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肉相连的矿工兄弟
刘庆邦眼中的矿区生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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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人
网站 2004-12-25
不看重眼泪是不对的 刘庆邦眼中的矿区生活
人光看重血不看重眼泪是不对的，血你随便用刀子捅哪儿都可以流出来，但眼泪你不到悲伤的时候就是流不出来。
———刘庆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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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矿区，矿工的安危牵动着每一位家属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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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矿工的工亡所造成的精神痛苦是广泛的，不是孤立的；是深刻的，不是肤浅的；是久远的，不是短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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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工们常说：今天晚上把鞋脱在井上，不知明天还能不能穿；今天把你搂在怀里你是我老婆，不知明天还能不能搂你做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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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鸟瞰。采矿业是一种特殊行业。在和平年代，煤矿工人每年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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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太阳还是红的，野地里的青草挂着露水，一匹高大的骡马从狭窄的矿坑出来，骡马被黑布蒙着双眼，左右负着两筐拔尖的煤。刘庆邦走过去，轻轻地拍着骡马的脸，跟它说话，他觉得骡马肯定满肚子委屈和辛酸。
刘庆邦是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主席、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他熟悉田野和平原中骡马的幸福，也熟悉那里的人，因为知道应该有怎样的生活，所以对非常的状态有着异样的敏感。
全世界的矿区都相似
刚结婚那年，刘庆邦在河南矿区的一个机关工作。他的爱人想下矿井支援生产，遭到刘庆邦坚决反对。他是从矿井抽调上来的，知道矿井里的情况：在黑咕隆咚的狭小洞子里，矿工们衣服穿得很少，甚至赤身露体。劳动生活的单调和性爱对象的缺乏，使他们对异性有一种特别的渴望。在井下休息场所，矿工们谈起异性来，更是“窑下不见天，说话没有边”。矿工们有顺口溜说：掘井工不谈妻，巷道压得低；采煤工不谈妻，干活没力气；机电工不谈妻，烧了电动机。
