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5-06-13
徐匡迪院士：为什么房子建了几十年就要拆
“为什么在欧洲我们能看到一些一二百年的房子，五颜六色很漂亮，但我们一些上世纪70年代建造的房子，现在就必须要拆掉？”在6月11日举行的我国腐蚀状况及控制战略研究重大咨询项目启动会上，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徐匡迪院士抛出了这个问题。
面对现场30多位两院院士，以及100多位腐蚀与防护领域专家，徐匡迪说：“除了结构、材料问题，我们很难回避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当下的法规制度环境更多的是‘允许你买皮鞋，但不允许你买皮鞋油’。也就是说房子建完后，几乎没有维修费用，也不注重维修。”
工业装备领域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徐匡迪说，“我们想要购买新设备，技术改造，可以申请到一批经费，但要维护设备，却没有钱。”在他看来，这和我国长期以来对“腐蚀”问题的不重视有很大的关系。
“腐蚀”，一个和人们工作生活看似毫不相干的“破坏”，却无时无刻不在人类社会发生着。按照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侯保荣的计算方法，就在读者看完这篇文章约90秒的时间里，全世界就有1吨钢铁腐蚀成铁锈。
在腐蚀背后则是巨大的经济损失。据侯保荣课题组统计，2014年全国自然灾害经济损失为3373.8亿元，而腐蚀造成的损失，按照占当年GDP的3%计算，年损失约为两万亿人民币，是各种自然灾害所造成损失总和的数倍。
经济损失只是一方面，在侯保荣看来，腐蚀的危害非常大，会使珍贵的材料变为废物，使生产和生活设施过早报废，并因此引起生产停顿，甚至着火爆炸，诱发多种环境灾害，危及人类的健康和安全。
侯保荣以2013年青岛“11·22”输油管道爆炸事故为例表示，该事故共造成62人遇难，136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7.5亿元，事故直接原因为“输油管道与排水暗渠交汇处管道腐蚀减薄、管道破裂”，引发爆炸。“如果腐蚀防护工作做得好，其中25%~40%的损失可以避免。”侯保荣说。
据侯保荣介绍，美国、英国、日本等世界工业先进国家都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腐蚀调查。相关的调研活动美国已经进行过7次，日本进行过两次，日本腐蚀损失大约不到其GDP的2%，腐蚀预防措施做得比较到位。
相比之下，我国腐蚀调查工作起步晚，开展得较少。侯保荣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大规模基础设施、交通运输、能源、水环境以及生产制造领域的投入建设，更需要了解材料的腐蚀数据和相关研究，来保证这些设施的耐久性和安全性。
2015年，中国工程院设立“我国腐蚀状况及控制战略研究”重大咨询项目。该项目旨在着眼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发展特点，获取我国总的腐蚀成本，并从能源、资源、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提出可行的腐蚀控制战略建议。
徐匡迪希望该项目不仅是一个技术咨询，还要成为一个政策性咨询，最终能够在国家立法、财政规定上有所体现，以让我国的装备、装置能够更加“长寿”。（原标题：“为什么我们的房子建了几十年就要拆”）
[科学网-中国青年报]
徐匡迪：科学殿堂不容玷污
徐匡迪简介
徐匡迪院士是冶金领域著名的科学家，是我国喷射冶金技术的开拓者，曾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上海市市长、中国工程院院长，被英国皇家工程院、瑞典皇家工程院、美国工程院和俄罗斯工程科学院等多国工程院选为外籍院士。他提出的真空循环脱气加喷粉技术、超低硫钢冶炼技术及铁浴法熔融还原不锈钢母液等技术具有国际先进水平，为我国钢铁冶金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
求真、求善：科学精神和人文情怀的真谛
