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5-02-24
结构调不顺问题出在政府
文/新浪财经专栏作家 王小鲁
现在结构调不顺，一个突出问题是政府行为出现了偏差，政府过度热衷于投资，政府投资占了固定资产总投资的1/3，而且还在不断的扩大。很多政府投资项目实际上绑架了市场资源，挤压了企业正常的运转，同时也改变了收入分配结构。
结构调不顺问题出在政府
经济增长下行的原因是什么？这是我们未来能不能正确应对这个局面的关键问题。经济增长下行是不是供给因素造成的？如果我们看近期的资本存量增长15%，高于历史上80年代、90年代，甚至高于2000年以后的10年。
如果看劳动力的增长，2011年到2014年平均城镇就业人数的增长率是3.2%，并不低。虽然低于2000年到2010年，但是和90年代基本相当。近期虽然有农民工进城放缓的趋势，但是我认为主要不是供给枯竭的原因造成的，而是城市就业机会不足。
人力资本的增长，我们近一个时期劳动者的人均教育年限一直在比较快的上升，如果看这几种要素增速的变化的话，增减相抵，可以说要素投入总的增长趋势在最近几年是加速的。但是同时出现了经济减速，因此不能用供给因素来解释，也不能归结为经济规模扩大了，因此经济增长就要放慢。
因为我们看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放慢，同时都伴随着要素投入的放缓。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率2009年只有17%，中等收入国家28%，我们国家48%。这么大的差距不能用规模扩大了一定要减慢这个来解释。
需求因素，我们在2009年以后的10年中间保持了平均20%以上的出口增长率。最近几年下降了10%，这是用美元计价算是10%，现在还在放缓，这是一个明显的变化。但是10%按美元计价的出口增长率，仍然和80年代和90年代相差不多。投资方面，2000年以后增长率不变价格计算超过20%，最近几年也仍然是17%，明显的高于80年代和90年代。
消费方面，我们在2000年以后，消费增长明显放缓，从9%降到7.8%，但是最近几年有所回升，总的情况看，就是因为消费的回升不足以抵消投资和出口增长的下降造成了经济增长放慢。
但是现在问题是不是我们再来一轮大规模的投资就能拉动经济？我认为完全不能走过去那条路了，关键就是要看我们现在存在的结构问题。从2000年到现在，资本形成率从35%上升到了48%，是提高了13%，消费从62%下降到48%，掉了14%。总储蓄率超过了50%，也增长了10%。
这是问题的关键，也就是说居民消费现在只占GDP的1/3略高一点，这样一个比例的居民消费不足以拉动这么大的产能。我们历年来不断的扩大投资，不断的靠投资拉动增长，造成了产能的急剧扩张，靠1/3的居民消费来拉动这么大的产能是不可能的，因此经济增长速度也是无法保证的，我想这是问题的关键。
未来我们面临的问题恐怕不是保增长的问题，而是调结构的问题。刚才哈继铭讲未来5%到6%的增长率可以，我同意这个观点，5%到6%的增长率未来短期内不可怕，关键在于把结构调顺，才能维持一个长期经济增长。
而现在结构调不顺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政府行为出现了偏差，政府过度的热衷于投资，政府投资占了固定资产总投资的1/3，而且还在不断的扩大。很多政府投资项目实际上绑架了市场资源，挤压了企业正常的运转，同时也改变了收入分配结构。
因此我想，下一个五年计划，恐怕要调整的关键是经济结构，而要改变经济结构，最主要的是通过推动改革，改变政府行为，包括政府支出结构要有一个明显的改变。就是说政府把重点从投资上转到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上，同时减少各种各样的市场干预，减少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让市场发挥作用，让收入分配回归到一个合理的状态。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博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现任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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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规划不能再稀里糊涂
文/中国经济50人论坛 许善达
