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燃煤产生有毒气体，贵州西部居民浸染砷毒、氟毒数十年

　　-关注焦点

　　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一种怪病笼罩黔西北织金县荷花村。得病的人，都有牙齿变黄变黑、腿呈X型或O型、躬腰驼背或者手臂只能弯不能伸等症状。后被证实是氟中毒所致。据统计，到目前为止，贵州有1000万氟斑牙患者，64万氟骨病人，以县为单位，氟中毒的人口1900万，占贵州人口的一半。

　　1976年，在黔西南的兴仁县交乐乡，中国确诊了第一例砷中毒病例。至今为止，贵州西南地区确诊的慢性砷中毒患者至少有3000例，另有6个县大约7万到20万人口也因使用含砷量高的煤而受到砷毒威胁。

　　因燃煤含毒，贵州西部居民浸染砷毒、氟毒数十年；而防治不足导致村民生活陷入因贫致病———因病更贫的恶性循环。

　　氟骨病使成人骨头酸痛腰无法直立。

　　黄褐色的氟斑牙，是氟中毒的典型症状之一。

　　屋内烤火、屋上烤玉米，是贵州农村常见的生活场景。正是这种没有烟囱的敞炉，使得燃煤中的氟和砷悄悄侵入人体。

　　“六七年前，我一个人种十多亩地，一年要烧4窑砖。”55岁的邵先进说，当年的他曾有2万多元的存款，准备盖房娶媳妇，好日子原本是可以期待的。如今，病入膏肓的邵先进躺在床上，等待死亡来临，长期暴露在高砷环境下的他已是癌症晚期。

　　熟悉邵先进的人说，正是他的勤劳———每年用含砷煤烧4窑砖，毁了他的健康。但邵先进以及贵州西南部叫交乐乡的地方的人，不得不在这样的生存悖论中挣扎。

　　烧煤如吸砒霜

　　“交乐乡本地的小煤窑产的煤含砷量极高，这里的人用敞炉的方式取暖、烘干粮食，砷可以通过皮肤、呼吸道和消化道进入人体，造成砷中毒。”

　　2月22日，正逢赶集的日子，贵州省黔西南兴仁县疾控中心的黄建香和朱爱华陪同记者来到砷中毒最严重的交乐乡。1976年，朱爱华作为知青曾在这个乡劳动了3年，也就是在这一年，在交乐乡，中国确诊了第一例砷中毒病例。

　　“交乐乡本地的小煤窑产的煤含砷量极高，这里的人用敞炉的方式取暖、烘干粮食，砷可以通过皮肤、呼吸道和消化道进入人体，造成砷中毒。”朱爱华边走边向记者说。

　　天无三日晴的贵州又湿又冷，但来赶集的人却是摩肩接踵，朱爱华在街上不断遇到熟人，他和他们打着招呼，询问他们的情况。

　　“他就是一个砷中毒病人。”朱爱华停了下来，拉着一位中年汉子说。

　　患者叫黄金书，43岁，正在叫卖他的两捆甘蔗。他把手伸开给记者看，那也是一双癞蛤蟆皮一样的手，长满了玉米粒一般大的痱子，黑黑的一片。“已经有20多年了，痒的时候我就用指甲刀把痱子剪掉，剪的时候要流好多血，过不了多久又长出来了。”

　　“他也是。”没走几步，朱爱华又找到一个砷中毒患者段正强。56岁的段正强除了具有黄金书同样的症状外，他已感觉到左边肋骨部位开始变硬。

　　朱爱华介绍说，砷中毒的常见症状为皮肤损伤，包括手和脚的角化症、躯体色素沉淀、皮肤溃烂、皮肤癌等。内脏器官中毒的临床表现也很明显，包括肺部机能障碍，神经疾病、肾毒等。肝硬化、腹水及肝癌是砷中毒后造成的严重后果。

　　砷中毒是不可逆转的，一旦患上即永远成疾，药物只能减缓病情加重，并且因为没有市场，几乎没有药厂生产这方面的药。

　　“我到兴义的医院去照片，照片后医生也没有告诉我是怎么回事，什么原因。”段正强说，他心疼他做检查花费的两百多元钱。

　　“兴仁县有2000名砷中毒患者，但这是以前粗略的统计数据，现在到底有多少，我们还没有做细致的调查。”同行的兴仁县疾控中心副主任黄建香说。而中科院贵阳地化所研究员郑宝山估计，贵州西南地区自1976年以来确诊的慢性砷中毒患者至少有3000例，仅兴仁一县就有约2000例，另有6个县大约7万到20万人口因使用含砷量高的煤而受到砷毒威胁。

