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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规划,国家利益至上[评论]


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05-04-24

 

    2005年可谓是许多部委的计划年——现在,许多部门的下一个5年计划已到了冲刺阶段。记者在自然科学基金委、国家海洋局、财政部等部门了解到,各部委都不约而同地对这些计划感到十分“紧迫”。
    但是,有专家表示,“紧迫”的同时,更要讲究“协调”,讲究国家层面的“全局利益”。 

一切应从国家利益出发

    “目前各部委的计划大多自己制定。一个课题组可能同时接数个计划或项目,例如可以兼有‘973’计划、‘863’计划,甚至‘星火计划’等。” 科技部的一位官员曾对媒体谈到,“各部门之间缺乏协作,不同科学计划之间缺少联系。”
    “‘973’计划、‘863’计划等应该聚集的是最体现国家战略目标的科研项目,但是,毫不讳言地说,很多项目实际上各自为战,无论从导向性、战略性还是实用性都不到位,也不具有大科研课题应有的整合能力。”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也认为。
    去年年底,中国科学界的一批人士曾指出,一些科技人才为了争取科技经费,不得不绕着行政人员转,而科技经费的分配也被冠以“撒胡椒面”的说法。“我们目前经费资助的项目偏多。平衡各方利益几乎成为经费分配时首先要考虑的。”顾海兵说。
    一位著名科学家曾就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问题表示,参加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专家不应是代表本部门、本单位的专家,而应是代表国家利益的专家。同样,在论及科技项目的立项标准时,顾海兵表示:“科技经费如何配置,我认为,首先要符合社会发展目标,做国家最需要的。”
    对大科学项目,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这样说,“基础研究面对未知的领域,如同作战一样,如果说小科学项目是小的侦察部队,大科学项目则是打攻坚战。”他说,当一个科学领域已经达到一定的成熟度以后,会出现若干有重大科学意义或应用价值的目标和方向,需要大规模的投资和大批科学家参与方能完成。这时,客观上就产生了组织大科学项目的需要。由此,科学的前沿和国家需求的目标催生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
    大到国家中长期规划,小到一个科研课题的立项,专家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标准——一切从国家利益出发。国家有限的资源能不能很好地集中起来,是我国新一轮科技规划必须认真解决的问题。

让社会科学家介入科学规划

    如何通过规范的竞争来判断国家的资助应向哪个学科、哪位科学家倾斜?专家们建议建立一种“集思广益”的制度,从制度上保障汇集全社会有识之士的智慧。顾海兵提出,首先应该由社会科学家介入国家的科学规划中,甚至是科研立项,他认为有三点可以阐述其必要性:
    首先,在更广泛更宽阔的层面上确立科研项目。每位科学家都会认为自己的研究领域、研究课题是重要的,这时就需要有第三方来超越相关利益,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来确定国家的利益和社会的需求。
    第二,制造用户。社会科学家从某种角度来讲,是可以制造消费用户的。这就好像一个产品或一项技术不是工程师来决定它的销量或是需求度,而是由市场来决定的。社会科学家正是研究和分析社会的,因此他可以指出用户在哪里,用户最需要的是什么?
    最后,避免自然科学家的内耗。目前的科研经费是由学科带头人先划“大地盘”,再将经费层层落到每个项目上,致使要平衡许多因素,而且科研项目多而滥,大多属于低层次重复。