那一次，刘庆邦做了爱人的绊脚石：“女人到了矿井就跟羊到了虎口，没个好。”
刘庆邦一直生活在矿区，每到过年的时候，看到矿工们闹新春，看到他们舞狮子、耍龙灯、踩高跷、跑旱船……他意识到：“他们的欢乐和他们的痛苦一样令人震撼。有人说，认识中国就要认识中国的农民，我说，认识中国的农民就要认识中国的矿工。中国矿工也是中国农民的另一种命运形态。矿区多是城市和乡村的结合部，有城市的生活习惯，也有乡村的生活习惯，是杂交的、复杂的人群。矿工多是离开土地离开田间耕作的农民，农民的心态、农民的文化传统，只是他们比田野耕作的农民更艰难也更具强韧的力量，这是一群看透生死的人。”
刘庆邦认识一个喜欢踩高跷的小伙子，这个被他写到小说《踩高跷》里的小伙子叫乔明泉。
乔明泉20岁，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但是乔明泉很聪明，心很灵巧。老矿工的儿子结婚，请来塞外的艺人用蛮汉调唱山曲儿，山曲儿唱到半夜，乔明泉听到半夜。别人都是看新娘子，捎带着听山曲儿。乔明泉光顾听山曲儿了，连新娘子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春节期间，矿务局组织一帮人到矿上跳狮子，踩高跷。乔明泉看踩高跷看得多些。踩在高跷上的男人女人不是行走自如就完了，他们还做出各种扮相。有白面皮的唐僧，必有长嘴的猪八戒；有身手矫健的孙悟空，必有顾盼妖冶的白骨精。高跷上的人每做出一个高难动作，看热闹的人就发出一声喝彩。乔明泉当时就在心里把主意打定了，他也要学踩高跷。
家里有现成的木料，乔明泉很快就做好了一对高跷。可惜他家的院子太小了，没多少练习的余地，他就带上高跷，到山后一处稍微平坦的河坡里去练。河里的水早就干涸了，自从地底开了矿，水脉就毁坏了，只有满河坡的鹅卵石白花花的。乔明泉把鹅卵石一枚枚扔开，收拾出一块不小的场地，就练开了。练够九九八十一天，乔明泉高跷上的功夫好生了得，他不仅能在高跷上健步如飞，不仅会打车轱辘，玩鹞子翻身，还两腿一展，突然来个大劈叉。让人称奇的是，他把大劈叉由一个大字劈成一个土字之后，不借用任何辅助的力量，还能自己从土里长起来。
和乔明泉家一样，许多矿工家都是在山上建房。山下供矿工家庭取水的水龙头那里，有一块平整地方。水是从矿井里抽上来的，每天做饭前供应三次。水没到来之前，矿工的女人和孩子们就提着空桶，在那里排队。乔明泉提着高跷经过此地时，在这里把新练就的手艺亮了一把。平日里，人们对乔明泉这个话头儿不多的小伙子并没有特别留意，待乔明泉上了高跷，人们马上就对他刮目相看了。小伙子腿那么长，胳膊那么顺溜，腰身那么柔韧，举手投足，一招一式，都透着艺术，还有乔明泉明鼻大眼的长相，岂是英俊二字所能形容。
后来乔明泉下井了，他要挣钱养家。乔明泉下井后的情况还算不错，在全家人日夜担心下，他在井下干了一年多也没出什么大事。到了第二年冬天，他的一条腿才被顶板冒落的石头砸断了。乔明泉并没有昏迷过去，他的腿还麻木着，没有疼痛的感觉。从昏迷中醒来，他脸上的表情一点也不悲伤，似乎还平静得很。医生要把乔明泉的腿从大腿根儿那儿锯下来，家人不干，他的妹妹哭着恳求医生一定要保住哥哥的腿。医生说，除非找来他们骨科退休的老主任，请他看看腿和命能不能兼顾。妹妹跑着找到了老主任，差一点儿给老主任跪下了。她还是强调哥哥伤好后还要踩高跷。
老主任亲自披挂上阵做手术，把乔明泉的腿保住了。
“人光看重血不看重眼泪是不对的，血你随便用刀子捅哪儿都可以流出来，但眼泪你不到悲伤的时候就是流不出来。”刘庆邦说。
“矿区是文学的富矿。世界有不少写矿区生活的作家，左拉、劳伦斯、沃尔夫，他们笔下的矿区和我们的矿区在精神上是相通的。我看过《剑桥史》，里边有对各个国家矿区生活的考察和描述，我觉得就世界范围来说，矿区的生存环境生活形态是相同的。很多艺术家和矿区有紧密的联系，美国摇滚歌手鲍勃·迪伦，画家梵高，南非白人女作家戈迪默，他们都阅历体验过矿区生活。梵高早年以义务传教士的身份在比利时的波里纳日矿区为矿工们传教，在工作之余画那些他看到的煤矿工人。梵高在波里纳日矿区经历过矿难的恐怖，他希望能把福音中讲述的在‘黑暗中升起的黎明’传布给那些苦难的矿工。整个世界的矿区都是相似的——物质的贫瘠、精神的匮乏、生存的艰辛、劳作的艰苦、劳工之间的矛盾、械斗……我看左拉的《萌芽》，看到他写的矿工——希望出点事，出事就可以停工，就可以休息，跟中国的矿工心态都一样。”