　　全省一半人氟中毒

　　荷花村几乎没有身高达到1.7米的，并且大都干瘦。这里没有活到70岁的人，一般是五六十岁的时候就死了。

　　除了砷中毒外，氟中毒是另一个由燃煤带来的威胁。

　　“贵州的地方病主要有三种：碘缺乏病、地砷病和地氟病。碘缺乏病是全球性的疾病，基本已得到控制。地砷病主要在黔西南地区，而地氟病是全省性的疾病。”贵州省疾控中心副主任安冬说。

　　他对贵州氟中毒的情况也烂熟于心：“贵州有1000万氟斑牙患者，64万氟骨病人，以县为单位，氟中毒的人口1900万，占贵州人口的一半。”

　　氟中毒的严重性要远远高于砷中毒，贵州氟中毒最严重的地区是位于黔西北的织金县。春节后，记者来到离织金县城10公里的荷花村。

　　荷花村周围郁郁葱葱，空气清新，但是荷花村的人们长期以来都认为这里“风水不好”。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一种怪病笼罩了这个山村，得这种怪病的人，都有牙齿变黄变黑、腿呈X型或O型、躬腰背驼或者下肢瘫痪、手臂只能弯不能伸出去等等症状。

　　在荷花村，随处可见弯腰驼背的人，即使是骨头还没受到损害的年轻人。村里几乎没有身高达到1.7米的，并且大都干瘦。据村里的人说，这里几乎没有活到70岁的，一般是五六十岁的时候就死了。

　　村民杨正权的父亲去年夏天在屋外摔倒之后就不能行动。杨正权曾到外省打工，感觉到自己干活越来越吃力后他不得不回到家里，“我早晚都会像我爸一样。”他显得无奈而又麻木。32岁的他还没有娶到老婆，因为流行怪病，村里的姑娘都想往外嫁，其他地方的都不愿嫁过来，婚嫁成了氟病流行区的年轻人的一大问题，从上世纪70年代发现氟中毒以来，荷花村的人口越来越少。

　　8岁以上的荷花村人全有氟斑牙

　　1979年，贵州省防疫站、中科院地化所到荷花村进行调查，发现当地8岁以上的人群氟斑牙患病率为100%，氟骨症患病率高达77.6%。

　　调查组对当地群众食用的粮食、生活用水及煤炭、土壤、岩石等进行氟含量检测，发现煤的氟含量为598mg/ kg，土壤的氟含量为903mg/ kg，而生活饮用水和新鲜粮食的氟含量都在国家规定的标准范围内，当时得出结论，荷花村氟中毒是由燃煤引起。

　　经调查，当地经烘烤的玉米、辣椒等农作物的含氟量超过国家标准的几十倍甚至数百倍。

　　这和砷中毒一样。据中科院地化所的检测，兴仁县砷中毒流行区居室内空气含砷浓度要比中国的空气质量允许标准高出5-100倍，空气中的砷在被烘干的食物表面形成覆盖层并渗入食物，使得辣椒和玉米的砷浓度比普通食物要高出30-70倍。

　　艰难防治路

　　贫穷的地区，人们居住条件差，健康意识差，所以更容易患上氟病、砷病。现在人们已知道，这并不仅仅是个医疗问题，也是个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

　　对于砷中毒和氟中毒，政府曾做过免费医疗试验，效果都不好。这两种病，一旦得上就无法治愈，救助工作主要在预防。

　　要预防砷中毒、氟中毒，最简单、最先要做的方式是烟囱出屋，避免人和粮食在高砷、高氟环境下直接暴露，于是改炉改灶的工作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