把有限的经费用在刀刃上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对科技经费的投入一直在增加。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在一次报告中说,5年来(截至2003年),国家财政用于科技的投入累计2670亿元,比前5年增加了一倍。全国研究与实验开发经费从509亿元增加到1043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0.64%提高到1.1%。但另一方面资料显示,我国的科技竞争力自2000年以来,一直在世界第24~26位之间徘徊,并没有因为科技经费的增多而相应提升。
    中央财政还较大幅度地增加了国家“863”计划、自然科学基金、知识创新工程等专项投入。但是,“所投入的资金被过多的这计划、那项目分散了,”顾海兵说,“举例来说,如果把分给两个组的经费只给一个组,失败的可能性也许会增多,但是比起低层次的重复,则有更多成功的机会。比如,做同一个实验,两个课题组各做5次,大家很可能都没成功,并且两者都没有第6次机会,而让一个课题组独自做10次,那意义就不同了。”
    中国的科研体制呈倒金字塔状,科研人才和科技项目集中在中央和省级单位,而基层的经费、项目和人才几乎成空白。顾海兵认为,单纯看这些“国家队”,显得科技人员和科研项目“臃肿”,这也是科研经费不能有效利用,成“撒胡椒面”状态的一个原因。

    [科学时报]  

 

巴人论评

科技发展规划必须民主决策、科学决策

    近来,我国科学技术管理工作从政策和认识上都有很大的进步,成绩固然可喜,但是问题仍然颇多。眼下又进入新一轮科技发展规划敏感时期,于此,我还是想就中国科技规划谈谈作为一个公民自己的一些看法。

    要让真正懂科学的人来做科学发展规划

    科学发展规划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一件大事,事关国家发展能力和后劲的大事。这样的大事要做起来,真正得心应手的当是那些真正懂科学的专家,而不是政治性文人舞枪弄墨就能够合理完成的。

    我国长期以来都是一贯执行党决定一切的模式,实际工作中还完全演变为党员决定一切、领导决定一切、甚至领导的亲信决定一切的情况。科学发展规划这样的大事更是闭门造车,帷里说事了。这不能不说是我国科学发展长期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更有甚者,一些领导干部也将科技规划视作一般性的工作,派出自己的亲信把持科技管理部门。那些科技管理者也自认为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只需要按照领导的指示办就可以了。一些有门路的人还将科技管理部门作为稳定而无风险可以伺机向上爬攀的跳板!他们的无知和为了个人利益的需要,其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往往是葬送掉一个大国最重要的发展机遇! 古人云:“知耻而后勇。”这的确是很重要的事情。

    历史证明,一党执政下的亲信权治往往是不可能干好科技发展规划的!他们的认识和思想不在科技发展本身,而是误作他想了。专家的小腿总是趔不过把门人的小话。这不仅仅是贻误了国家和社会发展契机,而且也严重荒废了广大科学工作者的才智和精力,同时也戕害了他们自己。

    就科技发展规划本身来讲,不仅应当由真正懂科学的人来执事,而且他们也必须广泛听取各个科研部门的科学人士包括科学爱好者的意见。懂科学的人也不能独断其事。这也是避免个别搞科学规划的人专利自己的研究学科发展的偏向性问题出现的有效办法。科学规划必须民主决策!

    科技发展规划必须有大手笔

    长期以来,我国科技发展规划往往是滞后于世界科技发展。许多科技项目多是以跟踪国际先进水平,填补国内空白为基调,科技发展规划严重缺乏自信,缺乏远见卓识,缺乏科学预见性和创造性。

    之所以科技发展规划形成如此情势,原因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外行指导内行。由于我国长期是科技门外汉规划指导行内人,外行们不太懂也就不敢有所自信。对一门学科不够深入了解,对该学科世界研究动向不甚明了,规划起来自然就十分困难,难以得心应手。

    二是知识分子命运悲壮坎坷。孔孟没有地位,知识分子在中国长期被压制为“小资产阶级”,遵奉为“臭老九”,这种红色独裁制造的“丑恶”和“仇视”使得广大科学工作者十分缺乏积极性和创造性。科学界没有阳光的日子太多了。

    三是科技规划鼠目寸光,不敢越雷池半步,怕承担风险和责任。我国科学管理阶层落后和封闭的意识也使得科学规划缺乏远见、缺乏创造性和预见性!看乌纱帽比科学规划本身还重要。

    四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执政党长时期大范围开展阶级运动,整人哲学指导下造成国家经济落后,财力不足,导致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投资捉襟见肘。

    五是国家资源配置严重错位。用于政治形势宣传可以大把大把地花钱,以至于张宗昌等党干可以挪拿几亿元到澳门大赌特赌而长时间不为发现,可要资金用于科学研究和科技开发就比登天还难。...