对矿区的切身体察使刘庆邦获得了珍贵的经验。他说：“家乡的那块平原用粮食用水，也用野菜、树皮和杂草养我到19岁，那里的父老乡亲，河流，田陌，秋天飘飞的芦花和冬季压倒一切的大雪，都像血液一样在我的记忆的血管里流淌，只要感到血液的搏动，就记起了那块生我养我的土地。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到煤矿去了，一去9年，才有机会看到一层炼狱般的天地，在矿工面前，我只感到自己的渺小和乏力，所受艰难困苦一句也提不起了。”
文学总要表现人与自然的抗争
“平顶山十矿的工人们从井下一出来，就嗅到了麦子成熟的香味。他们大都是农民轮换工，农村有他们的老婆孩子，也有他们丰收在望的麦田，他们和土地还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对庄稼的气息格外敏感。有的矿工收到家里来信，打点行装，准备回老家帮妻子收麦。有的提前回家，给家人留下足够的钱，嘱家人雇机器收麦，自己匆匆返回采煤岗位。与往年一样，矿上也开始着手做保勤工作，动员大家在麦收期间别耽误为国家收割煤炭。应该说当时十矿的生产生活秩序是正常的，工人们的情绪轻松而饱满。天气稍有点热，穿着随便的矿工们聚拢到路边的树下打扑克，那里不时传来一阵阵笑声。矿办公楼后面的小花园里，各种花儿争奇斗艳，正静静地开放。”
化成精美文字的除了豫西的麦子，还有一场残酷的矿难。那场矿难，在一个丰收在望的时刻，以巨大的能量，爆炸性地降临在84名矿工的头上。
“瓦斯爆炸时，井上的矿工和家属们大多正在吃晚饭。消息传来，他们纷纷扔下饭碗往矿上跑。有丈夫在井下的矿工妻子，不祥的预感使她们心猛跳，腿发软，跑着跑着就跑不动了……她们对这场灾变的性质还把握不住，似乎也弄不清这场灾变与自己到底有多少利害关系。显然，她们没经过这些事，这种事严重得超出了她们的想象力，她们有些懵了。她们等了一天又一天，当严酷得令人绝望的现实摆在她们面前，她们才哭倒在地。几乎无一例外，每个工亡矿工的妻子都曾哭得昏死过去。”刘庆邦遥望着他记忆中的矿难。
刘庆邦是在矿难发生的当天赶到平顶山的。他有作家和记者的双重身份。采访矿难现场是记者职业的需要，也是作家良知的召唤。
到了平顶山煤矿，刘庆邦以八矿一个工作人员的身份，跟随做善后工作的人员，不分昼夜地去听工亡家属们的哭诉，那些哭诉使他的心始终处在震荡之中，感情不断被冲击。在那个伤痛之地，刘庆邦咬着牙，他对自己说不要哭，可眼泪还是禁不住一次又一次地涌出来。
“在矿难中死亡的人中绝大多数是二三十岁的年轻矿工。他们身强力壮，都是好劳动力，井下的天地主要靠他们来支撑。从家庭角色看，他们既是丈夫，又是父亲和儿子，一般来说，一家人都指望他们。每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他们上养老，下养小，对家庭负有不可替代的责任。从个体生命的角度看，他们有着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价值观念，但他们对未来都有着美好的憧憬，都有自己所追求的人生目标。一场突发于太阳下山时的瓦斯爆炸，把这些活蹦乱跳、蓬勃向上的生命扼杀于瞬间，他们失去了人生存在，什么角度都说不上了。”
在矿区，“矿难”是始终悬在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刘庆邦说：“文学总是要表现人类与大自然的抗争。矿工和大自然的抗争是最直接的，最严酷的。大自然造化了地球球体表面的万事万物，同时也造化了球体深部内容丰富变化莫测的世界。煤井下的采矿场就是这世界的一小部分。比之于地面，煤矿井下没有风霜雨雪，没有呼雷闪电，没有洪涝，也没有地震，可井下的瓦斯爆炸就是雷电，透水就是洪涝，冒顶就是地震，落大顶卷起的飓风就是横扫一切的台风……。”