　　“我们在上世纪70年代发放了第一批炉子，作为试点，国家先后3次为荷花村进行了改良炉灶，改敞炉为回风炉。”织金县疾控中心主任张晓东说。

　　贵州省疾控中心副主任安冬介绍说，贵州需改良的炉灶有300万个。但每年疾控中心能够得到的用于改灶的经费只有二三十万元，而到目前为止，贵州省财政投入改灶的数量也就是5万户左右，如果按这个速度计算的话，全省需要六百年才能完成改灶任务。如果要一次性完成全省300万户的改灶任务的话，需要拿出7.6亿的资金。

　　然而，即使是改好的炉灶也没有发挥它的作用。“回风炉只能做饭，不能煮猪食，还是敞炉好用。”村民们说，即使是使用回风炉的人家，也只是用来取暖做饭，煮猪食、烘粮食还是用敞炉。并且，回风炉一两年需要换一根烟囱，一根烟囱要100元，很多农民都不愿出这笔钱，烟囱坏了之后，回风炉也就成了敞炉。

　　单一的改炉灶也不是有效的方式。研究人员发现，改用回风炉后，室内空气的氟浓度确实大大降低，但干燥粮食的效率也降低了，延长了干燥所需的时间，结果是玉米和辣椒的氟污染没有得到同步的降低。这样虽然可以避免重度氟骨症的发生，但不能避免氟斑牙的流行。

　　在改良炉灶的前提下，改变燃料和食物结构才是有效的防治方式。

　　为改变氟中毒病区的燃料结构，政府曾为村民修建沼气槽。但沼气槽也基本上是摆设，要让沼气槽发生作用，一个家庭需要养6头猪、2头牛，这对年人均收入不足500元的织金山区的村民来说，几乎是不能做到的。

　　贫穷是和砷毒、氟毒一样严重的顽疾。贫穷的地区，食物结构单一，房屋居住条件差，厨房和居室合为一体，健康意识差，所以更容易患上氟病、砷病，而一旦患病，就会更加贫穷。现在人们已知道，砷毒和氟毒并不仅仅是个医疗问题，也是个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

　　兴仁县疾控中心的朱爱华告诉记者说：“并不是用含砷的煤就一定会中毒，还要看生活习惯。”贵州农村，玉米、辣椒都是不洗的，如果吃之前像大米一样洗洗，情况也会好得多。“朱爱华说。

　　在荷花村，处处看到“要想不得氟中毒，烟囱要出屋”的标语。“我们在全县的中小学开展氟中毒教育课，每周要有一二个课时，‘小手拉大手’，教育孩子，让孩子传输给父母。”张晓东说。

　　地方病考验政府

　　几十年过去了，对于氟中毒的认识和研究仍需要深化。“这是一件苦事，没有人愿意去做。”一位研究人员说，针对地方病患者的种种措施不易落实，深层次的问题更难完成。

　　1979年联合调查组对织金荷花村的氟中毒检测后得出的结论是由燃煤引起，而最近中科院地化所的研究成果则称，织金县煤炭平均含氟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中国西南地区的氟中毒不是煤炭造成，而是源自与煤炭搅拌在一起燃烧的黏土。

　　而早在1946年，英国一位传教士在国际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贵州的地方性氟中毒》，该文报告了贵州省威宁县石门坎4例氟骨症患者尸骨的病理资料和134名儿童氟斑牙的资料。几十年过去了，对于氟中毒的认识和研究仍然需要深化。

　　“这是一件苦事，没有人愿意去做。”一位研究人员说。

　　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中央地方病防治工作的领导机构是中共中央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由一位政治局委员主持。各省也有相应的机构，由主管卫生工作的副省长负责。1986年把地方病办公机构设在卫生部，在卫生部内设置地方病司，之后地方病司降格为疾病控制司的地方病防治处，之后又在疾病控制司内的一个处内安排一个人管地防病工作，各省的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办公室也被撤销，归卫生厅内的一个处主管。而现在则是由疾控中心下面的一个部门在做工作。

　　疾控中心以前叫“防疫站”。“别的部门无法安排又必须安排的人，就到防疫站。”织金县疾控中心主任张晓东说得很坦白。

　　目前防治地方病被列为2005年贵州省政府要做的十件实事中的第八件，今年中央拨了2400万元和12万个炉灶给贵州用于防治地方病。“明后年砷中毒将得到彻底解决，根据规划，贵州在5到10年内将基本控制地氟病的流行。”贵州省疾控中心副主任安冬满怀期待地说。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

    [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