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子民 毕文昌

　　梁：我最早知道束星北是十几年前。我喜欢看《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记得上面曾发表过一篇介绍束星北的文章。当时的感觉是，中国还有如此聪明的物理学家。最近看到作家出版社出的刘海军的《束星北档案》，这个历史人物的命运重新展现在读者面前。想到前几年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如果这两个传主好有一比的话，可以说束星北就是科学界的“陈寅恪”。

　　毕：七八年前，我也听王一方说过束星北，当时他在青岛出版社，我帮他组织过一套丛书。从他那里，知道束星北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人物。但是看了刘海军的书，还是感到极大的震撼。以前还没有人把束星北和陈寅恪相比过，因为两人的专业不同，个人命运也不相同。但有一点不约而同：陈寅恪表示如果让他出任中古历史研究所所长，请允许不宗奉马列主义的时候，束星北也向当时的山东大学校长华岗提出：自然科学第一，马列主义哲学第二。他们在当时都是有独立信念的人。面对强大的意识形态，他们都力图坚守专业的底线。如果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这两个人有相当的代表性。一文一理，可以说是独立知识分子的缩影。

　　梁：耐人寻味的是，作为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华岗，命运比束星北更惨。他在束星北打成右派以前就被打成反革命，关进监狱，以带罪之身，郁郁而终。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儿子。

　　毕：纵观束星北的命运，不能不思考一个事实，同行、同事和同学，在1949年的去留问题上，当时看不出什么差异，但几十年后一比，人们多有叹息。

　　梁：上世纪七十年代中美关系解冻后不久，在美国的哲学家王浩回中国来，当时穆旦去看他，两人感慨万千。他们同是当年西南联大的学生，但几十年后王浩是世界知名的哲学家，而1950年从美国回来的穆旦，却当了多年的反革命，直到临终前，才重现于文坛。

　　毕：陈寅恪当年也有大体类似的情况。据说那时傅斯年开过一个名教授的名单，但许多人没有听傅斯年的劝告，其中多数人的命运不好。像陈寅恪和束星北，是中国难得的奇才，可惜最后都是“千古文章末尽才”。李政道是束星北的学生，他走了，得了诺贝尔物理奖。吴健雄是束星北的学生，她在美国也取得辉煌的成就。

　　梁：如果一个时代的政治环境，连束星北这样纯粹的科学家，都要视为罪人，那真是民族的悲哀。

　　毕：在时代和个人之间，虽然我们不能说个人完全没有责任，但个人的命运最后是由时代决定的。个人是无力和国家对抗的。

　　梁：束星北是在外省遭遇了不幸。如果在中心是不是会好一点？

　　毕：从个案观察，可能会有一些这样的因素，但还是时代的问题。中心里也有许多悲剧。你可能注意到了束星北和王淦昌的关系。他们是同一量级的物理学家，又是好朋友，但王的命运却顺利得多。当然与他后来从事与国防方面的研究相关，加上他的个性平和，所以命运不同。

　　梁：我不了解王淦昌。但他能在许良英被打成右派，回到农村以后，长期每月资助他35元生活费，说明他的性格也不完全是平和二字。可能和束星北相比，他不那么锋芒毕露。像束星北那样，在王竹溪被山东大学请来做学术报告时，跳上讲台，当面弄得他下不来台，个性也太强了。中国是一个讲面子的国家，束星北这种个性，是比较罕见的。

　　毕：天才人物都是富有个性的，难免被看成怪人。我们常常感慨中国的科学和学术一代不如一代，其实不是我们没有人才，而是有人才不知道爱护。50年代，山东大学要送青年物理教师到苏联留学，其实束星北的学术造诣在苏联物理学界之上。李政道在“文革”中期回大陆，当时领导人说中国出现了人才断层。李政道说，他的老师束星北就在大陆。

　　梁：中国文化中本来有敬重读书人的习惯。但经过思想改造和反右运动，知识分子的尊严已经荡然无存。

　　毕：有才能的人为什么不能与他们所生活的时代保持平衡？而最后受伤害的又总是这些天才？

　　梁：不光是怎样对待天才的问题。那个时代，正直、坦荡的人格都没有存活的余地，天才更是在劫难逃了。特例什么时候都有，但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普遍命运不好确实是一个基本事实。

　　毕：这本书的写法也很有意思。全书有三个声部：一个声部是原始档案，一个声部是作者对知情人的口述采访，一个声部是作者的分析和叙述，三个声部互相穿插，构成一部深沉的历史的交响乐。

　　梁：在今年的出版物中，此书无疑是少有的力作。作者为写这本书。用了十五年的时间。不是十年磨一剑，而是十五年磨一剑。作者对传主活动的历史背景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在这样浮躁的年代，这都很难得。

    [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