刘庆邦用文学的眼光观察频繁发生的矿难，用新闻记者的敏感深入矿难的现场，最后他会以作家的仁爱之心体察、记忆和表达矿难之殇。
他说：“大批的矿工无声的死亡真是惊天地泣鬼神啊！”
采访完平顶山煤矿瓦斯爆炸，刘庆邦又去采访徐州的大黄山矿井透水事故。他和成百上千的矿工家属挤在井口，守着篝火等着被困井下的矿工。找了4天4夜，人找出来，往上抬的时候，刘庆邦就在跟前，当时正下着鹅毛大雪，他的头顶哭声一片。
“我敢说各家有各家的痛苦，写出来都会令人痛彻心肺的。我知道我不能为她们做什么，我只能较为具体、详尽地把灾难给她们造成的精神痛苦记录下来。我要告诉人们，一个矿工的工亡所造成的精神痛苦是广泛的，不是孤立的；是深刻的，不是肤浅的；是久远的，不是短暂的。说它广泛，因为每一个工亡矿工都有父亲、母亲、兄弟姐妹等亲人，死一个人，牵动一大片，伤的是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人的心。说它深刻，因为工亡矿工一般都比较年轻，正处在人生的黄金期，对家庭来说显得特别重要，加上灾难的突发性和死于非命，这种生死离别的打击，对矿工的妻子来说是致命的。说它久远，主要是对工亡矿工的子女而言，矿工工亡，使完好的家庭突然变得残缺，父爱突然消失。这种残缺和消失会给幼小的工亡矿工子女的心灵造成严重的创伤。随着子女们年龄增大，这种创伤不一定会平复，有的反而会越来越痛，痛苦将伴随他们一生，甚至波及他们的下一代。”
改变只算经济账的做法
“多年来，我一直想通过一场煤矿事故，探求一下灾难给矿工的生命造成的痛苦。我想改变一下分析事故只算经济账的惯常作法，尝试着算一下生命账，换句话说，不算物质账了，算一下心灵和精神方面的账。我们通常衡量一场事故的损失，是以‘直接’、‘间接’、‘经济’、‘万元’等字眼作代码的。我一直不甚明白，一个生命的工亡算不算经济损失，如果算经济损失的话，生命是怎样换算为经济的，或者说怎样换算为万元的，换算的依据和标准是什么？”
在平顶山那场瓦斯爆炸的事故中，遇难的矿工是84位，刘庆邦跟踪访问了其中的5位工亡家属。他记录了他眼睛所看见内心所感受到矿难给人精神带来的疾苦，那些心灵的疾苦成为他文学的标本。
在瓦斯爆炸的前几天，陈广明乘车几百里回了一趟老家。他听说母亲病了，买了些药，给母亲送回去。返矿时，妻子杨翠兰不愿让他走，说蚕老一时，麦熟一晌，眼看麦子就要动镰了，让他在家帮着把麦子收完再走。陈广明说，那不行，他跟队长说好了，麦收期间在矿上出勤下井，人说话得算数。他还对妻子说，在麦收期间，矿上对出勤人员实行奖励，这样下来，他一个月的收入可能比妻子种一季小麦的收入都多。杨翠兰平时爱跟丈夫说笑话，她问丈夫，是钱值钱，还是麦子值钱？丈夫还没回答，她先把答案说出来了，她认为麦子值钱，因为钱一个月可以挣那么多，而麦子呢，经风经雪，过冬过春，要长好几个月呢！丈夫不同意这个比法，他拿煤和麦子比，说煤在地底下几千万年才长成呢！妻子的理没讲过丈夫的理，妻子只得恋恋不舍地放丈夫回矿去了。杨翠兰说，她要知道广明回矿上会出事，她拼命也会拉住他。杨翠兰一遍又一遍悔恨不已地说：“我真该死啊！……”
杨翠兰在收音机里听到了十矿发生瓦斯爆炸的消息，头皮炸了一下，马上想到丈夫。当时她正在家里给丈夫拆毛衣，毛衣旧了，袖口处断了线，她要把毛衣拆开重新织一下。听了广播，她再也干不成活儿，心里乱得比刚拆下的一堆毛线还乱。她算了算，丈夫回矿已经三天了，瓦斯爆炸时丈夫正在矿上，老天爷，这可怎么得了！她是个信神的人，马上到镇上的一个庙里烧香去了。她虔诚地给神像磕头，向神灵祷告，许愿。她说：“老天爷，我许给您一头大肥猪，您保佑陈广明平平安安回来吧，到过年时我给您杀猪。”根据当地农民流行的做法，她还另外给老天爷许了一场电影，说陈广明要是能平安回家，她在村里放一场电影。