    如此多的因素自然也就让我们对中国科技规划另眼相看了。我们不知道这一次科技规划是由从政者先行讨论后再规划,还是科学人士讨论后再送达他们过目。这真是一个非常可笑的谜。

    中国科技发展现实规划必须要有科技大手笔、大动作。这是含糊不得的。中国科学界沉闷得太久了,世界也需要催醒中国科技大发展,中国科技也赢来了大发展的机遇。只有大手笔大动作下才可能生长出无数枝枝叶叶,也才可能结出累累硕果。“大带小”不仅容易,成片开花结果更会生生不息。

    而要有大手笔、大动作,首先就必须开拓思路,眼界要大,视野要阔,要敢于立大项目,敢于应对世界尖端难题,敢于介入高精尖领域。尤其是基础领域,上成千上百个小项目不如联合起来集中精力、人力、财力上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大项目。胡椒面要撒,但不能一味地撒胡椒面!不拆掉茅草房就不能完成改建高楼大厦!

    中国科学现在许多基础研究领域落后,不能说这与“撒胡椒面”跟踪世界潮流策略一点关系没有。古人云,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此话在科技发展策略上也是可以反用的,尤其是对于科技发展中的国家来讲。年年“撒胡椒面”,各个领域都不能有所大建树,相反,如果有的放矢分配资金,那么就会在某一个大的科学领域形成强劲势头,就可能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世界前沿,甚至成为领跑世界学科发展的旗帜。在此情况下,世界科技强国也未必不另眼相看。

    可见,制定科技发展规划本身所需要的决策意识尤其重要。没有决胜千里之外的超凡胆略,国必受累,民必受苦,天下无谋自危!如美国等国家的决策者都是竞争而出,他们的决策者不因为亲信或私交关系而严重左右科技发展规划,因而他们科技发展持续能力强劲;但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个官本位思潮泛滥的国家来讲,科技立项、大政方针决策恐怕就需要国民深思了。

    科技发展规划也要重视科技服务和协调

    我们在科技发展规划中立项的多,但是做服务和协调的少。这个思路要有所转变才行。

    对于科技规划当然往往是以科技立项来体现,但是我们的科技立项缺乏协调和服务。比如说,有些科研立项看似很冠冕,实际上多有重复的。我们应当把这些重叠性的科研立项通过联合的方式,将人财物集中起来,让这些研究者合作,以合作立项的方式将项目做大做细,这样的效益也就发挥得更为极致。这也避免了重复设置,同时也扩大了交流,极大地锻炼了科技队伍。

    现代科技项目更多地是需要联合和协作才可能做得更好、更深入、更精彩、更富有成果。科技发展规划中就应当对那些近似的项目、关联性强的项目进行科学甄别,对他们进行合理的调整和指导性服务。我国在这方面几乎是一个空白。那种为项目而规划的科技规划应该停止了。这种科技规划方式也严重制约了我国科技项目不能走向世界和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要搞好科技立项中的科技项目协调和服务,成立一个专门的科学服务团体是必要的。有些学术性的东西和科研项目在确立之先就必须找相关的科研人员一起来讨论。从科学意义上讲,未经同科研项目主持人员一起参与集体讨论的科学项目,通过立项都是不科学的。一个项目集体通过之前,哪怕到了最后签订协定书了也需要专家们同项目执行人进行讨论后再确定。

