，而且有很好的机制能够使这些资金相对比较安全地被使用。
“一带一路”风险何在？
“一带一路”是一个新时期的大战略，当然这里有存在着很多的风险，这些风险首先是大国关系问题，中美、中欧、中日，像这些跟“一带一路”都有一定的利益冲突，它们都是有很多的疑虑，这个怎么处理。对俄罗斯来说，（这“一带一路”）是它长期的合作范围，我们在推动中亚一路的时候，跟俄罗斯的关系（非常重要）。在“一带一路”里南亚国家是我们很重要的合作伙伴，在这里又是印度传统的势力范围，怎么处理好这个关系，这首先是对国际政治、地缘政治的很大的挑战，而这些需要智慧，需要我们有很好的设计。
除了这个之外，这些国家之间的经济差异过大，特别是政治、社会、法律之间的差别过大。这都让我们的投资者，不管是政府的投资还是民间的投资，都充满着巨大的风险。这里还涉及到一个政局、民族、宗教的矛盾，又特别复杂。所以在“一带一路”，特别是在一“带”里，我们一定要有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做研究和处理。
除了外部风险之外还有内部的风险，内部风险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的国民有没有一种大国心态、大国风度，特别是有没有一种大国能力。过去都是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IMF，他们提出一些东西我们参与，而这个我们是提出国，是发起国，所以我们就需要有一种大国的心态。
所谓大国心态就是我们要能够有吃亏的想法，我们要考虑别人的利益在里面，不能光考虑自己的利益。这里面咱们准备好了没有？咱们的舆论界、学术界、政府，包括老百姓，我们准备好了没有？特别是大国能力。这里要提出来，你要拿得出很好的规划，很好的计划，而这个规划和计划不能考虑自己一方的利益，要考虑别人的利益，让别人也能真正跟着你走，这个能力要求非常高。
同时，我们的企业走出去的准备还相当不足，企业在现在的环境里可能还能生存，那么走出到这样的恶劣环境里我们能不能生存？我们的企业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大规模走出去，快速走出去，我们就有可能要交很多的学费。包括我们承受风险的能力，这种承受风险的能力不仅是企业本身的抗风险能力，而且整个风险分散的这种机制有没有，我们的金融体系能不能帮助企业把这个风险分散掉，这些都是不足的。
还有很多技术上的，例如保护主义的风险，例如产业本身的风险、汇率的风险、金融的风险，还有社会的风险，投资国对我们发展这些领域，对环境的要求，对法律的要求，对社会的要求等等。我们能不能真正达到一种共赢的局面，这些都是我们在推动“一带一路”的时候面对的巨大风险、巨大挑战。
从根本上来说，我们还没有准备好，还需要去学习。机会都是给有准备的人，在我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出去，不得不推动的时候，这需要格外的谨慎，需要格外的努力，需要我们有一种全新的想法。
本文系汤敏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朗润·格政”论坛——“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研讨会上的讲话。
作者 汤敏 国务院参事室参事
[新华网-思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