科学精神是什么呢？说到底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达尔文曾经说过“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从中发现规律，作出结论”。请注意，他这里讲的是“整理事实”，而不是臆造，更不是拟造，从而“发现”而并没有说“发明”规律，因为规律是客观存在的，只是我们没有完全发现而已。因此，科学研究工作归根到底是不断地努力发现它。我国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先生说过：“科学精神只问是非，不计利害。”就是不管你这个结论人家是不是同意，有没有名利，有没有奖励，都不管，只管是不是真理。所谓的科学精神就是这样一种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精神。
人文情怀是一个人的价值体系和伦理体系的具体表现。一个人的人文情怀应以真善美的价值理想为核心，使自己的社会认知、价值观念、伦理行为符合人民的利益和社会进步的需求。
用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人文情怀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反映。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崇尚“位卑未敢忘忧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也是各国人民共同的人文精神准则。
耶鲁大学在182年前编写过一份《耶鲁报告》，里面关于人才培养的两段著名的话，至今仍然是世界常青藤大学的楷模。第一段说：“我们培养的人不仅要在专业上出类拔萃，更要具备全面知识并拥有高尚的品德，这样才能成为社会的领军人才，并在多方面有益于社会。他的品质使他能在社会各阶层撒播知识之光。”第二段是说：“难道一个人除了以职业来谋生以外，就没有其他追求了么？难道他对他的家庭、对其他公民、对他的国家就没有责任了么？承担这些责任需要有各种深刻的知识素养。”
就是在这样的人文氛围下，耶鲁培养了许多各行各业的领导者，前后有五位当选为美国总统。现在校园里还立着一位美国民族英雄、耶鲁毕业生Hale的雕像，并镌刻着他的名言：“我唯一的憾事，就是没有第二次生命献给我的祖国。”
人文情怀的另一个重要内涵是谦逊。当爱因斯坦到一所大学演说时，学生问他：“你是否认为自己是一个巨人，是科学史上的一个山峰？”爱因斯坦默默地转过身来在黑板上写了一行字——“站在山顶你并不高大，反而更加小。”
国外许多知名大学一年级的本科新生都要学一门课，叫做“文化、观念和价值”。其内容涵盖古希腊哲学、欧洲文艺复兴和东方儒家学说的各种学派，从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孔孟之道到笛卡尔、马克思都讲到，林林总总、洋洋大观，但都围绕着“人为何人”和“我是谁”这类古老的哲学命题。这是每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都必须认真思考和终身谨守的做人之道，也就是人文情怀的体现。
科学精神的真谛在于求真，人文情怀的根本就是求善。
五个例子：遵守学术规范是根本
科学道德是社会道德在科学技术活动中的表现，主要是指科研活动中科技工作人员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和应具备的道德素质，这是科技人员价值追求和理想人格的具体反映，表现在如何处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我选择了五个案例来说明科学道德的真实内涵。
案例1：尊重别人的成果和奖掖后进。1858年6月，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创始人达尔文，收到一个叫华莱士的青年科学家的来信及论文，希望他看后提意见并推荐。然而，达尔文阅后却陷入极度矛盾和痛苦中，虽然他已是著名的生物学家，但那时候他还没有提出进化论，而华莱士论文中的物种进化观点与自己十几年的研究竟不谋而合，而他为此已经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他甚至说：“我的全部独创性，无论它可能有多么了不起，都将化为乌有。”但是，谦恭和不图私利，驱使达尔文有了放弃优先权的念头，最终他战胜了自我，勇敢地向编辑部坦诚了自己的思想，要求将华莱士的论文公开发表。编辑部在征得华莱士的同意后，裁定了进化论是由两人分别独立得出。对此，华莱士不仅万分赞同，并且建议把达尔文的名字放在前面，提议将这一理论称为“达尔文进化论”。这个案例，说明科学家要有谦恭和奖掖后进的精神。
案例2：科学道德的核心是诚实。美国科学院提出了五个“核心价值”，即诚实、有怀疑精神、公正、易与国家合作、开放。其中，居于首位的是诚实。他们所说的不良研究行为主要是指伪造、篡改和剽窃三类，一句话：不诚实。