    科技立项要逐步转变到跨学科、跨门类更大范围集体讨论情况下立项。这不仅是民主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对立项更有针对性和更负责任。不能因为某人拥有“大头衔”,戴有多少顶“帽子”就免了立项讨论和科研立项答辩,这是不负责任的,也是不科学的!科学真理面前无老少,科学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其实,科学方面的认识也需要在集体讨论、思想交流中才能得到升华和提高。科学立项的完善性也在这里。科研立项讨论不足的问题也是我国科技规划中亟需要改变的不良习惯。

    同时,我国科研立项还需要确立项目主持人负责制。这也是一个急需转变的观念。谁拥有项目,谁当是项目主持人。因为他们对这一项目的认识可能比其他人更明白一些。项目再大,也应当实行项目主持人负责制度。相类似项目应对细目进行划分,在确立主次的情况下走项目联合管理的模式,设立项目首席专家,主持人主次也是清楚的。大科技大联合,合作非常重要,不要搞得风墙不漏。

    要走科学人才立国的道路

    所有的科研项目都是人才来完成的。科技发展最重要的是人才。我国官僚们“重视人才”调子吼得是很高的,可真正心平气和办实事的就很少很少了。有人评论说“胜过叶公好龙”,我看也是不冤枉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可能大多数官僚都是害怕自己的官位不稳,耽心心后来者的影响超过自己了,乌纱帽朝不保夕。这种现状的约定俗成也与将稍有成绩的人士硬拉上官位“戴红花”“给荣誉”“搞重视”的“假洋鬼子”做法有关。真正的重视还是要“因材施用”。“因材施用”是我篡改孔子“因材施教”来的,说反动也好,道虚伪也罢,但我觉得“因材施用”可能还是很值得捉摸的。搞研究的就是搞研究的,未必他就一定要当官,他也未必就如官僚们“官为美”地去想。用人也要讲人道!

    多年来,中国许多科技英才英年早逝,究其原因都归之为他们自身存在许多客观因素。我看不尽然。而今,大多数科学工作者的生活条件和科研条件还都是非常不好的。也许一些科技精英分子他们的生活条件很好了,吃穿用不愁了,但他们的科研条件也未必就是很好的。有许多人还是在没有很好健康保障环境条件下展开工作,我们现在不能总是拿居里夫人时期的工作环境条件来鼓励年轻一代的科学家们去拼搏,那是很得不偿失的。现在的许多科研项目都必须在更加接近物理、化学等环境极限条件下才能完成的,这些强物理、化学条件对人身体健康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我们不能够总是在一个个项目完成以后不久就丧失有才华的科学工作者。这方面的情况还没有得到执政党官僚注意。

    科学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就是他们的劳动成果。他们应该从科学成果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应该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员从自身的研究成果中获得很好的报酬,尽管他们的研究可能是立马见不到什么实际效益的基础研究。如果科研工作者的劳动得不到合理的回报,也意味着他们不属于社会尊重的对象,那么全社会就会从他们的身上获得不能从事科学研究的启示。我国近来物理学科研究人才缺乏的现实就是一个明证!

    真正的科学天才如昙花一现,可能一些国家往往需要几百年才能一遇,一个国家和社会不可能时时拥有如此的美妙。如果我们随意抛弃这样一个十分难得的、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希望的科学之星,那么我们的所作所为的意义将会是什么呢?!

    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国家和朝代的变革或社会复兴,都是因为产生了一批具有历史深远影响的人才,他们所创造的价值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具有奠基性的意义。没有这样一批人才,社会改革实际上不过是某些制度暂时性地修修补补,这样的变革在历史上也是不会取得巨大成功的。换句话说,不能产生创造先进文化和历史价值的学术大师和文化巨匠的社会,改革终归是失败的。创造先进文化和历史价值的文化巨匠和学术大师,实际上他们就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走向繁荣富强的一面旗帜。他们的影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决不同于走马观花的看客!

    更多的话我也不想说了。总之一句话,科技发展规划很要紧,但更要民主、科学!

    [狗官霸夜半注毒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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