杨翠兰许了愿还没回家，矿上接杨翠兰的面包车已开到她家门口，村里人赶紧去把杨翠兰找回来了。矿工家属里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千不怕，万不怕，就怕门口响喇叭。响喇叭是指矿上来车，一来车就大事不好，十有八九是报丧的。车在杨翠兰家院子门口刚停住，全村的大人孩子都围过来了，院里院外黑压压一片。杨翠兰回来时，全村的人都看着她，似乎在等待她的态度。杨翠兰这时的态度是：我不哭，我一哭不是等于我们家广明真出事了吗！她做得跟平常人一样，说，咦，咋来了恁些人！她问矿上跟车来的人，陈广明回来没有？矿上的人说，广明同志出了点事，让她收拾一下上车，到矿上再详细说。
杨翠兰进屋看见她的三个神情恐惧的孩子，这才憋不住了，她对孩子说：“你爸爸不会死，他就是能舍下我，也舍不下你们啊，你们还小……”她抱住最小的儿子就大放悲声哭起来。她一哭。几个孩子和闻讯而来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们都哭了。乡亲们劝他们别哭了，结果连劝人的乡亲们也哭了。
矿工阮河清的遗体告别仪式定在下午2时。阮家的亲戚忙着买纸，买炮，买孝布。阮河清的一双儿女娟娟和亚军头上、腰间都扎上了用整幅的生白布做的重孝。两个孩子苍白的小脸，忧郁而惊恐的神情，看到他们令人悲伤。
“我也想去和我的矿工兄弟阮河清告别一下，便凑上了60块钱的纸份子钱。”刘庆邦说。
来到市里殡仪馆，刘庆邦得到允许，可以先到整容室看一看。阮河清已被整过容了，他被安排在一个底座装有轱辘的灵台上，上面罩着一个玻璃罩。他穿着一身崭新的西装，脖子里系着领带。他头上带着一顶鸭舌帽，脚上穿着一双棉布的登云鞋，看上去和西装不那么协调。据阮河清的妻子说，阮河清生前从没穿过西装，更没系过领带。这么好的衣服，阮河清穿上也许会感到不大自然，可阮河清表情平静，宽厚，似乎已超然物外。属于阮河清的还有一张白纸条，白纸条在他身上放着，上面用蓝笔写着三个字：阮河清。
刘庆邦和赵家母女坐一个车，他早早地到车上坐着去了。因为他看见殡仪馆的院子里又来了好几批工亡矿工家属，他们都是来和亲人的遗体告别的。整个院子里哭声一片，气氛异常沉重哀绝。刘庆邦不敢再看，不敢再听，呆望着车窗外那根冒着缕缕黑烟的烟筒。“我心口发堵，头也有些晕，我觉得自己受不了，很想痛哭一场。”刘庆邦说。
“我就是要感情用事”
“常听见一个人指责另一个痛哭或发火的人，你不要感情用事。但是我当初给自己确定的写作宗旨却是，我就要感情用事。”刘庆邦说，“我的个人经历使我动感情的机会多些，养成了爱动感情的心性，愿意对弱者、不幸的人和善良的人倾注更多的同情和温爱。我希望对恶人表示一种明显的憎恨，希望调动起人们对恶人恶德的憎恨情绪。这些想法在别人看来可能很幼稚。我还有个幼稚的想法，就是日后小说结集，就叫《眼泪集》。”
刘庆邦到地处八百里秦川北端的蒲白矿务局，实地走访过局属四座煤矿的20多家贫困职工家庭。他对所见到的每位局领导和矿领导都不讳言———就是要了解一下煤矿职工的生活状态。领导们都以真诚和开明的态度，欢迎和支持刘庆邦的采访。那些采访看到的情况和细节是呆在北京所想象不到的。
蒲白矿务局南井头矿是一座报废矿井。按原设计服务年限，这座煤矿可开采42年，直达新世纪的20年代。因为疯狂的小煤窑麇集而来，在南井头井田范围内你抢一块，我夺一块，把一座好端端的煤矿生生糟踏掉了。南井头只采了8年就报废了。“好比是一个人，本来可以活到40多岁，由于备受蹂躏，未成年就夭折了。”刘庆邦特意到报废的矿井井口和井口工业广场看过：天轮像被抽去了灵魂的无极绳，凝固不动；锅炉房因无煤可烧，早已熄火；树木被盗伐者砍得露着白茬；通往井口的铁轨还在，铁轨两侧和道心内，煤尘上面是灰尘，几乎把铁轨埋没了。偌大的工业广场空无一人，只有一种被当地人叫成土斑斑的灰鸟，在不知名的地方叫上几声，像是在为报废的矿井唱挽歌……
“我怀着一种追寻的心情，趟着积尘，一直向斜井的井口走去。粗钢管焊成的铁栅栏把井口封死了，透过铁栏的缝隙，我使劲往里看。里面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只有我所熟悉的、全中国的矿井共有的气息徐徐地从井底涌出来。不难想象，曾几何时，井下是一派龙腾虎跃的生动景象，有多少矿工在这里献出了他们的汗水、青春乃至生命。然而转眼功夫，这里就变成了废墟。据介绍，这座煤矿曾被原煤炭部领导和新闻媒体誉为西北煤矿一枝花，这枝花是过早地凋谢了。离开井口往回走时，我看见了残留在井口两边墙壁上用红漆写成的大字标语，一边是‘汗水洒煤海深处’，另一边是‘乌金献祖国母亲’。‘母亲’的说法使我突然间热泪盈眶。”