案例3：比尔·盖茨成功的保证。上世纪70年代初，软件不“值钱”，可以随意拷贝，不需要任何代价。年轻的盖茨敏锐地觉察到，这不利于软件的发展。他冲破重重阻力，连续两次发表《致电脑爱好者的公开信》，严肃指出不付任何代价拷贝软件就是“贼”，强烈要求保护软件开发者的权益。如果权益不能得到有效保护，谁还会去开发新的软件呢？正是在盖茨及其支持者的努力下，软件逐渐成为知识产权，得到了专利保护，微软才发展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软件公司。
美国专利局的门墙上，刻着林肯总统的名言：“天才之火注入权益之油。”科学工作者辛辛苦苦创造出来的成果，如果得不到任何支持和鼓励，等于把创造力降至冰点。因此，伪造、篡改、剽窃之类与创新是反向的，一个上升，另一个必定下降。
案例4：科学道德需要人人关注，需要社会监督。杨福家院士曾发表过一篇文章，讲的是美国有一位口才极好的、著名的电视主持人，被波士顿大学请去做传媒系教授、系主任。他上课非常生动，很受欢迎。一天，他在一节课临近结束时讲了一段64个字的话，漂亮之极，全场鼓掌，这时下课铃响了。课后一名学生跑到院长前面报告说，这64个字出自某杂志的一篇文章，这位教授却没有引出处。院长听了，立刻把教授找来，说同学有这样一个反映，你看怎么办？这位教授说：“我辞职。”其他教师挽留他，说：“是铃响了，你来不及讲了，你是会讲的。”结果教授自己说：“系主任革职，教授职位保留。”过了两天，这条消息被当地最大的报纸头版头条刊登，这个教授看到消息就走人了。
案例5：荷兰的大学。根据不久前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发布的2012—2013年度世界大学排名，荷兰全部14所大学中，有12所跻身世界顶级大学前200名。荷兰连续两年成为仅次于美国和英国拥有顶级大学最多的国家。
荷兰人口只有1600万，比北京少一半，国土面积只有4.2万平方公里，它能够得到这样的殊荣，14所大学有12所进入世界顶级大学前200名，这无疑是对其高等教育的最高褒奖。2004年，荷兰大学联合协会发表《荷兰科研人员行为准则》，对科研人员从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和自身价值进行行为规范，概括为：严谨、可靠、可控、公正和独立。尤其重要的是，该准则对学术造假行为进行了尽可能准确和详细的说明。
构建科学的评价体系：从源头上遏制学术不端
英国的学术腐败现象相对较少，这与其构建科学评价体制、注重从源头上遏制学术腐败有关。比如高校对研究人员发表的论文没有定额规定，在需要使用量化考核时兼顾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此外，英国的学术刊物比较注重对论文造假行为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
剑桥大学校长莱谢克·博里塞维奇曾经说过，剑桥之所以能够培养出牛顿、达尔文等许多大科学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他们提供了学术自由。剑桥大学聘任教授，并不是简单地看其发表论文的数量，而是成立一个委员会，用一两年的时间来仔细甄选，看哪些教授在这个领域里是能够领先的，是能够应对这个领域所面临的挑战的。当然要说一句，英国实际上很保守，在很多大学里，一个系只有一个教授，其他的都是候补教授，这样就不会那么急功近利。
还有一个例子，帝国理工学院的华人教授郭毅可说，他是2002年被评选为教授的，那时候他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数量虽然不多，但是他在“大规模数据分析”这个专业领域比较有影响。于是他找到学校，提交自己这个专业领域全世界领先的前5名专家的名单，他们都是在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剑桥大学、微软等非常知名的人，帝国理工学院就邀请这5名专家进行函评，结果他们都认为郭毅可达到了教授水平。最后，学校为他新成立一个系，聘请他为教授。
英国学术界已经不是简单地看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这两个指标，他们摸索出更加科学的量化体系，如现在许多机构采用豪尔赫·希尔施提出的H指数，这是一个同时考虑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的指数，举例来说，爱因斯坦的H指数是96，达尔文的H指数是53。据介绍，一名物理学家的H指数如果能够达到12，就足以在世界名牌大学拥有终身教职了。