三个分配主体，有一个比重提高，另两个就要下降。现在要提高居民收入比重，要把原来那两个增加的比重谁降下来？政策定得都很模糊。希望“十三五”不要再出现这样一个模糊的状态，否则又跟“十二五”一样。
“十三五”规划不能再稀里糊涂
关于制定“十三五”规划我有一个建议，是不是先评估一下“十二五”规划？特别是没有完成的原因大家说一说，别光说超了，没有完成的指标是什么原因，既然当时定了，为什么没有完成？我觉得这个需要大家好好谈一谈。要不然的话，“十三五”规划又定了很多，最后有几个指标稀里糊涂又完不成，老出现这种状态我觉得不太好。所以我特别跟徐司长说，你们要好好的把没有完成的指标好好的评估一下原因，来分析一下。我想谈三个意见：
第一个事情，在上一届政协的时候，我们当时定的规划就是要提高居民收入的比重。有一次温总理接见我们政协委员，我给他提了一个问题，我说你提高居民收入的比重，你要降低谁的比重？是降低政府的比重还是降低企业的比重？反正你要有降低的，你不然降低两个，要不然降低一个。制定规划隐含了一个问题，到底我们要降低谁的比重？温总理就没有回答了，他说了别的话，就没有回答。
所以你要想，这三个分配主体，有一个比重提高，另两个就要下降。前几年的数字，居民消费和居民收入比重都是下降的。现在要提高，你把原来那两个增加的比重谁降下来？现在这个情况就是不知道。因此，定的什么政策也都模糊，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我希望“十三五”的时候不要再这样，出现这样一个模糊的状态。你要说真正还是坚持提高居民收入比重，一定要说清楚，要降低谁的比重，否则的话这个话又跟“十二五”一样，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关于现在的一些制度。现在环保的计划没有完成，环保的计划有制度上的一个矛盾，我到企业去调查，政府收了钱，并不承担环保的责任。有一些矿，每年政府要收绿化费，因为要恢复生态，恢复树，恢复草。但是他收了钱以后还要企业绿化，这个没有道理，你要让我绿化你不要收我的钱，你不能把钱收走了，最后绿化的责任还要让要企业承担。
所以现在考虑要征环保税，我就想这个环保税究竟是什么意思？这个环保的责任落实到谁身上？我觉得这两点，要收钱，环保是需要钱的，这一部分钱谁拿谁承担环保责任，你要没有承担责任要收费，你不能这边收了钱，那边不承担责任。这样的话，“十三五”期间环保的指标还是完不成。
第三个问题，讲到税收，总的不说了，我到一些开矿的地方，我们知道有增值税和营业税，我们的征税率是17%，实际上我们的税负按照可比口径要比17%高很多。原因我们机器设备税款不能抵扣的时候我们测过是23%，因为你的税基不一样。
那个时候还没有算营业税，现在营业税改的部分已经减了3千多亿，有一大半是增值税拿出来的钱，去年大概还有一万八千亿的营业税，现在测算说整个减税要到9千亿的规模，已经减了3千多亿，至少还有五六千亿要减。减了以后，营业税的行业首先要减，同时现在增值税的行业也会减轻，因为增加抵扣了。所以实际上我们国家增值税的税负比17%的营业税负，要跟欧洲包括澳大利亚一比，我们的实际税负要远远高于我们的名义税负。
现在我跟一些煤矿还有其他矿的人交换意见，他就说现在为什么他们煤矿的人对安全的事情投资不多，包括他们卡工人的工资，包括劳保。他说我没有办法，我现在的煤是跟外国竞争，很多的煤现在是买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不买中国的煤。他说我的税负这么重跟人家竞争，就得从别的地方来对冲我的成本，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从这几个领域来。
所以现在出现一些安全问题，环保问题，包括职工的社会保障落实不了的问题，跟我们现在整个税制很有关系，跟开矿的这个关系非常大。我们现在建筑安装按投资的比重是50%多，50%多方面投资的份额里面，那个税款是不能抵扣的。我们现在只是机器设备可以抵，其他的不能抵扣。所以这种税制结构，在这个开矿是原始的企业，如果原始企业的负担，它的价格受这个影响的话，你想它是成本，后面的产业链肯定会推动整个价格的上涨。
所以我觉得在“十三五”，这些问题都不能回避，否则的话最后还是污染，生态破坏，职工劳保，社会保障不能落实，最后还是这些问题，必须从制度上来研究。我相信如果把这些问题有一个妥善全面的设计，我们要想完成“十三五”，包括“十二五”的污染减排的规划，都是有可能的。如果这几个问题不解决，我看最后“十三五”以后基本上还是这样。所以我想这个问题确实，我们要打破一点现行的考虑问题的思维方式。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会长，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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