“矿工的生活，你要不亲眼见，很难想象。很多矿工长年都不洗澡，他们用一个小脸盆的水，洗完手洗完脸之后，随便用毛巾往身上擦一擦。因为那里的水都含很多硫磺及矿物质，不能长期使用，否则会侵蚀皮肤的。他们的背部和脸都不干净，几乎没有人的脸是白的。因为煤矿经常坍塌，矿工随时都有可能会死，他们会说：今天晚上把鞋脱在井上，不知明天还能不能穿；今天把你搂在怀里你是我老婆，不知明天还能不能搂你做老婆。在他们跟矿主签的合同里就清楚订明断一只手赔偿多少钱、断一条腿又赔多少钱，他们将自己出卖了。”
“小煤窑的窑口一侧，有一个用板皮搭成的棚子，里面一顺头放着三口棺材。棚子口大敞着，窑工去下窑，一抬眼就把棺材看到了。他们像是不愿意多看，目光都有些躲避。干了一班从窑里出来，他们先看到窑神的神龛，接着映入眼帘的又是醒目的棺材。因是活着出来的，有一班的胜利在握，他们看棺材的目光才直接些，还有那么一点不屑。但是初来这里下窑的窑工，一见棺材心里就发毛，腿杆子不知不觉就软了。初来的窑工以为那里开的是一家棺材铺，他们想就算煤窑里经常死人，就算在窑口卖棺材生意好些，也不能这么干哪，这对煤窑和窑工来说都太不吉利了。”
这是刘庆邦即将发表在《大家》杂志2005年第1期的小说《福利》中的一个情节，这个情节来自内蒙古西部山区的一个煤矿。
“很多人都看到过那些棺材。”刘庆邦说，“后来才知道，棺材摆在那里，既不是开棺材铺子，也不是向窑工敲什么警钟，而是这家窑主别有创意。创意有两个方面，一是以毒攻毒，以棺材的晦气冲走窑下的晦气；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它是本窑窑主为窑工们预设的福利待遇，也叫看得见摸得着的精神安慰，为的是解除窑工们的后顾之忧。三具棺材以上佳的存在告诉窑工，这里的窑主是比较开明的，是很关心窑工的，窑工们不要怕这怕那，只管在窑下好好干就是了，万一在窑下遇到不测，窑上决不会把窑工的尸体随便掩埋或抛尸荒野，一定会把大家妥妥地请进棺材。老一些的窑工对窑主的做法相当赞赏，认为这里的窑主很有人情味，跟别的小煤窑的窑主的确不一样。据老窑工黄皮子讲，邻近的一家小煤窑，死了一个窑工，窑主赔给窑工的老婆一万块钱，就算完了。窑工的老婆离老家千里万里，没办法把丈夫的尸体弄回去，就撇下丈夫，拿上钱走了。结果，窑主着人把窑工的尸体扔到一个沙窝子里去了。风来了，扬起的黄沙落在窑工脸上，像是给黄脸贴了一层金。风又来了，把窑工脸上的‘贴金’吹去，窑工的尸体重又暴露出来。不知哪里来的野狗、秃鹰、老鼠和蚂蚁，把窑工的尸体撕扯得一塌糊涂。还有一家煤窑，窑主见窑口冒出一柱黑烟，知道窑下着火了。他不许人向山外报告，也不想法救人，自己卷钱跑了。窑下有十几个挖煤的窑工，闻讯赶来的家属连他们的尸首都没见到。相比之下，这里的窑主为窑工着想，提前就把棺材预备下了，真的很够意思。”
刘庆邦试图以自己的写作震醒世人的麻木和不仁，用他的说法就是“改善人心”。
“社会从物质匮乏到全面物质化，人的身体成了欲望的盛筵，人对金钱的索取也到了疯狂的程度。频发的矿难是物欲横流结出的一个恶果。作家应该关注在矿难中牺牲的生灵，文学应该记录和表现他们的命运。作家的这个良知不能失去，这个良知失去了可能比矿难还要可怕。”
在越来越多的作家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城市、投向官场、投向财富时尚的时候，刘庆邦独自开垦经营着自己的文学园地。他的文学园地由两大块构成，一半是乡村、平原；一半是煤窑、竖井。乡村的一半，有春夏秋冬的时序，日月星辰的照耀，有平原的风，洋溢着乡间的气息，那里有传统的人伦、亲情、道义和梦想；煤矿的一半，是另一种特殊的生存，闷暗的环境、强悍恣肆的灵魂、粗鄙的语言、残酷的复仇。进入地层深处的人们，被置于幽暗、险恶的环境，那里有死亡和本能需求匮乏的阴影，有地下火一样的顽强和灼热。刘庆邦不断的写着他的矿区小说，写着他心目中的矿工们。《走窑汉》、《检身》、《窑哥儿》、《家属房》、《找死》、《宣传队》、《黑地》、《琥珀》、《屠妇老塘》、《血劲》、《白煤》、《水房》……那些生存在黑暗之地的窑工们，可以通过刘庆邦的笔从暗无天日的地底下走出来，走到世人面前。