我国期刊数量非常多，有9800多种，其中学术刊物6000多种，居世界第二。但大多数期刊订阅数量小，因为专业面比较窄，发展资金匮乏，一些学术期刊为了增加收入，收取版面费任意扩充版面，甚至发行大量所谓的增刊，来稿只要给钱就发表，催生了大量“垃圾论文”。
目前，我们几乎所有的科技、教育和管理岗位都有论文考核指标，以此来决定聘任、薪资、升迁、学术资源分配等。应该说，这是有一定的依据的，没有这个，拿什么来评呢？但是，如果只有这个指标，显然是不够的。
美国是最早将科技评估活动制度化的国家。1993年，美国颁布法律，明确有关科技评估机构的作用、功能、权力和责任。美国科学评估是由政府出资，评估机构完成，评估机构立法化、社会化、中立化。
美国对基础科学研究的评价一般不引入SCI论文指标，因为评估机构里专家非常清楚哪些论文是有水平的，哪些论文是有影响力的，不需要靠杂志的名声来评估。同时美国设立了研究诚信办公室，专门查处学术不端行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2012年10月1日发表了有关论文撤销的研究报告，就是把论文分成论点、论据撤销，因造假或者被怀疑造假而撤销下来的论文所占的比例相当于1975年的十倍，可见论文造假并不单单是中国的事情，更是全球的事情。其中，来自美国、德国、日本、中国的这类稿件占四分之三，而在因剽窃和重复发表而被撤销的稿件当中，中国和印度占了大部分。
对截至2012年5月被撤销的2047份生物医学类论文稿件的调查显示，67.4%是因学术不端，其中43.4%是造假或者被怀疑造假，14.2%是重复发表，9.8%是剽窃。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杂志都是保证没有问题的。以大家都知道的美国《科学》杂志为例，它设有专门的编委会，由来自全球的100多名顶尖科学家组成，是每个学科的顶级专家，负责审查来稿的学术价值。寄往编辑部的论文只有大约1/4能够通过编委会审查，而这些论文最终发表，还须经过其他外部专家，因为这100多人在上面是有名字的，有人可能要打招呼，所以还需要外部专家匿名审查。以2010年为例，《科学》杂志收到全世界1.25万篇科学论文，最终只有7%被发表。
总之，所有弘扬科学道德和防止学术不端的各种措施都是围绕着——让真正的金子发光，使优秀的科学工作者的辛勤工作得到世人的尊重，使科学的殿堂保持圣洁和美丽，不受玷污。（采访整理:本报记者 胡其峰）
[科学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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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匡迪院士：创新驱动是实现新常态关键
■本报记者 彭科峰
最近，新常态一词被频繁提及。此前举办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阐述了新常态的几大特征，强调要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确研判未来走势，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在日前于京举行的“第六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迪表示，新常态是一个过渡时期，创新驱动则是实现新常态的关键，“这个创新不仅是科技创新，还包括制度创新”。
2014年，中国GDP增速达7.4%，比前几年明显降低。外界纷纷表示，中国经济逐渐步入新常态。对此，徐匡迪指出，新常态是从高速发展到中高速发展的过渡时期，但如果变成长时期增长速度不断下降的话，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在他看来，新常态是一个换挡期。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经济体经历了高速增长后，都会出现经济减速换挡的过程。以日本和韩国为例，两国都经历了一个从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的转变过程，日本的拐点发生在1969年前后，韩国的拐点则发生在1988年前后。如果以这两个年份为界，两国前十年和后十年的速度大概是从10%降到6%、7%。
“新常态是国民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转型期。从时间维度上看，新常态指的不是短期的一年、两年，也不是长期的二十年、三十年，而是一个中期的概念。”徐匡迪表示。