《神木》在《十月》文学杂志发表后被《中华文学选刊》转载，转载小说的杂志收到湖北一位矿工寄来的大红绸子，那位矿工感谢刘庆邦关注矿工生存的关注，感谢他为矿工写作的热忱。
王安忆去矿区跟人说：到陕北，只要提路遥就有人管你饭；到矿区，只要你提是刘庆邦的朋友，就有人管你酒。她也是听人说的。
刘庆邦高兴听到这个说法，他认为这是矿工们给他的最高礼遇。[南方周末]
相关链接
我和矿区
●周梅森（作家、编剧）
矿区对我的写作有很大的影响，现在包括我作品中的气质，都跟我做矿工时候养成的性格有关。我走上文坛写的第一部小说就是写矿区生活的。那是民国八九年在河北发生过一次瓦斯爆炸。当时北洋政府统治下的矿业，矿井爆炸不断，矿主要封窑，但是还是有人下去挖煤，结果就引发一场巨大的瓦斯爆炸。那次爆炸死去上千人。我根据这次矿难写出长篇小说《黑坟》，我带着这部作品在1980年代走上文坛。
现在我在写长篇小说《国家公诉》的时候也写到过煤矿，电视剧《国家公诉》也拍到过煤矿。我当然很关心煤矿，关注煤矿是因为我的根在那里，我的父老兄弟在那里。我很早就在矿区工作。上中学的时候就开始在矿井里勤工俭学，工作以后做矿工。我在煤矿的时候，煤矿事故也很多，出事是家常便饭，但是那时候好像并没有像现在这样恐惧。那时候我们把自己称为特别能战斗的队伍，有牺牲，但是不害怕牺牲。我在煤矿的时候也遇到过瓦斯爆炸，有一次瓦斯爆炸死掉70多人，我正好不当班，逃过一劫，那是我即将调离煤矿的时候，我的班组里死了一个矿工。
在煤矿有一个规定，就是百万吨死亡率，百万吨死亡率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每采100万吨煤就有一个死亡的系数。我在矿区的时候，我记得国家煤炭部规定的百万吨死亡率是两个人。就意味着生产100万吨煤死亡要低于两个人。煤炭生产就是在这么一种条件下进行的。采矿业就是这么一种特殊的行业。在和平年代，煤矿工人每年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这是别的行业没有的。但是当年我们认为那是煤矿工人对社会所作的特殊奉献。我们并没有怨言，我们坚持生产，经常为完成国家规定的生产任务加班加点，流血流汗。
现在的矿井不一样了。我弟弟现在还在矿区做矿工，现在的矿区跟我们做矿工的时代完全是两个样子。我在矿区的时候，矿工和矿长没有差距，顶多是几倍。矿长经常跟矿工同吃同住，现在我弟弟和他的矿长的收入差距是几十倍上百倍。
不公正就会有很多问题出来，以前我们是不安全不生产，因为生产不涉及矿长的奖励。现在因为生产涉及到矿主的暴利。有很多时候明显的存在安全隐患，矿长也敢赶着矿工下井，很多时候灾难就是这样发生的。
●刘恒（作家）
我没有当过矿工，但是我很小的时候就钻过故乡的煤窑。窑口生着灶火，我坐在炉台上听矿工们聊天儿。他们穿得破破烂烂，却都是嘻嘻哈哈的样子，没有一丝哀伤和悲凉。民间对意外之死有一个说法，叫做———横死。严格说来，横死也是一种正常的死，因为古往今来，横死的人太多了。死亡是人世间不得不经历的痛苦。对人来说，没有什么痛苦是不能承受的。在悲剧的必然性面前，悲剧的或然性也是必然的了。看看历史和现实吧，战争的影响都是有限的，矿难的影响能有多大呢？痛苦只对痛苦者本身有意义，而人类的重大缺陷之一恰恰在于———我们并不真的关心别人的痛苦。矿难不断，根源恐怕也在这个地方。
我对故乡始终关注。前几天读晚报，发现那边又有几个窑主因为矿难被判刑了。不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死去的人已经不能复活，而未来还会有人在煤层里死去。
我觉得跟煤炭有关的所有关系似乎都失去了平衡。对矿主而言，利润和良心无法平衡。对矿工而言，生命和生存无法平衡。对社会而言，资源和消费无法平衡。最后，人类和环境无法平衡……我关心矿工们的处境，但是我显然更关心我自己和我的亲人。尽管没有必要，可我还是要请他们原谅，因为我无法给他们哪怕一点点实际的帮助。
我至少做不到一件事——我不能跟他们去并肩挖煤，更不想跟他们中的不幸者一块儿被埋在地层深处。我只能廉价地表示同情，廉价地替他们表达愤怒，而这些并不需要我付出任何代价。在电视里看到死难者的家属痛哭失声，我老伴儿的眼圈红了，我的鼻子也发酸。我们能做的就是这些。关了电视，我们需要面对的是自己的人生和种种难题，我们很快就把别人忘掉了。[南方周末]
感慨老乡煤窑打工
打工阎王店，拼借盘缠钱。
老大就河北，老二偕武安。
掘井吸煤石，终年不见蓝。
沼气七窍入，肉色炭漆颜。
传语家书至，开展苦泪寒。
提留并农税，课捐费乱摊。
妻儿催要款，无奈读书难。
急煞如锅蚁，其情何以堪？
生来知命苦，不由抢呼天。
一夜发花白，三日人狂颠。
打工事不成，悬命需银元。
百计皆用尽，三年始能言:
“父死无所谓，望儿做高官！”
2001年7月中旬南丹县一矿井发生水漫灌
灭杀81命纪实
广西有个南丹县，掘井开山矿变钱。
兄弟近邻皆来投，人生百世逢春天。
虽是身心扩地狱，窃喜有处补家宽。
矿末飞腾掺拌汗，漆颜心净洁如莲。
命苦卖身阎王店，强于下岗把家还。
可怜掏矿不休止，岂知矿石肥达官。
奸商贪官互设局，要矿不惜损命寒。
工农儿女算个啥？官子官孙龙凤蛋。
天灾人祸一时降，海灌矿洞甚凄惨。
八十硬汉皆为灭，可怜有家家遽残。
温水漫煮灵与肉，骨体短缺不能全。
死者多半化为泥，生者彻痛何以堪？
老父昏僵厥，老母扶杖颤；
其妻号泣愿替生与死，奈何膝下骄儿呼娘甚可怜。
人活百寿归一了，死前尚能遗一言。
骂夫不测吉日死，恳乞梦中共月圆。
皆知悲泣惘然事，何如不详长恨天？！
做个小民太多难，呜呼哀哉透心寒。
民命似禾腰折断，钢铁官家善售奸。
纠警封死冤魂洞，强暴记者伸民冤！
天知地明岂能瞒？从古至今仁为先。
官大高威多遗忘，扪心想来甚是惨！
“老天老天呼老天，何日能见尔开眼？！”
“官长书记生得壮，别是小民所下蛋？！
天变地变人亦变，哪能及得尔善变！”
呜呼——哀哉——甚可怜！
2001，8，12
[科学人.无名氏杂诗选登]
巴人论评
煤炭还在和煤奴们的生命一起燃烧
今天是西方的圣诞节，但矿工们还在不知疲倦地在地下劳作，他们中是很少有人知道什么“圣诞节”的。中国的矿工是中国死亡率最高的工种的，尤其是煤矿工人。要说我们所烧的煤炭，燃烧的煤炭实际上是在燃烧煤黑农工兄弟们的眼泪和血汗甚至是年轻的生命。许多年来，煤矿始终缺少阳光对生命的关爱。生命在这里只是一种黑色的符号，他可以和煤炭一起燃烧化尽。
这多年来三个代表一直响彻云霄的日子里，煤矿深邃的矿道仍然是更多地通向死亡的尽头。中国不能没有煤工，因为没有煤工们掘煤中国经济就会大大倒退。然而，煤工们的生命却是最为脆弱的！又有哪个党派真正地在关切他们生命的有所值呢？！这些掏煤的煤奴们，他们多是来自过去称之为受“三座大山”压迫最为深重也最为底层的农民工，都是些“大跃进”以后还能苟活残留下来的人们所抚养的一代崭新的廉价劳力。他们背负着家庭的梦想，为了改变自身悲苦的命运，他们也就只能这样了——在黑暗中前行、劳作而为他人带来光明与温暖！人们看见的只是煤炭，看不见中国煤炭浓重的血腥！但我以平等的生命来看，我的心真的实在不敢想象燃烧着的煤炭！煤燃烧时的声响就像是昨日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在如诉如怨，红色的火苗就像是颗颗心脏在跳动，我真的不敢看，不敢想。
新时代可怜的煤工们，不知何日里才能获得哪怕和执政党官爷们不一样的但也能有最为基本的生命权！至少是在保障生命的前提下劳动！也许这个奢望只能是等到以后不知何个新党才会有的企望吧！当然，我知道历史是会有答案的。[苦菜花
2004-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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