他进一步指出，中国要保持新常态而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十分不容易的。宏观经济的换挡减速不是自动滑行，不是不需要花力气。“我看新常态恐怕更累，要花更大力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我个人认为，这个阶段的经济发展难度，无论国内、国际，都比粗放型高速增长时期要大得多。”
如何跨过新常态这个坎儿呢？徐匡迪认为，首先要依靠深化改革、制度创新，激发创业创新和人人创业的活力。“为什么阿里巴巴能在杭州发展起来？我认为是因为杭州有比较宽松的环境。体制机制创新、深化改革，说到底就是激发企业创新的积极性，激发人员创业的活力，如果能做到这两者，跨过这个坎儿就有可能。”
其次，要以科技创新为动力，用网络科技让传统产业实现转型升级和蜕变。应该说，并不是工业才能利用网络技术，农业、工业、商业都可以走上信息化、智能化的快车道。只有用最新的科技来武装，才能实现弯道超车，才能使国民经济产生质的提升。
“中国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人口大国。在新常态下，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和基础设施还是需要投资来拉动。因此，不可以随便贬低投资拉动的作用与效应。”徐匡迪还指出，在整个新常态阶段，在转变的过程中，投资还是稳定经济与就业的重要方面。但投资拉动一定要精准投资，不能搞浪费、没有实效的形象工程。同时要看到，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经济在新常态下将会继续并存，“比如电子商务是高度的信息化产品，但快递、物流业又是劳动密集的”。
“在经济高速发展后，制造业产能过剩、金融业风险、工业资产处置等问题也需要处理好。在新常态的关键时期，除了经济转型，处理好这些宏观经济问题也非常重要。”徐匡迪强调。
《中国科学报》 (2015-03-02 第1版 要闻)
[科学网-中国科学报]
徐匡迪：大胆想象才会有创新
□本报记者 黄辛 实习生 陆洋
“青少年同学们要多看些充满想象力的文学作品，想象力对创新非常重要。”
日前，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的《世博·城市·未来——2010个为什么》征集活动教育专题研讨会上，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徐匡迪院士在与青少年畅谈“教育”话题时表示，扎实的基础是创新的前提，而想象力对创新的作用也非常重要。
有同学提出疑惑：“现在很多中学都开办了创新实验班，自己也是其中一员，这些‘科创班’真的有利于培养创新精神吗？”
徐匡迪说：“学生时代需要培养创新精神，但是学习和继承人类已有的文明还是主要的任务。打好扎实的基础是创新和创造的前提。”
钱学森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士时，曾赴加州理工学院旁听。在听被誉为“航天航空时代的科学奇才”冯·卡门的课时，指出了他的一处错误。冯·卡门一听便说：“你不要在MIT念博士了，立马来做我的助手吧。”徐匡迪说：“这不是靠创新，而是源于钱学森多年来所积累的流体力学的基础知识。”
他同时指出，创新需要有突破常规和敢于挑战权威的精神。“现在同学们学习太紧张，没时间看神怪小说，我初中时看《封神榜》入迷，现在想来，里面的土行孙和盾构就是一回事儿。”
因此，徐匡迪鼓励学生们在学好基础知识的同时，“多看些充满想象力的文学作品，如《封神榜》和《西游记》，有了想象力后就可以触类旁通，大胆想象才会有创新”。
此外，针对现在许多家长持有的“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观点，徐匡迪也提出了不同意见。他感慨道：“我的很多老同事常常要陪孙子孙女做作业到深夜，这太残酷了。”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徐匡迪认为，一是全社会对于孩子的期望太高，而优质教育资源有限；二是目前分配优质教育资源的方式不合理。为此，徐匡迪建议，我国可以效仿其他国家的做法，例如有些国家的学校不以成绩作为招生的唯一标准，而是以一定比例接收各个阶层的学生。
《科学时报》 (2011-10-13 A1 要闻)
[科学网-科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